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自述-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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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接受公职的人决不应忘记，且亦不可忘记他是人民的公仆，因为他的薪酬是取自人民的，他的一切行动，都应依照这种认识而进止；而且应该极力做到无可非议的圆满，并应力图间接以至直接为人民有所效力。　　　　
　　　　在我们意识的深处，必定还怀想着旧日那种腐败的说法，是即官吏乃是人民的主人翁。　　　　
　　　　由于自由的火焰光芒万丈，我们必须要加以承认的是，人民既然缴纳租税，他们理应得到良好忠诚的政府，而且无论如何，必须赋予他们有权得到的一切事务。　　　　
　　　　如果人民获得良好而又忠诚的政府，人民必将繁荣。如果人民繁荣，则国家必将富庶。　　　　
　　　　如果国家富庶，则国家必将升平和强大。如果国家变得富庶、升平和强大，那么一个新的中国即将像寓言中的神鸟，从焚烧它的火焰余烬中出现，而且当真地将要实现了那句“我将再起”的预言所象征的命运。


第六部分我将再起——爱国之路

　　　　我们这些所谓智识分子，在促醒我们的人民，对于国家抗战和善后工作，倾其全力以赴的这件伟大事功上，如何才能有所贡献呢？　　　　
　　　　不论我们政府的官员在履行他们的职责上，如何有效和忠诚，假使我们的人民依然对于自由的理念，毫无认识，甚而漠然，我们便不能建立一个强大兴盛的中国。　　　　
　　　　这里是受过教育的人，运用他们的才能和精力的途径。凡庞大的民众中间，有这种漠然现象的存在，便须予以消耗。凡是可以明白表示意见的地方，便须为了优良，开明和忠诚的政府的利益，而加以指导。　　　　
　　　　“因人施政”这个格言，含有很多的真理。孙中山先生在他鼓吹训政时期的时候，他就独具慧眼，预见如果我国人民要想学习如何有效运用现代民主政治的实际推行原理，那么施以适当的训练，俾使我国人民能够承担起政治和社会的重责，是极为必要的。　　　　
　　　　沿着这条路线，我们业已有相当的进展，但是我要问，现在威胁着这个世界的各种政治学说和主义，错综复杂万分，我们如何才能从这个使人目眩的迷津终于摆脱出来，俾使我们自己能够将整个注意力，集中于对我们的自治和国家的治理极关重要的那些简单的基本原理之上呢？这是需要从各方面来研究的课题；有些须着眼于我们周遭的世界，有些须着眼于我们本身的经验，还有则须着眼于我们民族的过去历史。　　　　
　　　　在满清统治期间，凡敢于公开对国家大事表示批判性的政治意见，或者表现一种不适当的新奇态度，那么刽子手的刀影就会不祥地悬在他们的头颅之上。结果行政职掌便专属于所谓“官僚阶级”的特权，而人民的兴趣便仅限于家庭生活的小小范围之内了。　　　　
　　　　这种对于思想行动所加的蹂躏性的限制，扼杀了舆论，并窒息了爱国主义。这种情形很显然地反映在清代所产生的作品之中，内容既枯燥而又迂腐不堪。除极少数例外，思想的贫乏，探讨政治与社会的因袭循旧，已成为那个时期文人作品的通病。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多数人民不仅无知无识，抑且漠不关心。直到造成此种可悲情形的始作俑者满清腐败政权被推翻为止，一般人民依然对于一切国家大事表示冷淡和不关痛痒。　　　　
　　　　幸亏革命业已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我们已享有思想与行动自由这个无价的权利。刽子手的悲惨的刀影已为笔墨与报纸的威力所取代；在有利于我们本国和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基础之上，我们已能够开始发展我们的舆论。我们智识分子对于我们国家的复兴，可以在这方面作最大的和永垂不朽的贡献。　　　　
