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自述-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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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久拟访问诸君与贵国，今日得与诸君晤聚一堂，深自欣幸。尤以得向贵国国会致词，为一光荣之事；盖贵国国会，就其制度而言，实起于古代良好之制度，即盎克鲁撒克逊民族之贤人议会①“贤人会议”为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之国会。由国王、国王家族、臣僚、将军、牧师等组成。遇有重大事件，如宣战、征收非常税、让与土地、选举或废黜国王等，辄由国王召集会议解决之。英国议会脱胎于此。，迄今一脉相传，从未中断。此一制度，不论在升平或非常时代，俱已证明其效能。所谓议会政治，在诸君与余视之，乃是建立于国家根本法律以及人民公意之上；而其政策之实施，亦必在人民所付托之范围内。其于此长久惯例之权威，以及国家最高权所订之法律，遂有习惯与法律两种。习惯，即所谓“不成文法”；法律，即“成文法”。公元前第一世纪中一位罗马大著作家曾云：“人民不是无数个人为任何缘由而有之集合，而是一大群人，因为对于法律表示同意，并具有共同利益，而遂彼此联结之集合。”
吾人大抵均愿承认，一个真正议会政体，乃人类理性所能发现演进之最近乎完善正体。而所谓议会政体，乃是实行“法治”。换言之，议会政体以久远习惯与正确理性为其基础。无一个人，无一团体，无一阶级，能处法律之上。议会具有订立法律之最高权力，而个人只有因违犯法律之故，始得加以惩罚。由此每一公民处身于法律范围之内，因而得到保护。
虽然，上述诸项理想与原则，并非在当初成立之时，即已实行；而系经过长久时间，渐次形成。吾人如追忆往史，当知历代固有无所畏惧之人士，将其所确信之事理，毫不踌躇，直言无隐。十六世纪，伊里奥特（SirJohnElliott）爵士，在其攻击查理斯第一世（CharlesI）最宠佞人之弹劾案中曾将白金罕（Bucking—ham）比拟于西姜努斯（Sejanus）①白金罕为英王查里斯一世之廷臣。西姜努斯为罗马皇帝梯庇里斯之宠臣，后以罪被帝处死。，自吾人观之，是否暗指查里斯第一世为一暴君如梯庇里斯（Tiberius）者，无关重要。其足使吾人深切注意者，不言而喻，盖凡为大臣者，应得国会之信任。
密尔顿（Milton）对于拥护克林威尔（Cromwell）或效忠查理斯第二世，依违莫定。吾人对于此种无宗旨之投机主义，不论作何感想，必须承认密尔顿为言论自由之原则而奋斗，确曾有所贡献，此可于其拥护言论自由一篇名著中见之。历时甚久，始有每季评论（QuarterlyReview）、西敏寺评论（WestminsterReview）以及爱丁堡评论（EdinburghReview），均以揭橥言论自由，而渐次风行，成为精美之杂志。此诸杂志，既能将时政问题，提出于广大群众之前，可谓达到其伟大目的。一般社会人士因此而能在其个人日常生活之狭小范围以外，得知时政，而于不知不觉之中，吸取此诸杂志所主张而为人所接受之学理。此项学理，且成为当时世界中之一大力量。如卫尔伯福斯（Wilberforce）与柏克斯登（Buxton）辈，对于奴隶制度，即曾表示立场，努力反对，并提倡人类自由。他如格鲁德（GeorgeGrote）与约翰穆勒（JohnStuartMill）则力谋制度之自由。诸君伟大祖国之社会与政治改革家，固不乏人，以上聊举数名而已。至于贵国现在议会政体之由来，乃经贵国人民数百年来，继续不断向彼无理性之根深蒂固专制权力斗抗，而后形成，自无待余言。
