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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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知南京大***的消息之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老师、法国文学专家渡边一夫曾经这样写道：“南京事件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所犯下的罪行，也是对日本国民自身的侮辱。深知伦理道德的尊严，却放弃了一切责任，将伦理道德视为护身符一样珍惜的国民由此而陷入自我崩溃的深渊。”
南京大***罪行的曝光，启动了日本少数有辨别是非能力的知识分子的反思和忏悔。但是，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今天日本自民党内部的“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政客和学者们，却在竭尽所能地否定南京大***的存在。明星大学人文系教授高桥师郎认为：“《太平洋战争史》首次提到的‘南京大***’问题，对挫伤日本人的自尊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他们狡辩说，这种战争史观是美国人强迫灌输给日本人的，必须加以抵制和否定。在日本的舆论和政界，否定南京大***的言论却能够获得满堂喝采。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4）
在耻感文化的左右下，日本普通民众迅速完成了对战争罪行的遗忘，日本保守派政客更是信口雌黄地篡改历史。
自民党众议员议员奥野诚亮声称：“过去日本不是发动侵略战争，也没有采取过殖民政策。”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声称：“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而是日本为了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认真思考的产物。战争的目的在当时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许与正当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说：“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是几乎所有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殖民地的支配获得独立，结果教育也相当普及，较诸长期受欧洲支配的非洲的识字率为高。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
自民党在“终战五十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的“成立意向书”中宣布：“日本今日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两百多万战争殉难者的基础上。这些殉难者为期盼日本的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而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对于这些指鹿为马的言论，一位德国知识分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德国人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一员，讲究实事求是，因此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对外侵略的历史。可是日本人则不同，他们以所谓的‘东洋文明’为由，不想承认错误，这难道不是军国主义思想的体现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和日本对他们各自的战争罪行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荷兰作家布鲁玛在《恍惚有无前朝罪》一书中，对比了德、日两国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德国总理勃兰特跪在犹太纪念碑前，但没有一个日本领导人有过这样的举动。在德国，否认战争罪行的是一小撮被警察追捕的极端主义光头党；在日本，却是首相、国会议员、内阁大臣和历史学家。
德国总统魏茨泽曾经在一篇演说中指出，战后德国支付了一千亿马克的个人赔款，而日本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他批评日本战后的四十年是“荒野的四十年”，战后日本的历届首相都不曾明确而充满真诚地想受到侵略的各国人民道歉，他们每次都含糊其词，并一味主张把对本国不利的历史从教科书中删除。
然而，日本保守势力不仅不接受魏茨泽的忠告，反而对德国进行攻击和辱骂。日本电器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宣称，德国的认罪和赔偿恰恰说明了德国人的“自我欺骗”。他认为，战后大多数纳粹分子都是德国人自己揭发和审判的；而日本人除了由盟军进行的东京审判和各国对乙级及丙级战犯的审判之外，并没有自己人揭发自己人的情况，这是日本的骄傲、自信和宝贵的“爱国主义”。
布鲁玛在与日本作家泽地久枝的对话中，叹息日本知识分子没有历史责任感。泽地久枝解释说：“从一九三四年至今，仍然存在着封锁压制言论的危险。”
布鲁玛吃惊地问：“右翼势力有那么强大吗？”
泽地久枝用厌恶的口吻回答道：“我还不能说日本是一个文明开化的社会。”
受欧洲民主主义教育的布鲁玛高声问道：“那么，直接谴责右翼有危险吗？”
泽地久枝回答说：“我想得豁出命来。”
泽地久枝的说法并没有夸张之处。同样是君主立宪制度，在荷兰、英国、丹麦，国民和媒体可以任意批评女王甚至辱骂她；但在日本，天皇依然具有神圣的地位，批判天皇依然被看作大逆不道的行为，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攻击。
一个不对罪恶忏悔和反省的民族，是难以获得世界的信任和亲近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日本一次又一次的掩饰和歪曲历史的行为，使得亚洲各国的国民在心理上依然把日本当作“敌人”来看待。
