余杰杂文集-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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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郭氏病重时，周扬曾到病房与之长谈。周扬说：你是歌德，但您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秦川所著的《文化巨人郭沫若》一书这样写道：“这位《浮士德》的译者，听了笑了。郭沫若和歌德一样是文化巨人，是自己民族的骄傲。”我相信郭氏的笑并非苦笑，而是真心诚意的笑、心满意得的笑。正因为如此，郭氏一生的悲剧才达最高潮。一九九六年的一个周末，我在北大柿子林的旧书摊上，看到一叠一叠的《郭沫若全集》，装潢精美，纸张上乘，印刷清晰，一套有近一米高。然而，几乎无人间津。摊主对我说，积压了很久，书库当作废纸批发给他们，他们拿到大学校园里，希望能以每本一两元的价格卖出一些。我挑了几本，倒不是怜悯书的不幸命运，而是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郭氏的著作毕竟还有史料的价值，抱著几本大书回宿舍时，我痛切地感受到，历史是多么残酷无情，任何人都逃避不了历史的评判和奖惩。鲁迅的全集不停地再版，现在卖到六百元一套居然还供不应求，而郭沫若的全集却只能沦落到旧书摊上贱卖。郭氏当年骂鲁迅是“双重反革命”，殊不知历史却狠狠地嘲弄了他这位“革命者”。
记得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构成一个独立的阶层，是由于他们恪守知识和思想的信念，以极强的自觉意识承担著社会发展的责任，肩负著人类的道义。”这个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不算苛刻，但如果用来衡量郭沫若，郭氏显然不及格──他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以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
作为郭氏的乡梓，这样评价他本非我所愿，但我又不得不么做。当我走进郭氏在沙湾的故居时，心情非常阴郁，这座大宅院出奇地阴暗和拘谨，即使在四方的天井里也暗无天日，天井里的青石板地面爬满厚厚的绿色的苔藓。也许郭氏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这个阴森冷漠的院落，虽然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住进一座富贵堂皇的巨宅，但在两座宅子里他的心情想必是一样的，一样的压抑、一样的麻木。
王府大宅正是郭沫若致命的弱点。俗话说：“拿人手软，吃人嘴软”，住在这样一栋华屋中的国家副主席、中科院院长，只能是住了人家的房子骨头软。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牺牲，就没有什么能够坚持的了──一个儿子精神分裂、在军人中自杀，一个儿子活活地被造反派打死。作为父亲，他连一声抗议都不敢发出。“要作时代的留声机”，他留下了些什么样的声音呢？留下了一曲回荡在白骨与废墟之上的“欢乐颂”。
爱默生说过：“人文知识分子不应该把对知识的追求当作获取报酬的职业。追求知识和真理是不可能为他带来任何世俗世界中的物质利益的。他只能依赖另一些职业生存，例如充当灯塔守望者。”不知道郭沫若看到这段话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他把文学和学术当作了换取显赫头衔和王府大宅的等价物，他比待价而沽却狼狈如丧家之犬的孔子要幸运得多，他获得了政权所能给当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礼遇。然而，这种礼遇背后却是对其人文价值的彻彻底底的消解。他渴望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他必须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他的人，他的书，留下的仅仅是一道前车之辙。
在给“小朋友”陈明远的信中，郭沫若才吐露出他的一点点心声，好像是向秀当年的《思旧赋》。其实，中国知识分子生活是一处亘古如斯的历史时空。从向秀到郭沫若，一步也没有迈出去。所谓“现代”，实质上还是古代。王府花园依旧，主人仍也只好依旧了。
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一九四七年七月，山西兴县。一名被押绑的中年知识分子被武装人员押送到破庙后的僻静处，大刀抡起，刀落头落，鲜血狂喷。之后，尸首被扔进一眼枯井，倒入泥土掩盖，从此消失。
被杀的人的名字今天已经不为人所知。然而，他的死却开启了一幕悲剧，一幕本世纪下半叶知识人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人们以为文革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我却认为，那仅仅是高潮，一切早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那位被杀戮的书生，是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他的名字叫王实味。
一九二五年，王实味考入北京大学。“五四”运动之后的北京大学，宛如百川归大海，有容乃大。与王实味同班的同学里，有一位也是将在本世纪文化思想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他就是胡风。一九二六年，王实味在北大四斋创作短篇小说《杨五奶奶》、中篇小说《毁灭的精神》，并向《现代评论》投稿。主编陈西滢读完之后，大加赞赏，破例开出三十元的稿费。在自叙传式的中篇《休息》中，烈焰般的情感与怒涛般的浪潮展露出作者超凡的才华。王实味以稿费维持生活，后来实在无法继续学业，不得不半途休学。此后，他开始大量翻译外国文学名著。数年间，他一共翻译了上百万字，如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哈代的《还乡记》、都德的《萨芙》、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他的译文别具一格，有著“蓬勃的人性之热与力。”