　　　　由过去若干世纪积累下来的智慧与经验的田园中，所收获的丰富知识，再靠着我们现代科学和文化的肥沃加以培养，使我们能够取用不竭，随心所欲地发表心得。　　　　
　　　　由于这种种一切，凡依然存在且迫使我们保持屈服的缄默的种种羁绊，我们都应予以扬弃，并用我们舒畅的呼吸来大声疾呼，为了促进国民自由，而创造一个开明的舆论。　　　　
　　　　为使人民的呼声凝结一起，并使其发挥效能起见，须特别注意它的适当的运用，以利用团体政治。任何时候，如果批评是必要的，那么就必须是建设性的批评。发表意见的自由，不论是集体的抑为个人的，必须永远与秩序发生联系；同时必须要表现出自制的精神，而且要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始加以运用。　　　　
　　　　乔治华盛顿将军说过几句话，对于我们无异为一种警告，是不容我们忽视的，他说：在一个自由共和的政府，你决不能限制群众的言论。每一个人都要把他所想的讲出来，或者更适当地说，他根本就未经思想，是故他往往判断了它们的结果，却未顾及到它们的原因。　　　　
　　　　这句话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如果我们怀有启迪舆论的具体目标，那么我们至少应该把我们一句古老的箴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奉为国家的座右铭，在拉丁方面，我们发现一句更为简赅的格言，可以和它比拟，是即“人民的呼声，就是上帝的呼声”（UoxPopuli，UoxDei）。　　　　
　　　　假使我们容许民众的呼声仅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声音，我们不独无所收获，抑且有损。　　　　
　　　　一方面，私人间的彼此攻讦和破坏性的批评，忌妒乃至仇言，不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一经发现，即应加以制止，俾放纵和谩骂不致冒渎自由的真谛——乃至滥用自由之美名。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极力设法形成舆论，以便它的明确表示能够感召人们，在公职方面或私人生活方面，有意识地和基于良心地，发挥他们品格中最优秀的德性，以处理种种事务。　　　　
　　　　在建立优美的爱国情感，和巩固忠诚、服务以及合作等理念的途径之上，这将是第一个步骤，舍此，则任何国家均无法兴隆或长治久安。同时，为了使中国能够达成“我将再起”这句预言的启示，必须勇敢的下定决心，那么这种舆论的培养亦将能确使这种决心得以具体实现。


第六部分我将再起——抗战的教育中心

　　　　开明舆论之所以必要是有两大显著的理由的。其一是使令抗战成为全国人民一律参加的基本国家目标之所必需。其二是肇始国家重建大业之紧急需要与切合时宜。　　　　
　　　　为了在广大民众中间启发舆论，并将他们的精力导上国家生产的途径，现在亟需像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才干和能力。　　　　
　　　　对于有关问题的解决，有两个主要的途径。其一是由大中学校的学生和一般人民作私人的接触。其二则依仗成年民众的教育制度。也许还可以发现和采用其他许多次要的方法，但这些姑且留待以后再加以探讨。　　　　
　　　　目前我要把注意力仅限于大中小学校，因为它们对于国家的服务有着无与伦比的机会。这些学府对于下一代易于感受的头脑，最先接近，因此一事实，遂赋予了大学教授及中小学教员以极为庄严的责任。由于他们向学生传授基本教诲和学习的方式，并于他们自己的行为，他们将决定我们未来公民的品质之良窳，以及我们国家的地位和性质。　　　　
