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自述-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切┣椭钡氖叮比徽夥ㄗ颖冉贤椎绷耍乙不辜虻ィ瞧镌诳嗔Ρ成希兆叛劬Φ摹Ｎ壹舾赡昀系某秸撸加么朔ㄍ怠Ｎ蘼塾檬裁捶ㄗ樱灰赖缴蕉ィ嗣侨衔俏蘖抗Φ拢仁构蜃畔バ卸希歉上磺心跽狭恕Ｎ蚁肽忝且欢ㄒ担庋ネ凡灰苌寺穑咳欢闳粲媒抛呱先ィ愕慕乓不崽弁吹貌豢尚稳荨Ｎ胰蘸笕韵肷先ヒ挥危悄┯懈嗟淖柿细嫠吣忝橇恕Ｕ夥庑啪痛私崾鹊侥忝浅ご蟮氖焙颍忝腔蛐砘嶙约豪磁实钦饷降陌铡�
第一部分合作与牺牲精神
1936年1月1日对上海基督教广播协会电台开播时的广播讲话借本电台开幕的机会，我能对大家说几句话，很觉得荣幸。我在这广播器前面发言，几千里外的人们都能听到，确是一件神奇的事情。这不能不归功于现代科学的发明，同时表示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已有如此进步。我们利用自然的力量，有当有不当，用而得当，固能福利人类，用得不当，也可以危害人类，甚至使人类毁灭。
我们既可以这样的支配自然，促成物质的进步，但我们也应当注意较物质更重要的精神。人类是被精神力量所控制的。有了这种精神力量，世界还有实现大同的一天，人人皈依上帝，人类或有融成一体的可能。精神力量虽不是我们目光所能看得见，然而我们确信它是永恒存在的。主耶稣曾经提出过一个深刻的问题，他说：“假使有一个人，他得到了整个世界，而丧失了他个人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应当明了这个伟大的真理。
我希望大家在这民国二十五年的元旦令节，感谢上帝给我们的无穷幸福。自有历史以来，上帝的赐福我们，庇护我们，到现在已无数世纪了。我们已奠定了中华民国稳固的基础，现在我们还要恳求上帝扶助我们，引导我们在这艰难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我们为了全国同胞的福利，竭诚地谁都贡献一切，牺牲一切。并且希望由此创导出国家民族的新生命。
要使我们的国家强盛繁荣，而恢复我们民族从前的光荣，惟一途径，是人人都能尽他的责任。我们的努力，还得调和一致。从前有句话说：“一箭易折，众矢难摧。”倘使全国的国民，不论什么地位，什么职业，都能把福利国家、福利社会作为工作的目标，不存一丝一毫的自私心，自奉力求简约，服务不辞劳苦，我们一定可以把国家从危亡中救援出来，如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还得刻苦实行，有牺牲精神，只说不做是毫无用处的。
让我借这个广播器，再向诸君申述我的愿望，我希望人人能在爱国救国的共同目标之下团结一致——并且不仅为了本国，还得更进一步为全世界的幸福而工作，别让任何人独自负起国家的艰巨责任。我们应当共同为祖国努力。我们要乐观，要有精诚合作的精神努力前进。最重要的，我们还得明了，当我们奋斗前进的时候，上帝永远在辅助我们。我们不能离开了上帝独自前进。只有上帝的辅助，才能使我们实现一个真正的快乐新年。最后，愿上帝赐福你们，我并且竭诚地祝诸君新年快乐。
第二部分西安事变回忆录（1）
1937年1月
宋美龄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当事人之一。此文是她随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所写的回忆录。该文一经发表，就有人看出其与蒋介石所发表的《西安半月记》有许多矛盾之处。该文的价值在于，其所记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利用此事进行的权力之争，及宋美龄极力斡旋以求和平解决的经过，基本上是可信的。但文中也有许多歪曲史实的记载，其目的不仅是宣扬她个人的功劳，而且更重要的是为蒋介石辩解和争取声誉进行政治宣传。
外国作者有视西安事变为一滑稽之喜剧者，余则视此为决定我国命运最后一次革命正义之斗争也。盖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后，半个月内，西安事变之经过，其情状之复杂，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至其对于内者，则包涵个人与全国各种复杂问题，且有最猛烈之爆炸性蓄积于其间。今欲事后回溯，表现其准确明了之事实，固非易事；苟勉为之，首应排除个人之情感，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各方面同时活跃之经过，方能窥得其真相之全豹。
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恶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
