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自述-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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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美国对外关系——中国”，对其中内容具有启发性的领悟。书中有一些不仅是颇饶兴味，而且对于在许多长期危机期间使得美国对台湾澎湖及其外岛的既定政策，变得蜕化性可与否的讨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其所揭露的特质与独特的性格也是极富启发性的文献。其中一些政策记录是关于在台湾防御中金门与马祖的重要性的众说纷纷的探讨。
其他文件则显示出各撰述者为顺应当时紧张的情势及完全迁就赤色中共的威吓与高调而变换地端出“今日特餐”。然而其他在领导阶层中位居次要者却仍采取一种推卸责任的姿态，引用了中华民国政府中某一位或数位（未指名）的高阶层官员曾有杞忧者的言论作为他们“请示”的理由，于是避免了表达一个专业性的意见。这原是参谋学校教导高阶层官员如何作战术上或战略上判断和决策的基本训教。但是不幸地，若干人却故意避免提出任何坚定的看法，他们这种设想是怕有碍于其升迁的原故。但是我必须说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上将以及太平洋区总司令史敦普上将不但胆敢表达坚强的战略见解，而且就金门对厦门、马祖在闽江口对福州，在台澎防卫上有其士气与心理战略上的价值，用铿锵有力的言词向他的同僚、长官以及往昔的盟友——如当时英国首相艾登表明战略意见，并强调国务卿杜勒斯宣布的美国外交政策。
我也必须明白地赞颂负责西太平洋海岸地区之助理国务次卿华特·罗宾森先生，因为他在始终坚持美国政策，不论在国会听证或忠实地实践既定的对外政策，尽管这些政策似乎受到国内外起伏不定的风暴而制造不同的解释。
我决不能不缅怀杜勒斯国务卿。美国国内的所谓自由分子、共产党和左倾国家，在那些顷刻就可以转变的风势之中，均图以暂时妥协而欲其放弃其所宣誓信守的原则之雄辩来取悦并献媚中共。杜勒斯在这些极不平常的压力下，提供了不寻常的支助，以忠实地推行艾森豪总统所宣布的政策。
最重要的是，我必须对国会中一些不具名的忠诚朋友表示感谢，他们对艾森豪总统进行强而有力的劝说，以抗拒不断来自全球各地，联合各种别有用心、既自私、又短见、不利于我国、极尽恼人的势力。
让我幽默一句，引用艾森豪总统新闻发言人哈格特先生的一段详细日记。但是在引用之前，我必须对艾森豪总统风度、宽大和友善致谢。他曾派霍华德把令人鼓舞的信息送给蒋先生和我，并向我们殷殷致意。霍华德先生是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也是我们多年来的忠实好友。这信息是强调坚守台湾和澎湖群岛对自由世界之重要性，但是确守台澎不必与金马诸岛相提并论。其次，艾森豪总统相信，中共将会很快地攻击韩国，或迟早会攻击中南半岛，这将是中华民国“反攻和猛攻心脏地带”的“良机”。因此，艾森豪央请霍氏对我们表示，法国政府曾不接受美国政府的建议，而尝试防守不可守的奠边府之错误。艾森豪总统更进一步地特别提到诺曼第登陆，当时他身为联军总指挥，他的策略是让盟军在法国大陆海岸登陆，而不在如布勒斯特Brest或勒阿法LeHavre的海港登陆。这种以攻击欧陆海滩的策略与金马相比拟，乃真是艾森豪总统某种天真的魅力，他把金马和盟军登陆的奥玛哈与内布拉斯加海滩相提并论，同视为反攻大陆的据点。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四十八分，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自华盛顿给夏威夷美国太平洋区总司令史敦普的电报里言简意赅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金门和马祖的重要性是在心理与军事上的考虑。它们是蒋先生（原文为Gimo此属中外对蒋先生私下的尊称）防卫台湾的一部分。它们是他的前哨与警视站，它们阻绝两个关键性港口地区，而且是中共侵台时极可能希望攫取的地方。中华民国之保有金门马祖，使中共极难为了侵犯台澎地区而秘密集结大军。”
第八部分年来所思所感（3）
蒋公坚决固守金马外岛……
一件事实让我觉得有趣的是，艾森豪总统不但是位军人，也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外交家。首先，他知道霍氏和我们的友谊，所以他特意请这一位既非外交官又非美国政府官员的人物，来代他传达信息给我们。艾森豪总统利用一个好朋友鼓励我们自金马撤退，并且希望播下此一想法之后很快地变成我们蒋公自己的想法。而且，艾森豪总统完全忽视在“天神计划”中（按指二次大战诺曼第登陆），他拥有一千多艘载重吨位船只、炮舰、运输舰和补给舰的配合，它们全部积极地参加攻击而且全都在他的指挥之下径达海滩，事实上侵入法国攻击部队，上船下船，岂非是上下偌多更小的金马岛屿么？这如何可比拟我反攻时，亦可由台直接攻进大陆呢？
我们蒋公问艾森豪总统的好几位特使，包括霍华德先生在内，很明确地指出，无论有无美国协助，他都会坚决固守这两个外岛。从我们许多漫长的人生过程中，谂悉具有广泛经验与机智精神的老练的人们，可领略和认识高尚的意志之不可侮……