　　　　教师们应永远牢记在心，为了国家的利益并创造我民族的前途计，我们必须要向可塑性的青年头脑，灌输适当的知识，使其认识人生爱国的目的。我们要用丰富的服务观念来激励他们；我们要鼓舞他们丈夫气概，让他们知道他们之所以受教育，主要是用来谋求改善他们同胞的福利。如果这个作得有成效，那么各大学便可很容易地将日见蓬勃的知识界导入正轨，在成熟的毕业生中，并将自动地对于国家的服务，产生一种不厌其多的要求。最小那该是他们的目标。　　　　
　　　　如果我们以坚决的努力，教导学生按照有利于国家的建设性路线去思想和行动，那么在造就有价值的公民方面，必能获致成功，这些公民能将他们之所学以及灌输给他们的一切主义，一一传授给人民。这种有益的精神，是可趁学期中间，向住在校园附近的人民作实地有系统的服务，以获得实际经验，而加以培养。在假期中，则可将此项工作扩展到学生家庭附近的邻居。在他们的青春岁月中，男女青年学生便可如是根据他们私人的接触，从他们对于比较不幸的同胞的实际的服务，而充分体味到其中的乐趣。此外，他们之所以能够体验那种乐趣，是来自一种认识，那就是他们由于学校的教育而获得一些好处，现在他们用一种实际的方式来报答人民，因为那些学校都是用公帑创办和经营的。　　　　
　　　　这种实地参加对人民的服务，由南京革命子弟学校的学生证明为实际可行。中学生们课余之后，贡献他们下午的时间，在他们自己所创办的学校中，去教导农民的子女。他们牺牲他们的周末在附近的村庄中，去作个人的帮忙——教导卫生知识，爱国思想，优良的农作方法，以及他们在课室中所学习的其他学科。举办诊所以便利农民；安排有益的节目，让他们娱乐。现在这些男学生们大多数都在努力工作着，以帮助战争的胜利。许多人在战场上活跃地协助士兵作战，另外一些人则在前线的后方作着实际的工作。当时那些男学生们所作的，现在在学的学生们也能够作。　　　　
　　　　爱国工作的范围极大，所在皆是——在村民中间，乃至在难民中间。每一城市，都在呼吁协助，以共同引导人民向赢取伟大胜利的途径上迈进，并启迪人民在他们协力重建和改进我们国家的事功上，具备必要的知识与判断力。　　　　
　　　　大学的教职员们决不可忘怀的是，他们的机关乃是工具或器皿，期望由他们那里，直接给人民涌现出最后的希望。否则便没有理由耗费公帑来维持它们，为了抗战的目的，是多么迫切地需要那笔款啊！凡与这些教育机关有关的人士，在国难当前的今天，如果还想保存他们以作为个人生计的工具，那也是非常可耻的。　　　　
　　　　日本人为了辩解他们的轰炸大学校系属正当之举，便硬说我们大中学校乃是抵抗的中心。那种议论现已证明所有教育机关，在实践此一任务上，确属正当。他们应该是抵抗的中心；尤其在事实上，它们应该空虚无人，因为学生都离开学校，在战线上为他们的国家作战去了。别的国家的大学亦是如此。例如，我知道英国大学，当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时，因所有学生均适于服役，学校便因而空无一人。那些英勇的学生关于他们的活动范围应在何方，或者他们对国家应尽何种义务，都毫无疑问。他们毫不犹豫地放下书本，拿起来福枪，前往作战，以尽他们的义务，他们多数人都为国捐躯了。虽然，由于目前我们的军队充分庞大，我们无须从学校征兵，我国的学生，应该用其他方式向国家恪尽义务。　　　　
　　　　我们大学图书馆已被日本人所摧毁，请问牛津大学何以拼力来补充我们大学图书馆中许多有价值的书呢？那并不是为了大学本身，而绝对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唤醒我们人民的智慧，和改进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也应该作为我们大学的特殊目标。　　　　
　　　　在危难时期较之升平时期，作为启迪、教育和服务的中心的大学，尤应具有它们确切的职责。它们负有一种道义责任，即应将一切努力指向一个目标——胜利的争取，和国家的重建。假使他们能按照本分所应做的而建成那个目标——这正是全国注视和期望他们去做的——那么他们就颇足自豪，因为他们的受着欺凌的国家求生存和求进步的决心，已为它们所实现，它们的贡献是太大了。


