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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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莞开工厂的王姓台商，自诩是婴儿汤的常客，“几个月大的婴儿，加入巴戟、党参、当归、杞子、姜片，加入鸡肉、排骨，炖八小时，很能补气、养血。”他一边紧搂身旁十九岁的湖南二奶，一边洋洋自得的说：“以我六十二岁的年纪，每晚都可来一回（做爱），还不是靠这个。”眼见记者满脸狐疑，他自告奋勇，带记者“见识见识”。
第一站，他带记者到广东佛山市，找到吃开婴儿汤的餐厅，谁知主理的黎师傅却说：“排骨（他们的暗语，指婴儿）不好搞，现货没有，胎盘倒有新鲜的，这东西不能冷冻，新鲜的好。”
黎师傅说，真的要吃那个，“有个外地来打工的夫妻，现在怀孕八个多月，由于两胎都是女儿，再过几天准备盐水催生，如果又是女儿，到时候就可以吃了。”
记者还是半信半疑，调查采访几个星期，还是听的多，没有亲眼见过 ，以为就此打住，谁知过不了几天，王姓台商来电：“东西找到了，天气转冷，有几个朋友正想进补。”
他带着记者来到台山，找到了餐厅。负责的高师傅带著一众人等到厨房“开眼界”。但见那小小的婴尸比猫儿大不了多少，躺在砧板上。“五个多月大，有点小。”高师傅说着似乎有点歉意。
高师傅说女婴尸是朋友从乡下找来的，他不肯透露这女婴的搜购价，只说价钱是依据月份大小、死胎活胎而定。王姓台商说，吃这一盅要三千五百元人民币，其他细节，他不理了。
记者听食客们聊天说，流产或堕胎的死胎，中介人包给产婆几百块红包；若是接近足月引产的活胎，则要付两千元红包给女婴的父母，当是收养。婴儿交到餐厅时，都已死亡，之前是死是活，已无从细考了。记者感叹说：“中国人好进补的习性，已将到天谴的地步了。”
我相信上述报道的真实性，在今天的中国究竟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呢？但是，我又认为，这篇报道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导——似乎喝婴儿汤的顾客仅仅是几个外来的台湾商人，大陆的官员和商人们则完全置身事外。其实，台商不过是“入乡随俗”而已——在大陆，吃婴儿、吃胎盘，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作家廖亦武所著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一书中，有题为《食客迟福》的一章。该书并非“小说家言”，而是地地道道的“口述实录”，诸多细节，触目惊心。有过知青生涯、经商致富的迟福，高谈阔论自己吃婴儿的感受：“稠稠的一窝汤上来，白得晃眼睛。取调羹一尝，鲜得耳门子嗡地一响，我感到浑身都是舌头，在一伸一缩地舔。朋友连问几声：‘咋样？’我都傻了。”这一描述，活灵活现，显然绝非作者的编造。
这不是迟福第一次吃人肉，早在知青时代他就曾经“大饱口福”。迟福回忆说：“运气好也可能捞着个大的，六个月以上才想起流产的傻婆娘，呼天喊地张开血胯，任医生从那洞中一锄接一锄地挖出包袱来，耳朵、鼻子、嘴都齐了，连手脚指甲都有了，这种货，少说也一两斤，弄得不好，撞上临盆流产的，三四斤也打不住。这么大一块，一锅煮不完，就分成两三锅。称斤两，我再怕也要去监督，因为秤星子偏一粒米，就是好几十元。”在无数描写那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年代的著述中，我很少见到这样的细节。毛泽东呈现在民众面前的是那张有些女性化的笑脸，而他吞噬了上亿生命的血盆大口却依然被遮掩在历史隧道的深处。
那么，今天那些供食客们大饱口腹之欲的婴儿又来自何方呢？迟福透露了婴儿的来源：“全中国有多少女人？至少五亿吧？就算每个女人在一生中只打过一次胎，这笔财富，过去都白白扔了，现在还继续扔。胎盘值钱，每个医生都抢。……城镇的卫生院和个体诊所（还不包括游医和黑店）比星星还密，只要订货，到时候打个电话，就派人去收购。越新鲜，收购价越高。”
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些“同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实。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凸显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伦理和制度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一致命的缺陷，我们将永远也不配称作“现代”和“文明”的国度。吃人的事实与我们拥有网络、波音飞机和法国时装同时推展。假如我们放下虚妄的“爱国主义”热情，在铁的事实面前，我们将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在地球上，中国是最缺乏生命意识的国度。儒家伦理关注的是一套僵硬的统治秩序，在儒家伦理中从来就没有为“生命”安排过位置。二十世纪以来，被五四运动冲击得奄奄一息的儒家伦理，经过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洗礼之后，脱胎换骨，成为一种新兴的意识形态。它以“共产主义乌托邦”的面目粉墨登场，君临天下。而人的生命、人的尊严受到了更为残暴的压抑和虐待。中国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堪称世界之最，中国人残留的“吃人”的野蛮习惯也堪称世界之最。