南京虽为首都，其在黑暗中摸索之状况，不减上海。余偕孔部长及端纳（余已约彼伴余飞赴西安）匆促入都。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已于星期六深夜开会，决定办法，立付执行；并将叛变首领张学良明令免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命令措词，异常严峻。京中已于是日晨接到西安发来之通电，署名者除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重要部将外，复有在西安之中央官吏多人。电中列举非难中央之事状，皆足令人发指者，并称彼等曾“涕泣诤谏，屡遭重斥”，故不得不“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最后提出自命为“救国主张”之八项要求，希望南京当局“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将来开一线之生机”。至所列八项要求，则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实际注重于“剿共”军事）；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国联合会分子七人；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实行总理遗嘱；立即召集全国救国会议。
此我等于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晨抵京时，京中紧张迫切之状况也。此时当余之前者，不仅为余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重大之问题，其变化实易受热情与狂想之激荡，而余本人复系有严重个人之利害。第一念袭我心头，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继余复念，此事若处理得宜，必能得合乎常情之解决，余必坚持我主张，将一切措施纳诸合理轨范之中。
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是晨八时前，余即电张学良，告以端纳拟即日飞西安，端纳亦同时去电，盼其即复。余等到处搜索消息，而消息始终沉寂；周遭接触者惟紧张之流露，形形色色之猜测；辗转传布，如飞沙，如雷震，诸凡捕风捉影之传说，眩人欲迷。时西安电线早已中断，不特西安之真相无从探索，而亦无人能一究事实发展与结果何如也。
余迭向京中诸要人剀切陈述：于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上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余主张：既未能确证西安将领别有企图，曷若姑信其言之由衷，一方面迅速搜寻其动机之真相。余曾作臆断曰：“或者彼等确有不平之情绪，而自谓其有相当的理由。一部分国人若对中央怀抱不平，中央应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尽力纠正之，同为国人，苟有其他途径可寻，又何必求军事解决也。”
西安来电所提八项要求，余初未加以重视，当前一般人亦多作如是观。盖张学良部以西北地瘠民贫，驻军其间，早感不满，故测其所提政治条件，实只备为移调丰腴省份谈判时之借口而已。主张讨伐者或即因此而益坚其主张欤！
是日晨，得张学良来电二通：一致孔部长，一致余者，皆经中途阻碍，延搁已久，读其致余之电，涉及委员长，语多不逊，余初愤甚，继念：安知此电果为张所亲笔签发者，安知张非与其部下有隔阂者；即此电确为张所亲发，又安知张非在激昂情绪下措词失检耶？时端纳西安之行，待张学良复电尚未至，为节省时间计，端纳决于午后先飞洛阳，余恐或有需译员处，派黄仁霖偕行。余复请端纳携一函致委员长，函中述余深信吾夫一切措施，皆以民族利益为本，余日夕为彼祈祷上帝，愿彼宽怀。余复以长函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
端纳于夜间由洛阳来长途电话，称于日落时抵洛，彼处离西安虽只余一小时半之飞行，然消息之沉寂，不减于南京。且言是日已有飞机三十余架在西安上空飞行示威，目的欲告谕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之手，以张学良预令其驻洛直接指挥之炮队占领机场之命令，其部下实未遵行也。端纳复称：彼不问张学良有否复电，决于明晨飞赴西安。余于是夜卒得张学良致端纳电，欢迎入陕，于是端纳所乘飞机中途被击之顾虑，始得释然矣。
时军政部长已受命，在委员长未回京前，执行指挥调遣全国军队之职权，空军亦归其统辖。然余仍继续进行“全国航空建设会”改组事宜，盖不独事务本身之重要，未容诿卸；且努力从公，亦暂时可使身心得所寄托。闻左右偶语，竟窃窃私议委员长已不讳，且谓即幸存，亦无生还望。诸人于面对时，未尝不表示同情与慰藉；然一转背间，即充满悲观之空气，而全国斥责西安叛将之怒焰，则已蓬勃不可抑止矣。然余个人于事变发动之初，即决心与劫持我丈夫之西安将领作正义之周旋，任何牺牲，任何代价，皆所不顾；至咒诅谩骂，则非所愿为。盖余深信，惟诚挚与真理乃能建树永久之基础。此为余生平之信念，遇西安事变而益坚。