一九三七年，在抗日的烽火中，王实味奔赴延安，延安是那一代青年人心目中的“灯塔与明灯”。他投入到马列著作的翻译与研究之中，四年内译出两百万字的著作，如《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价格、价值和利润》、两卷半《列宁选集》。由于在文艺和翻译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
随著对经典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延安现实的全面观察，王实味发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是否可以不择手段而达到目的？在这样的思路下，尖锐的对立产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否必须以牺牲个体的精神自由为代价？民族的解放、社会的整合是否能与人的解放、国民性的改造统一起来？龙种是何以变成跳蚤的？
理论家的悲剧缘于理论的尖锐和实践的固执。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开始。这实际上是十五年之后那场规模更大的“阳谋”的预演。二月十七日，王实味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杂文《政治家、艺术家》，接著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野百合花》。他承续了鲁迅“改造灵魂”的思路，以及北大精神中最可贵的一面“常与黑暗势力抗战，即使只有自己”。他在天上见到了深渊，他毫不留情地批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批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坚持艺术家的责任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从而与“欣欣向荣”的主潮形成激烈的冲突。
医生遇到了讳疾忌医的病人，“真”与“假”的命题被强权置换了。在延安，王实味大概是研读马列原著最深入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但是，当众多不读马列的“真马列主义者”把他当作“异端”之后，他便成了“反革命茅坑”中的“假马列主义者”。假如马克思地下有知，恐怕连苦笑也笑不出来吧？正如鲁迅所说：“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著，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要怎样感叹。所以，如果活著，只得迫害她。待到伟大的人物化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大时，他已经变为傀儡了。”
“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批判一开始，王实味没有低头认错。自东汉以来，河南人就颇有“强项”之气。身为河南人的王实味又禀赋了北大的抗争精神，喊出了“绝对民主”的口号。他说，作为人格独立的知识著“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对经典理论的爬梳与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使他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
正如卡夫卡所说，太阳的光芒市场会被乌鸦的翅膀所掩盖。扑面而来的是对王实味暴风骤雨式的批判。在巨大的压力下，王实味被迫检讨自己错误的根源在于“有浓厚的虚无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和“极端顽强的自以为是”，并说自己“神经确实有些异状”。然而，随著毛泽东和康生的介入，批判的性质很快发生改变，由“思想错误”变成“敌我问题”。与王实味有交往的同事、朋友陈传纲、王汝琪夫妇和潘芳、宗诤夫妇也被牵连进来。一个“反党五人集团”产生了。一九四二年底，王实味被关押，受到残酷的“逼供信”的审讯。一九四六年，康生亲自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奸细分子”的结论。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军队占领延安。在撤离过程中，保卫部门认为王始终是祸害，因此“根据王的罪恶及表现，实属无法改造，故请示处决批准后，我们于昨夜在兴县将王秘密处死”。
一颗“对于一切被践踏与被欺侮著怀有无上悲悯”的心灵停止了跳动。这不仅仅是一颗心灵停止跳动。我把王实味的被杀看作“前文革时代”的开始。因为王实味的被杀，意味著“思想”可以被定罪，“思想者”可能遭到“秘密处决”的命运。
一九零三年“苏报案”，清廷暴怒，欲凌迟处死章炳麟、邹容。但租界当局坚持依法处理“国是犯”，判决极为轻微。由此给这个“思想狱”的大帝国带来一线生机。“苏报案”下启五四新文化运动，十六年之后，思想狂飙得以突进。中国迈出走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在失控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真空里，言论与思想的自由在某种制度上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均有赖于此自由之风。