第六部分我将再起——七大痼疾观察

　　　　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国家的历史，应该从我们还是一个原始民族时的简单生活起，到过去五千年间所演进的复杂文化止，对于它的发展过程中的若干决定性因素，具有一种周密的看法。可是，为求对于当前觅致一种切合实际的评价，俾早日促成我们的胜利，以便我们在国家重建的健全基础之上，由现在的战争得以崭露头角，我们必须对于那些阻碍着我们向目标前进的痼疾，加以致密的研究。这样对于我们国家有害、横梗着我们去路的那些废物，便可一一加以铲除。　　　　
　　　　这次战争业已很明显地显示出我们许多的缺点。现在这正是我们矫正它们的合乎逻辑和合乎心理的时机。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每当战争的阴影迫近的时候，均发现有在政治上立即发动改组和革新的必要；负责的官员们也立即起而采取行动，以估计在战争方面，力量不足的种种可能后果，并准备必要的肃清措施，以应付一切紧急情势。现在战争已降临中国，我们应该同样办理，我们在行动上必须敏捷和过度，而在言论上则不妨迟缓和吝啬，俾免招来外人对我们有松懈和漠不关心的指责。　　　　
　　　　我在前面提到，由于自私自利者的愚昧，使我们的国家经济生活停滞不前，暮气沉沉。就我看来，自私自利乃是几种痼疾中最坏的一种，这几种痼疾为简单起见，可归纳为“七大痼疾”。它们是：（一）自私自利，（二）面子，（三）朋党，（四）失败主义（没有法子），（五）不求正确（差不多），（六）缺乏律己性，（七）规避责任。很久以前，它们结合起来延缓了我们崭露为一等世界列强的机会，而如今在此一战争中，它们又来延宕我们的胜利。尤其是更为真实的，有些人甚至冒着继续使人民贫困的危险，利用他们的地位，在爱国主义的庞大外衣之下隐饰他们的罪恶，以便自肥。发国难财乃是自私自利的另一种形式，或称揩油，这是全世界各地一切战争都具有的特性。然而，此一事实并不能使它的罪恶程度为之减少，我们应该猛烈地加以责斥。　　　　
　　　　在中国的重建大业中，我们必须记住，任何事业，不论大小，它的成功端赖参与其事的人能否放弃个人利益的思想或偏见，和能否从共同利益的客观立场来看全体。除非我们甘愿遵守这样的一种政策，否则每一个人都想任意而为，那么必将拖向各种不同的方向。结果将是活动虽然可能很多，却并非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而是趋向于一种毫无益处，毫无意义，极不适当的互为牵制状态，那不仅要分散一切有关者的精力，而且对于国家的进步亦将为一永远有害的障碍。　　　　
　　　　与自私自利有密切关系的是“面子”。这是一种祸根，我们大多数人从摇篮以至于坟墓都受它的影响，在我们社会、公务、政治以及在种种生活方面，由于“面子”问题，曾经产生了许多无能和病因，远非人所能想像或乐于承认，举例说明：许多怀具谬见的人，除非他丢“面子”，在遭遇到一个问题，甚至具有国家重要性的问题的时候，他不肯“降尊纡贵”地去就商于他的属员，虽然后者可能是一个专家，而且能够轻易地将那个问题解决。上司为顾全他的地位，并因而保存他的面子，尽管他对此毫无所悉，他时常要作最重大和最愚蠢的决策，在属员方面，他可能充分认清那种错误的后果，可是习惯上什么也不讲，必如此以保存他的上司的“面子”，乃至他自己职业。但国家却因此蒙受损失。甚至当后来的发展在其他各方面暴露了那些决策的愚昧，可是不论部内或部外，仍然没有人敢于呼吁对那个错误加以注意，惟恐万一批评不慎，会使令那位负责的人丢“面子”。相反地，一种制造借口的阴谋和掩饰的方法自然而然地开始实施，以便顾全那位上司的面子。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