由于我一向对重要的出版品极为注意。因此，毋庸赘言地，当“美国国务院档案第二卷”及最近的“第三卷”出版之后，我立即得到了。对于形成历史事件的一些重要事实，及对于许多书籍档案中经由事后的阐释却仍搞不清的记载，我们现在加以讨论，甚至也是枉然，更不必论及那些使我们至今仍受其后遗症之害，明显的错误判断与决策，虽然，常识会使我们不至于犯下此种错误。但我在“美国国务院档案第二卷”中，仍发现一些事实，颇引人注意。美国官员中，尚不乏有远见明达之士。例如：国务卿杜勒斯、罗勃逊，雷德福及史敦普两位海军上将，皆具有此种特质。事实上，法国军队在奠边府溃败之后，艾森豪总统私下亦承认所赖以对抗共产主义扩张，使西太平洋地区诸国免于陷入战火之两支反共武力只剩下其中之一。当法军在中南半岛失败后，只有蒋公所领导的国军仍保持精锐的战斗力，在政策上一旦需要时，仍足以忠诚执行其所赋予的任务。同时，我更注意到，政治人物们对于蒋公的刚毅，咸表由衷尊敬，即使我们政治上的敌人，无论在日本军方威胁利诱下提出最优惠的和谈条件，仍保有不屈不挠的意志，而万分敬佩。在美国的军援，开始点滴地到来之前，在中华民国孤力惨烈地奋战了四年之后，领导者的决心仍未丝毫改变。
……蒋公决不妥协不屈服
假使没有蒋公在大原则上不屈服、不妥协的领导，坚守金门马祖，谁也不难想像到，如果金马陷落，难道台湾不会像这两个外岛一样沦亡？若不是因为他的坚定不移，谁能说，会因此而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虽然用科学无法实际而确切地证明，但是，时间已一再地显示，只有慧眼独具才能体认出来伟大的特质，那需要一种特定的敏锐力，而这种我所称之为“未知数因素”或名之为第六感的敏锐力，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然而，我对一件事却能确定，凡是具有与生俱来的自我观念的人，绝不会认出伟大的特质，即使伟大的特质是随手就可以触及的。中华民国在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困苦时机，很幸运地少数在位的人已经看到并确知在他们之外还有一位具有天赋的才能及伟大的特质者。必须说明的是，同样幸运地，我们的国家一位不胆怯、不动摇、亦不屈服于不可胜数的压力的领导。设非如此，全球所发起的善意、友好及协助，亦是枉然的。……我必须承认，当我读到艾森豪总统，经由当时美国驻伦敦大使而密送给邱吉尔总理的电报时，我非常感动。（虽然，我自小即被教导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尤其是悲伤时）我引述部分电文如下：“我们相信，如果我们企图强迫蒋氏放弃这些岛屿，他宁愿独立行动，同归于尽。”艾森豪总统的观察深湛，他全然地能透视到蒋公之坚强，而衷心感佩，甚至引用于郑重对英国的行文之中，忠告邱吉尔首相和艾登外相，若再使用压力，亦必徒然，实可谓之罕见。
在这么多年来我与蒋公共处的日子里，几次听他平静而又坚定地告诉我，他的目的乃是将自己奉献给国家和党。读到上面的话，我要情不自禁的泪眼模糊了，并不因为我对于蒋公精神之了解——他这种精神，一再地被许多世界领袖，诸如艾森豪总统，和其他领袖们所肯定，也不是他们曾向邱吉尔以及艾登提到的这种精神——而是在我内心那份油然涌出的骄傲感。我所骄傲的是在这艰难的时代，我们有这么一位不平凡的领袖，使世界人们确认中国永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我们将不再被蔑视为历时约三世纪之久的东亚病夫……
第八部分年来所思所感（4）
中国文化创造台湾奇迹 展望不祥征兆令人关切
有一天我读了“中国——发现与发明之地”一书中的一段，作者是谭普先生，资料来源于一位杰出的汉学家李约瑟博士。书中提及中国有一百多种惊人的“第一”（发明），其中部分早在一千五百年以前即已发明。尽管一般所熟知的中国很早就发明了火药、丝织品、纸张以及面条。谭普先生的书会令你们——我的同胞们为之振奋，而且也为我们中国文化而感到骄傲。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勤勉工作的传统，使我们不至于被看成劣等民族，和许多东方国家及西方国家相形之下，我们的台湾更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一个奇迹。最近几次在教育方面的调查，显示了我们中国学生在美国许多学校的班级中名列前茅，近三十年来，中国学人前后已有四位获得诺贝尔奖，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一位李远哲博士又赢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