战后的德国能够迅速融入欧洲，与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们一起致力于建立欧盟，得益于德国彻底地清除了自身的法西斯主义毒素。而战后的日本迟迟无法完成由“战败国”向“普通国家”的转变，根本原因还是日本自己不肯告别昨天的邪恶、不愿真诚地道歉。难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一位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惊呼道：“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会发疯！”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曾经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战后日本采取的态度与有同样处境的德国相比，对比鲜明。战后德国毫不犹豫地彻底地进行了反省、认罪，并且对受害国家给予了巨额的战争赔偿。从小学开始，德国就讲述希特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德国国民人人都知道自己国家所犯的罪行。这些做法与战后日本政府采取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为我们未能同日本成为真正的朋友而感到非常遗憾。我殷切地希望，在彻底清算过去的基础上，早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金大中的说法代表了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本政府和民众的谆谆告诫，但愿它能被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倾听和领悟。
对于日本来说，要想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友好相处，首要的问题是正视历史、深切反省。富裕并不意味着自动地拥有了遗忘历史、轻蔑他人的权力。
日本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政治大国、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就应当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尊严感的国家。为使日本今后能在亚洲起到重要作用，从政府到一般舆论，都有必要正视罪恶、唤醒记忆，在日本内部掀起一场道义上的讨论。在向世界呼吁记住广岛和长崎之前，对自身进行道义的清算。日本人需要这样的运动。（待续）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5）
世纪之交，日本自身也面临着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型。日本著名
企业家稻盛和夫说过：“世界要求日本从利己价值观向利人价值观转变。这是世界潮流。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在金融界、证券界、大建筑公司出现了许多漏洞，暴露了日本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的本性，也暴露了日本社会背后的人际关系，以及过去自私、利己的积弊。必须从自私向与世界协调的方向转变。在这个问题上要恰如其分地去做。世界形势迫使日本要大大转换价值观。日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不打算大幅度转换价值观，就要成为世界的孤儿。”
日本的孤立不是日本的光荣。日本既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说过，地球上有两个饥饿地带，一是非洲，一是日本。前者是物质上的饥饿，后者是精神上的饥饿。有多少日本人意识到了这种精神上的饥饿呢？
没有真心的忏悔和实际的赔偿，就没有牢固的和平和深切的信任，这是日本与亚洲各国交往的一个基本常识和前提。日本学者尾村太一郎在《与暧昧的五十年诀别》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日本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伙脱下昔日军装、以篡改历史为己任的国贼财团和披着社会民主主义外衣却没有骨头的行尸走肉了。承担国家责任的主体不见了，负责组建这一主体的国会也堕落到只会讨论税金问题的程度。日本应该明白，和平是由无数人的死亡换来的，如果忘记这段历史和这个道理，那么和平之树就将枯萎。”日本有没有这样一种清理自身历史垃圾的勇气呢？我们拭目以待。
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日本民族进行深刻而真诚的忏悔，对于日本自己、对于亚洲、对于世界，都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门槛。这场忏悔将是日本建立崭新的国际形象的起点，这场忏悔将是日本与相邻各国友好相处的保证。
但愿“日本，是我们的朋友”的说法，最终成为亚洲各国人民真实的感受和深切的认知。
但愿“日本，你为什么不忏悔”的追问，再也不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了。
在爱中永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本来是《论语》中的一句话，但是中国人有几个在老老实实地实行它呢？实行这句话的，却是一个已经九十岁的匈牙利籍老人——叶由根神父。
叶由根神父把他一生中六十五年的光阴都奉献给了中国人——前面二十年在大陆，后面四十五年在台湾。到台湾以后，他创办了华光智能开发中心，专门收养被社会歧视或遗弃的智障人士。在过九十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最大的梦想是为孩子们建立一个永久的家园——华光福利山庄，让他们在里面过有尊严的生活。”现在由叶由根神父主持的华光智能开发中心，收容了两百多名智障人士，每三人配备一名“导师”。这些人全都是神父的“孩子”，年纪最大的是五十六岁的江妈妈，这一天，她哭了，泪流满面，却不知道去伸手去擦一下。