鲁迅精辟地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概括为“吃人”两个字。过去，人们仅仅将“吃人”理解为一个深刻的隐喻，偏偏忽略了它最直白的本意。其实，鲁迅是同时在两个层面上使用这个词语的——显然，“吃人”是存在于中国当下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现实。学者任不寐认为，中国古代的吃人行为，基于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区域。“灾民的生存法则”使得“吃人”的暴行具有了某种道义上的“合法性”。例如，晚唐名将张巡坚守孤城，城中断粮，张巡便将妻妾杀死，让将士吃其肉裹腹。史家记述这一事件的时候，不仅未对张巡杀人、吃人的暴行作丝毫的谴责，反倒对他“忠心耿耿报君王”的行为大肆赞扬。奴隶主灌输给奴隶这样一种伦理：一个奴隶，只要忠诚地侍奉奴隶主，即使残杀并吃掉另外一个奴隶，也可以不用承担任何的罪责。假如这种残杀和虐吃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奴隶主的统治，那么奴隶的行为还会受到褒扬和奖励。在《资治通鉴》中，“人相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组。即使是多达百万的民众被吃掉，史家也抱着若无其事的心态一笔带过。
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吃人史”可以用任不寐的理论来解释，那么近二十年来的“吃人史”以及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吃人事件则需要用新的视角来审视。过去，吃人是在极度饥饿的状况下“无奈”的选择；今天，吃人却是在食品相当丰裕的境况下“主动”的追求。过去，人肉被当作粮食，吃人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生命；今天，人肉被当作补品，吃人的目的是为了延年益寿、增强性欲。过去，吃人者是怀着恐惧和痛苦在吃人；今天，吃人者却是心安理得、欢欣鼓舞地吃人。今天难道比过去“进步”吗？今天难道比过去“文明”吗？我认为，今天的吃人行为更加不可原谅，因为它突破了人类最后的伦理底线。
连同类的肉都可以津津有味地咀嚼，那么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呢？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无法”，而且“无天”。食客在吃人、煤矿在吃人、鞭炮在吃人、警察在吃人、酷吏在吃人、贪官在吃人……在这个“人肉的宴席”上，“吃人”与“被吃”几乎成了每一个（包括你、我、他在内）都无法逃避的命运。
作家郑义读到这则关于“婴儿汤”的新闻之后，将其形容为“末日狂欢的盛宴”。是的，我们的末日快要到来了——尽管有博学鸿儒声称“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我却要将这句话改动为“二十一世纪将是上帝惩罚三千年不断犯罪的中国人的世纪”。郑义曾经调查过“文革”时期发生在广西的大规模的吃人事件，他写道：“我们企图以人性的代价来换取一个美好的社会，我们以为跋涉过血与尸体的泥淖之后会迎来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黎明。结果那灿烂的黎明没有到来，我们却堕落为丧失人性的群兽，一步步走入地狱的黑暗！中国人，我的手足同胞，请想想吧，请扪心自问吧：广西仅仅是广西吗？食人者仅仅是那几千几万吗？——不，广西不是广西，广西是中国！食人者不是食人者，食人者是我们整个民族！而且，我们不仅食人，我们还自食。所谓自食，并非仅指我们自相残杀，自食父老兄弟、同胞姐妹，更指我们自食灵魂，自食一个民族所赖以生存，并与全人类共建人间乐园所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人性。”
那时，郑义还心存几分希望，他在文章的末尾祈祷说：“愿上帝宽恕我们！”然而，十多年后，面对着今日之中国，面对着“已纯是闹剧、丑剧以及文字难以指称之公然堕落”的中国，郑义那最后一丁点的希望也破灭了。我想，郑义是含着眼泪写下这段话的：“我感到，冥冥中，有一股巨大的邪恶正在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毁灭！我不再祈求上帝宽恕我们。我誓与我的同代人为敌。我站在被剥夺了生存权利的不幸的子孙一边。我站在那些被烹食、被遗弃天涯的女婴一边。”
《圣经》中三次提到这句话——“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出埃及记》23：19、《出埃及记》34：26、《申命记》14：21）。在这句话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大慈悲、大同情、大怜悯。万能的上帝是那样深切地爱着这个他创造的世界。上帝不能纵容类似于“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的事情的发生，当然更不能纵容人类吃掉自己后代的事情的发生。
那么，我们这个堕落到地狱最底层的民族，等待最后的审判的来临吧！
面对中国的国难
上帝，请让我成为你和平的工具
让我用爱去消除仇恨
以理解回敬伤害
以忠诚解除怀疑
以希望根除绝望
以光明照亮黑暗
以欢乐融解哀愁
神圣的主啊，能否无需过多追求就能
让我不求被人安慰，而去安慰人
让我不求被人理解，而去理解人
让我不求被爱，而去爱
因为只有给予才会得到
正是在谅解别人中我们得到谅解
正是在自身的消亡中我们得到永生
——圣·方济各《和平祈祷词》
在《丧钟为我们而鸣》一文中，我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九·一一’恐怖事件不仅是美国的国难，而且更是中国的国难”。该文发布以后，我的观点受到了普遍的攻击和辱骂。面对这无边的邪恶，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愤怒，因为正如《犹太教法典》中所说：“世界的存在，只应感谢那些控制自己愤怒的人们”。然而，无论受到怎样的质疑和责难，我也将坚持这一观点——这不仅是中国的国难，而且是中国自身邪恶的又一次严重的溃疡。