自由走向自由的反面，最明显的迹象就是一九四二年的“整风”。此前，有苏区“肃反”、“AB团”等一系列事件，所杀者亦不计其数。相比之下，王实味仅仅是一介书生、一个纯粹的思想者。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而是马列思想内部的“修正派”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他连“国是犯”的资格都不够，至多算个“党是犯”──而且仅仅是思想、理论意义上的。对这样的一名知识人“秘密处死”，使崇高的理论吞噬了理论的崇高。鲜血流淌，人头落下，祭品摆上，祭礼开始。一旦杀戮被赋予正义性，那么茹毛饮血的狂欢就将在“最现代”的情境中展开。
思想的出格导致生命的终结，对思想者的屠杀则导致整个民族患上了灵魂的“败血症”。理性的谋杀在线性进化的历史观中得到了开脱。王实味的被杀意味著：在此后的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思想”将不再成为“可能”。
王实味与胡风、路翎一样，与陈独秀、瞿秋白一样，是诗人，是软弱的、天真的、敏感的、热情的、悲悯的、忧郁的诗人。诗人注定了要被“历史”所谋杀。诗人是纯粹的反叛者。因此，在革命之初，诗人是阿波罗，赶著马车奔跑；在革命之后，诗人立刻被扔下马车、五马分尸。我想起加缪的预言──“革命首先企图实现了引起革命的反叛精神；然后革命又迫使自己否定反叛精神以更好地肯定自身。”
王实味，这个贫困的农民的儿子，这个辍学的学生，这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这位诗人和思人，我已经很难想象他的相貌与气质了。仅有几张模糊的照片与发黄的书页是不够的。他的惨死，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那是一个生命比草贱的时代，也是一个凯歌高奏的时代。然而，血不是白流的，它渗透在泥土中，水流中，空气中，越来越浓腥。第一滴、第二滴、第三滴……终于汇集成了“血海飘香”。
巴金声讨几句文革的罪孽就受到了人们普遍的赞扬，这说明半个世纪的困顿之后，思想的疲软和空虚。就问个本身来反思文革时没有任何意义和作用的。文革仅仅是历史链条上的一环。文革是风暴，风暴的前夜，酝酿的过程比风暴本身更加重要。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前文革时代”的反思仍没有展开。
加缪说过：“真正反叛的行动只是为了限制暴力的制度，而不是为了使反叛的行动成体系才统一武装自己。一场革命只有当它保证取消死刑的情况下才值得人们为它而死，只有它事先拒绝进行无限期的惩罚的情况下才值得人们为它去坐牢。”拒绝参与历史罪恶并揭露这一罪恶的王实味立即被革命消灭了肉体。至此，革命的暴力化已经无法阻止。一切试图阻止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思想者”都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手段的堕落终于演变成目的的堕落。跳蚤突然以龙种自居。奥斯维辛集中营、古拉格群岛与文化大革命，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你们”不再存在。
一个人死去，灵魂死去，思想死去，理想死去，梦死去。一个时代到来，灾难到来，暴虐到来，奴役到来，与梦背道而驰的现实到来。没有人关注那个被杀害的“敌人”，同样也没有人对将要来临的一切作任何的准备。在把他人当作祭品献祭的时候，谁能想到自己就是下一个祭品呢？
杀人如草不闻声，王实味无声无息地被杀害了。与此同时，千山万水之间尸横遍野，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没有意识到，“前文革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喜剧演员们想不扮演悲剧都不行了。
我到了靖国神社
到东京，我想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靖国神社。要了解日本的历史与信仰，此处不可不到，尽管这个地名让大多数中国人感到恶心和愤怒。前两年姜文为拍摄电影《鬼子来了》，到过靖国神社参观（参观非参拜也），却遭到国内不少“爱国粪青”之谩骂。这真是一种可悲的“爱国”──连敌人的实际情况都不愿意去了解，又如何能够战胜之？
如今，我亦到了靖国神社，却不怕那些鲁迅所谓之“孱头”们的辱骂。这里是东京市中心除了皇宫之外又一块难得的绿地，且对外开放。粗一看，似乎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公园，树木间的草地上游弋著大群或白或灰的鸽子，一派和平恬静的气象。然而，仔细一看，每棵树木上都挂著“支那派遣军”或其他侵略军队某某师团某某连队的番号，大都是战友会慰灵的标志。顿时，每棵树木在我的眼中都变得血迹斑斑。我可以理解日本人将死者看作神、使之免受指责的宗教传统，却无法理解日本人只记得自己战死的士兵、而忘记别国被杀害的士兵和平民的“种族区别”的待遇。此种“有意的记忆”和“有意的遗忘”，是日本民族心理的盲点，也正是侵略战争滋生的温床。
靖国神社的大门简洁壮阔，有远古时代人类对上天虔敬的意味。然而，参拜道左右两边对称的两尊碑石下面均是青铜浮雕，其画面是日军在黄海、旅顺、天津、长城、奉天等地作战的场面，越是栩栩如生，越是让我毛骨悚然──在德国根本不可能出现公然宣扬纳粹武功的纪念物。大门口还矗立著日本明治维新先驱、现代日本军队创始人大村益次郎的塑像。此人手持望远镜，昂首向天，披羽织，著草鞋，日式打扮却是西洋思想，即所谓“和魂洋才”也。大村益次郎一八六九年任明治政府兵部大辅，类似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创办“招魂社”，实行军事改革。日本人崇拜军事强人的心态，从这尊塑像中亦可窥见。只有作家夏目漱石在小说《三四郎》中咒骂此像云“不如建造一座艺妓的铜像更高明些”。
今天虽然不是重要的祭祀节日，但前来参拜的日本老人和学生依然很多。有的外地人包了数辆旅游大巴，一下子就来了上百人，然后兴高采烈地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