今试将议会政体，与彼一度势将淹没文明世界之轴心暴政，作一对较，并试将法西斯哲学，加以分析，以发现其与诸君之哲学根本相异之点。此种对较与分析，或属饶有兴趣。
德国在魏玛共和宪法（WeimarRepublic）时代，具有民主政体之一切表面“形式”，但不及二十年，此民主政体，即由退化而归消灭。代之而起者，为养育一种陷害与毒恨心理之凶恶魔鬼。此种向后倒退之事实，居然发生，足以表示德国大多数人民，尚未曾领悟何为宪政之真正精髓，并表示能使德国成为一经久真正民主政体之各种条件，尚未具备。
若干人士，误以为民主政治之含义，在听任个人从事于各种活动，甚至与国家利益相反之活动。另有若干人士，视民主政体为“一妩媚可爱之政体，形形色色，无不具备，同时又无秩序。”殊不知一国而纵容各种危害民主理想之活动，即系自行否认其自卫权；若谓扰攘纷乱，能使民主政体更妩媚可爱，即系否认民主政体之自保权。
吾人对于民主政体与暴民政体，不应稍予混淆，民主政体乃是有纪律之自治。民主政体可比诸美丽之建筑物。其装饰与雕刻之每一部分，具有无上之特质，各能因其本身所具之优点而获得永久地位，同时却又各个放弃其个别地位于整个结构之中，使整个结构因而益见富丽，因而不致仅仅具有品质上之完善，转形平淡。暴民政体，则适得其反，只系一种暴徒统治，犹诸一座粗率造成而表面华丽之建筑物，基于热狂情绪与恣意放纵之上。
今日德意志之所以成一暴戾之独裁政体，盖因其剥夺受治者公开辩论之权利。法西斯主义者以为强力之优越，即可成为一个政府之合法条件与合理根据。彼等既以威迫诱惑使人民迷信其领袖绝无错误之可能，又复否认人民有权质问在位握权者之或有错误。反之，吾人身属联合国家者，则接受非难询问，容许抱持各种异见者享有讨论之权，务使各人心胸中潜伏深藏之一切思想，亦均得分析而权衡之。此则因吾人认其为“一种方法，比诸专制政体之最科学方法，可产生较良好之通常人类”。
贵国除有最优形式之议会政体外，另有一事，给余深切印象，即两个坚毅民族，法人与英人，在贵国开发史中，彼此间未始无误会与战争，但今则早已相安于协调和谐之中，如一大民族然。此一榜样最为伟大。法籍移民之后裔，以及盎克鲁撒克逊人之后裔，对于加拿大之获得进步与繁荣，曾各尽其充分之贡献。此一史实，诚值得吾人注意。
最初贵国广大土地之一部分为移民开垦时，南加拿大之法国殖民当局，曾在每一乡村中，设置一民军队长，就当地“居民”中指派之。被指派者固须经加拿大总督之任命，但任命状之发给与否，胥视当地人民在其星期日之正式大会中，对于被指派者表示赞成或反对。此乃民众参政之显著事例，亦即实行顺应人民之意志与愿望。以言法兰西人民，其礼貌之出于自然，其社交之雍容自如，其精神之不断活泼，实使其特别适合于初期殖民家之冒险生活。凡在美国旅行者，对于底得罗（Detroit），圣路易（St．Louis），维桑（Vincennes）以及路西安娜（Louisiana）及类似之地名，必不免想起当日法籍加拿大人之冒险精神。当时所称“森林之开发者”（樵夫）能吃苦耐劳，能了解红种印第安人（RedIndi—ans），而对于新大陆，造成一种无价之遗产，自由之机会，即此遗产也。来到加拿大之法籍农民，则持其固有之节俭，努力迈进，成为地主。当时以一庄之庄主而偕其妻及子女，在田中辛勤工作，并非罕见之事。彼等发展劳工神圣之观念，对于亲自动手操劳，并不视为有贬身价，一若其他若干国家中有此观念，彼等反视之为生活中自然之表现，人人固须如此；彼等并承认每一工人均不辜负其所受之雇托。当日边疆生活平等化之力量，有如此者。