叶由根的童年是在一战后困苦的匈牙利度过的。那时，虽然经常吃不饱饭，他却得到了母亲最大限度的爱护。他回忆说：“母亲让我感到我值得被爱。我把苦难作为神的恩宠，因为吃过苦，知道了受苦者的况味，便知道了该怎样承担别人的苦难。”当他二十五岁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就在战火硝烟里，他开始了对困乏者、病痛者、残疾者的精心救护。他发现，世界上还有比他的祖国还要多灾多难的土地。他决心一辈子留在中国，帮助这些受苦的人民。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汉文的名字——“叶由根”，也就是“由此生根”的意思。六十五年了，他的足迹到过中国的万水千山，由大陆来到台湾，来到新竹县关西镇一片山清水秀的土地上。岁月流逝，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快，而始终不变的是叶由根神父拳拳的爱心。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老人的照片。他的白发和白胡须在微风中飘动着，他的怀里抱着一个因弱智而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就像抱着一个天使。他深情地注视着孩子，微笑着——在这些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的眼里，微笑是老人的标志。孩子是老人在垃圾堆中捡到的，每一个生命都体现着上帝的爱，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呵护，因此他成了孩子们的父亲。
老人戴着一副远远落伍于“时尚”的眼镜，好多年没有换过了。他的目光跟孩子一样纯净，纯净得超过了水晶。老人哈哈笑着谈论自己的死亡，“我把身体捐献给了医院。这样连出殡费用都节省了。”面对这样一个生命，死神难道还敢前来吗？死神夺走的只能是他的肉体，而他的灵魂将在天国里永生。《圣经》中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各书》二：二十六）《圣经》中又说：“要爱人如己。”（《马可福音》十二：三十一）特蕾莎修女也说过，要活出基督来。怎样才能够活出基督来呢？那就是：“爱，直到受到伤害。”叶由根老人每天都在实践着他的爱。正是在无边的爱中，他的灵魂获得了永生。他每天都在操劳着——想想看，两百多个弱智的、长不大的“孩子”，该有多少操心的事情啊！小到一日三餐，大到兴修建筑，老人堪称“鞠躬尽瘁”。
这是一种“大爱”，这种“大爱”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匮乏的品质。我们至多爱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同胞，我们可曾爱过那些遥远的异乡人？我们可曾为非洲的难民而哀痛？我们很难理解跑到非洲去奉献一生的史怀哲，我们也很难理解为中国人服务的叶由根。在我们看来，爱是有目的、有企图的——世界上怎么会有纯粹的爱呢？父母爱孩子是希望他以后“光宗耀祖”，或者至少能够指望他养老送终；而孩子爱父亲，则是为了报答“养育之恩”、尽所谓的“孝心”而已。同时，我们把人分为许多等级和种类，我们认为，只有某些等级和种类的人才是“值得”爱的。我们的爱是有选择的爱、没有根基的爱，因此很容易变成冷漠和怨恨。而叶由根老人的爱不会，他爱所有的人，尤其爱那些被常人认为是不值得爱的人，因为上帝不会遗弃一个人。
在这位老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史怀哲所说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史怀者指出：“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物产生了联系。关心它们的命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避免伤害它们，在危难中帮助它们。”没有这种文化理念和生命意识的民族是可悲的，不管其经济如何发达、技术如何先进，其社会成员仅仅是一堆僵硬而冰冷的石头而已。我们需要过一种与阳光和大地拥抱的生活，这种生活需要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来支撑，正如史怀哲所说：“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我们由此而体验到的内心生活，给予我们创造了一种精神的、伦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这种文化将使我们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于世。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了另一种人。”叶由根神父在他平凡的生命里，谦卑地实践了这样的准则，他成了“另一种人”。但他从来不以此作为骄傲的资本。
叶由根神父用他的行为告诉我们：爱是生命的本质。这让我想起加缪的一段文学札记来，加缪模仿沙皇的口吻说：“我开始相信自己的无知。我曾是沙皇。我统治万物，统治众生，一切都受我支配（等等）。后来，我发现自己没有一颗真正的爱心，我认为我极端地蔑视自己。后来，我承认别人也没有真正地爱过，应该差不多跟别人一样生活。后来，我决定不能这样，我应该靠近自我，不做那么伟大的人，不甘心生活在绝望之中，去等待所谓成为伟人的机会。”这也许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然经历的几个阶段，我们都能够抵达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生活在爱中的那个阶段吗？我们能够像叶由根神父那样生活，哪怕是三天五天吗？
叶由根神父不求获得任何的回报，那些“孩子”也不可能给他世俗意义上的回报。他也不需要扬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不到公众场合露面，除非为了募集福利院所必须的资金。对于那些捐献了一块硬币的人和那些捐献了大笔金钱的人，他一视同仁地给予感激。他只是像一个仆人一样做自己份内的事。他不觉得自己崇高，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而骄傲，他认为这一切像清风明月一样自然而然。
我对着老人的照片沉默了很久很久。我把这则报道从报纸上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