在中国，打着“爱国”的旗号明确支持恐怖主义、对别国平民遭受的灾难幸灾乐祸的民众数量之多又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这是一个身处苦难而被苦难所异化的民族必然的反应，这是一个身处邪恶而被邪恶所吞没的民族唯一的发泄。经历了这次事件，中国的国际
形象再次一落千丈，中国的未来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国难已经产生，溃疡已经产生，我们无法视而不见。下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面对它们？还有没有疗救的希望？既然“爱离中国有多远，民主就离中国有多远”，那么，如何从头建构我们自己的充满爱的现实生活？
我们为什么幸灾乐祸？
恐怖事件之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大部分的中国民众表现出了漠不关心和幸灾乐祸两种心态，有些人的这两种心态还相互交织在一起。密德拉施说：“落到一个人身上的痛苦，没有不被另一个人从中利用的。”打个比喻：这种心态宛如一个长期以来嫉妒富有邻居的穷人，他经常虐待自己的老婆，而邻居却多管闲事地干涉他。突然有一天，邻居的老婆被坏人强奸了，于是，穷人立即兴高采烈地吆喝起来：“看，这就是你的下场，看你以后还敢干涉我的家务事！看你以后还敢在我的面前摆阔气！”
请原谅我使用这样一个粗俗的比喻。在这个比喻之后，我试图更深入地探究那些幸灾乐祸的中国人心理状态的成因。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如果用两个词语来概括，那就是“专制”与“暴力”。几千年来，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的民主，我们也并非“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就像一堆蛆虫一样，挤占一个狭小的茅坑里。在粪便熏天的臭气中，我们相互仇恨、相互撕咬、相互扼杀，却从来不会伸出头去仰望苍天以及苍天上的神。蛆虫们以为这种存在方式就是最文明、最高尚、最自然的存在方式，蛆虫们无法了解世界上还可能有其他的生存方式。
晚近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风云突变。然而，戊戌变法、辛亥共和、抗战胜利……好几次走向文明社会的契机都被我们错过了。最后，我们选择了纳粹法西斯主义、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中国最顽固的东方专制主义以及流氓无产主义交媾而产生的怪胎——毛泽东主义。于是，中国人有了一个更加肮脏、更加丑恶、更加血腥的茅坑，并在这个茅坑中更加残忍、更加暴虐、更加不自知地撕咬着。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茅坑选择了我们，而是我们选择了茅坑；同样的道理：不是做蛆虫的命运降临到了我们的身上，而是我们愚昧而固执
地捍卫着蛆虫的“尊严”。
我们成了一群幸灾乐祸的蛆虫。因为自己生活得太悲惨了，当观察到更为悲惨的事件发生在旁人身上的时候，便会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一个访美的中国记者团就是这样做的：在听到灾难发生的消息之后，他们在一个公众场合全体起身鼓掌。他们确实“情不自禁”，他们兴奋地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们太可怜了，可怜得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显示自己“不那么可怜”。这些蛆虫唯一的快乐就是：开心地观察别人的苦难。“看客”是鲁迅注意到的中国人最显著的国民性之一。这一次，唯一的不同就是：原来那群流着唾液拥挤在观察街头乞丐的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摇身一变成了另一群争先恐后地在网络上发泄怨恨的“有文化的人”。“幸福”就是悠然地旁观别人的遭殃——这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对“幸福”这个词语的全部理解！尽管别人的苦难并没有给这些人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但这已足以让他们喜出望外了。这些人怎么也理解不了世界上还有其他类型的“幸福”，正如安德烈·纪德在《希望哺育我们》中说的：“世上存在着贫困、绝望、痛苦和恐惧上的不可估量性，致使一位幸福的人想到自己已经拥有了幸福而羞愧。……我的幸福在于增加他人的幸福。为了我成为幸福的，我需要一切人都幸福。”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嘲笑纪德的“天真”，或者指责他的“虚伪”。这些人拒绝一切他们理解不了的事物。他们会猜测：纪德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沽名钓誉，或者瞒天过海。他们最善于挖掘那些“幕后”的东西，因为他们自己从小就生长在黑暗里，不知光明为何物。
我们成了一群铁石心肠的蛆虫。我们对身边消逝的生命熟视无睹——我们都是“文革”的儿子，尽管许多比我更加年轻的人是在“文革”之后出生的。在这个国度里，生命不是“自主”和“自足”的，生命只有在从属于某种意识形态、某种党派、某种族群的时候，才有其意义和价值。正是这种思路导致了我们的铁石心肠。克莱瓦赫在《训诫》中说：“对于铁石心肠来说，不存在值得记忆的事物，除了牵连到的痛苦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