法兰西教会，对于贵国之开拓发展，亦曾尽其颇大之贡献。关于基督教会遣人传道而造成若干最有声色、最属光荣之事迹，即开始于北美洲。耶稣会所派之教士，乃是当日之探险家、绘制地图师与教员。例如关于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之探险，即由神父马格忒（PereMarquette）偕同朱利欧（LouisJoliet）为之。至如一六七一年苏比利安湖（LakeSuperior）之第一次地图，以及密西根（Michigan）北部与许浪湖（LakeHuron）之第一次地图，则由天主教会神父数人绘成。而首先向许浪（Hurons）族宣传基督教，并希望能使全大陆之红种印第安人信教而受文化薰陶者，亦系耶稣会之教士。
第七部分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说（2）
此外，余复想及当时富有理想与先见之地方官，名泰龙（JeanTalon）者，不以仅由少数人士享受此富饶之乐土为满足，而力倡开放加拿大，以减轻欧洲因增加人口所感受之压力。盖就当时欧洲言之，大多数人口，度其不卫生与贫乏之生活；且因大小君王，贪婪无厌，各具野心，互作私战，以致赋敛繁重，使人民生活益感困苦。
对于首任为西登海姆（BaronSydenham）男爵之汤姆逊（PoulettThomson）以及类似之人物，则贵国乃至全世界，应当永远感激。汤姆逊具有明智之政治才能，其在加拿大总督任期中，实行政策之时，宁采取道义上之劝告，而不采取凶恶性之暴力。嗣后欧而琴（LordElgin）爵士，为英王驻加拿大之代表，曾允许自由党参加组织加拿大之内阁，此即承认负责代议政体。此后，贵国政府和衷共济，一往顺利，而贵国人民在目的与行动方面，亦日趋凝结。以故，在今日反侵略战争中，贵国乃为联合国中之有力分子。
余向贵国伟大邻邦美国国会致词之中，曾谓为联合国家之共同利益计，不应纵容日本安然占有其在中国与他处所侵入之地区，盖日本正在利用时间，积存广大之资源，以继续轴心之侵略战争。在过去十二阅月，日本所强夺之物资，其数量殊堪惊人。平均每个月运往日本之原料，计自中国长城以南之占领区者达三百二十万吨，而自我东北四省者达二百八十万吨。此外，日本自长城以南之沦陷地区，每月运输二百三十万吨之物资，至吾东北四省，以及亚洲之其他部分，以供应其正在建设中之重工业。简言之，过去一年之中，日本为供给其武装军队之用，自中国强占而夺去之原料，约计壹万万吨。此一数字，尚不包括在中国占领区内日本军队所用之粮食。至于日本去年自马来亚运走之物资，约计六百万吨，以之与自中国夺取者相较，约为一与十六之比。由此更可见将日本逐出中国之为重要。日本正在继续加强其地位，为全世界凶恶之威胁；而且日本正在加紧榨取中国之资源，以对付整个联合国。
就吾中国而言，六年以来，不啻如一大磨石，紧套于日本军阀之颈上，且对于阻止日本，使不能利用其数百万武装军队以及工人于世界其他地方，已告成功。中国士兵，配备不精，吾人作战所恃者轻军器耳、肉与血耳、斗志耳。直至最近数星期以前，中国陆军即为小规模之反攻，亦从未有一种相当之空中掩护。最近在长江上游，中国陆军，得到美国与中国联合空军队少数飞机之助，能将敌人之进侵击败。此一事实，完全证明吾人所持有者虽比较少，而所能成就者却比较大。然而中国以及联合国所遇之危境，尚未过去。中国军民伟大之抗战意志，只赖不充分之作战配备为后盾，但不应使其所遭遇之艰难困苦，竟至超出人生所能忍受范围之外，诚以日本如果征服中国，其对于联合国家作战目的所发生之影响，将使人类文明遭遇类似天翻地覆之最大祸害。