说了那么多过去的事，让我们来展望将来。我所关切的是一些对未来不祥的征兆。很明显的由种族偏见造成的盲目的爱国主义再度在日本昂扬起其丑陋的头颅，因为潜伏的军国主义先锋正又在日本崛起。让我为大家举出一些事实来，当艾奎诺总统最近到日本做官式访问时，日本裕仁天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人所给予菲律宾人民的残害，向艾奎诺总统再三道歉，我认为这是很有君子的风度，但日本天皇的这份应有的表示，不久，即遭受到一些日本顽固人士的激动訾议。由这里我想到了蒋作宾将军，他是一个老国民党党员，毕业于早期日本军校，于三十年代，曾由我政府派任驻日使节。（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我国和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当蒋将军以特命全权公使身份，向日本天皇呈递国书时，裕仁天皇为日本军事暴行向我国蒋公使致歉，担任礼宾官的宫内大臣陪同我公使晋见。当蒋氏向天皇告辞后，宫内大臣却恳求蒋公使不要公开透露天皇的道歉，否则他（指宫内大臣）将毫无选择余地，只有切腹自杀。我们的公使及政府，本着与人为善的胸怀，一直没有将此事公诸于世。我们或许可以就此了解日本军国民主义自本世纪初就一直很盛行，事实上，有好几次发生对日本将级军官、大臣级的文官的暗杀行为，还有在皇宫前发生的不少次的暴动事件，都为的是军人恐吓及威胁日本人民，使其对军阀就范。
日本窜改侵略屠杀史实 军国主义又在死灰复燃
但是面对一九八六年的今天，在日本战败与盟国占领下，并历经四十余年的民主化和国民大批出外观光的结果，应可使日本人更意识到外在世界的存在。日本民族不应再有偏狭观念，否则仍会预兆着黑暗与不祥，对于日本天皇正当的向艾奎诺总统表示了他的遗憾与难过，仍然有人大表反对，真是令人不可置信。我们也应注意数年前东条已获得平反，他的纪念牌又再放进了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供奉的全是日本国家的伟人、功臣以及烈士的牌位，供正式祭奠，定时祭拜。有一些日本政党党员曾反对将东条英机的牌位放在神社里，但这项意见被神社的供奉僧侣拒绝接受而作罢。早在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路透社曾自东京报道说，日本文部省决定要删除在学校教科书上任何有关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批评性文字”。这个窜改侵略及大屠杀的种种行为，文部省竟然狂言说是“一项审定政策”；而且是“既客观又公正的”。忽视事实真相的教育是为了实现这句讥诮讽刺的格言：“无知便是福。”日本内阁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之下，已有然之意，而不再赞成这种做法，那位大臣因而就被迫辞职了，封建时期武士道的英雄事迹确实是一种令人赞佩对部落民族的忠诚，适合作现在青少年或成人茶余饭后消遣时光的，但是在廿世纪的现在，此种像发生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野蛮行为，颂扬暴力与大屠杀的英雄式崇拜，已经不再符合现代文明人的信念。更进一步说，让日本的后代子孙了解可耻的真相，而不对他们隐瞒事实而欺骗，让他们由其祖父辈、父执辈的命运——不光荣的在异国领土上杀人或被杀——此等错误与悲剧中进益学习，这不是对他们更有可贵的好处吗？否则，他们将无法从真相中去学习，更遑论从挫败的悲剧中获得可贵的教训？日本民族世世代代子孙应由过去掠夺的罪愆所得到的教训中成长，而不应再次为追求东条及他的徒众过去虚假辉煌的事迹而再沦入于悲惨的情境。
大家都知道，广岛和平纪念碑显然就是一座反战纪念碑。只要世界存在一天，它也应与世界同时存在，日本军国主义者难道还要蛊惑于民族优越感的口号，而再一次回到尚武传统，令血气方刚的青年误入歧途？除非日本政党的领袖们为了日本民主政治的将来着想能洞察先机，并具有魄力，及时阻止正在萌芽复生的军国主义，否则就太迟了，最后，当危险的仇外情绪爆发时，谁会真正的受害呢？当然是日本人民，因为核子战争是没有前线和后方之分的，任何地方都是前线。
第八部分年来所思所感（5）
知识分子缺乏直接责任 致使世界充满怪异现象
当今世界充满着怪异现象，“民主”一词已经成了任人投掷的陈腐口号。一些行之多年的原则，现在却反被指为“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凡是坚守原则的人，会立即被指斥为既不进步而又落伍的守旧者。让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这层意思，佛尔柯夫（VladmirVolkoff）在他的“蒙太奇”（LeMontage）一书中，探讨俄国秘密警察及其对法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时指出，一九六年代的法国，被一股歪风所笼罩，一个人若不是马克斯主义者，便是一个傻瓜，甚或连傻瓜都不如。在知识界中，如果一个人无法清楚地暗示或明白的让人知道，他是一名知识分子的马克斯主义者，那么他就一定不会受人重视；真的！知识分子不动大脑已到了可笑的地步。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寇克派屈瑞克（JeanKirkpatrick）在她的“政治与新阶级”一文中，提到我所景仰的第一次大战后奥国财政部长休姆彼德（JosephSchumPeter）的话（他在经济方面写过许多渊博著作），休氏虽不客气，但却中肯的道出，知识分子之不同于一般人的许多事实之一，在于他们缺乏直接的责任，或是没有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