加拿大一如中国对于联合国共同抗战，并无显著而动听之贡献。就此而言，余不得不谓英美两国之贡献，大都类此。然吾人应当领悟，决定胜利者，并非偶有之辉煌举动。惟有坚毅实施战略上预定之计划，加以共同努力，尽其贡献，毫无吝惜之志愿， 乃能于相持局面之中，获得最后胜利。吾人所应牢记不忘者，即对于最后胜利所尽之贡献，不应以其显著而动听与否，为一时估计之标准。贵国民军经年累月所积聚作战之英勇；贵国所送往英国之大批粮食与军火；贵国使用贵国机场以训练联合空军；贵国对于作战努力，就每一人口平均计算，所生产之物品较任何其他联合国为多。凡此种种，均足表示加拿大努力作战、争取胜利之坚强意志。
世间甚少新颖之主义。以余观之，实亦无需各种新颖主义，只须努力求使每一有价值之主义，充分发展与实施。基于同一理由，吾人不应徒然默坐，希望各项演变幸而凑合，使战后产生一较美满之世界。吾人应激于道义，奋勇前进，试探各种建立一较美满世界之可能途径。昔者彼契柯（CardinalPecheco）主教曾告知加拉发（Caraffa）（即教皇保罗第四世PopePaulIV）谓其左右有贪污情形，彼不特不觉忤怒，而且调查事实，采取步骤，将负责作弊者，一一肃清。彼有勇气，自拔于当时混乱之环境，对于任用私人，极力反对，以正直之志愿而奋斗，卒告成功。
今日有若干怀疑人士，以冷诮之眼光，注视一切战后世界合作计划。昔之培根（Bacon）即属于极端派之国家主义者，而缺乏政治家之识见。彼在当时，不能如吾人今日了解各国之君王与政治家，亦应尽忠于文明及整个人类。培根曾云：“一国之任何增益，必取诸外人，盖无论何物，一处有获得，他处即损失。”培根此一谚语，在吾人稍知经济学者视之，殊觉可笑。然其逻辑，在抱同一意见者视之，似无可反驳之处。若与同时代之格老秀斯（Grotius）相比，诸君当立即领略远见与理想所处之地位如何。
吾人只须始终努力，志在必成，则昨日以为不可能者，今日卒成为事实，余可指出，在中古世纪为革除罪孽教徒而颁布教皇诏谕，为决定何方为真正天主教而有之流血战争，为宗教而有之大规模检查审判与虐待屠杀，凡此种种，均使欧洲民穷财尽，割裂纷乱。问题之难于解决，孰有过于人灵裁决之问题乎？当时谁能想像，谁敢希望，宗教改革之各项运动，最后竟能由一五五五年奥古斯堡（Augsburg）之宗教和平而实现。
复次，一八六七年之英属北美法案（BritishNorthAmericaAct），规定加拿大为联邦政府，当时许多人士认为此一法案，足使加拿大脱离英国，实则反增强英国与贵国间之情谊与关系。
今日之世界，复立于十字路之交点上。吾人须知欲计划一战后之世界，若就霍布斯（Hobbesian）所称之警察而言，其作用仅属于一时，即使推行于全世界，亦殊觉不足，盖必有基本与积极之原则，以实现之，方能有济于事。
吾人身属联合国者，岂不应力求具有远大眼光而运用其识见，待战败者如邻人、如同类，而所应予以惩罚者，仅限于引起此战之祸首乎。
加拿大能融合两大民族于一强大而和协之国家中，故关于实现世界大同，人类可从贵国效法者实多。人类之是否伟大？端在乎合作与协调。合作协调云者，民族间压迫与榨取之反面也。
第七部分“联合国日”三周年时对美国的广播谈话
1944年10月24日
在联合国日三周年纪念的今天，凡我联合国的全体盟友，自应重申吾人共同作战抵抗侵略的目的。全世界已有不少人士在这次争取人类自由的战斗中而牺牲生命，而受苦受难，吾人尤应重新奉献吾人的一切，以维护这一辈为人类自由而殉难与受苦者所抱的信心。
我们中国是联合国中的一员，我们即将踏进抵抗日本军阀残暴侵略的第八个年头。中国以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