第二部分西安事变回忆录（2）
当时局势虽黑暗危殆，然余深感必有可以解决之途径，故愿中央诸公共信之。因此反复申述，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盖战事开始之后，委员长即不为其亲自统率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为怨恨暴戾之叛军所残害，不料此时余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矣。
或有责委员长不应轻赴西安作此不必要之行，可免躬蹈危机者。余即告之曰：“委员长若欲不愧为委员长，无论在何时何地，皆应作冒险牺牲之准备。彼所朝夕萦心者为国家大计，更安有余晷顾虑其个人之安全？策划其安全者，实非委员长分内之计，而为其部下及其左右义不容辞之责任。彼为其干部者，实应随时随地敬谨注意，策其万全，如委员长自抱其本身安全之顾虑，又安足为全国领袖哉？”复有人言：“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余又告之曰：“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人不明余所主张之理由，词色之间似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余乃详告诸人曰：“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则余必首先劝其牺牲。惟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挞伐之师，径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故为国家计，不得不吁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愿诸公深信我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今日此举，实抑制情绪，抓紧现实，乃以公民之资格，要求以最少之牺牲，为国家与民众解决此严重问题之症结。倘余夫或余个人之牺牲可以为国家造丝毫福利者，余必不假思索，力主牺牲。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而国难严重如今日，在余心目中，在全国民众之想念中，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此余之所以主张必用和平方法以保证其安全也。诸公今日，一面尽可作阵地之配备，惟须力诫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而一面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晚。凡余对此大局之观察，以及余所贡献解决之方策，事后必能证实其不谬，深信诸公虽与我观感两歧，而态度之诚挚则同；余今自信所取态度之不误，必将竭全力以求我主张之实现，谩骂不足以慑服叛徒，更不足以解决现局，幸诸公深思之。”
余言既，复明告彼等即亲自飞往西安。群议哗然，以为不可，反对之声纷至。盖当时谣传，血与火充塞西安，该处已成赤色恐怖世界，而悲观者更以为委员长即未死，亦难幸免。故向余进言时，不曰余此去决无收获，即劝余勿作不必要之牺牲；不曰余去被囚，徒令叛变者多一要挟我夫之借口，即曰最少我投身作质，徒扩大事件之纠纷。悲戚、失望绕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难，欲坚持我信仰更难。余虽未受悲观者之影响，然亦不禁黯淡凄怆。尝自反问曰：岂我等求出生民于水火之努力，已至最后绝望时期耶！岂我等复兴民族，建立国家之计划，果将从此毁灭耶？深思终不得解，然余终坚持我信仰不舍。于是迷梦渐去，始恍然惟“信仰可以移山”，欲纠正一切错误，惟有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之信仰耳。
年来委员长出巡各省，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未果，深觉怅然。盖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致恶化至此。然此种思索不足自慰，徒增烦扰。而群集我室者，宾朋如云，或进同情之辞，或索时局真相，更有作消息之报告者，扰攘终朝，益增我之烦恼。
余日无晷刻之闲，各机关首领纷纷向余询问对于应付现局之意见，尤以黄埔军校同学代表要求指示为更切。军校学生皆为余夫亲自教育之生徒，坚请训话，余不能却，因向其集会作公开之演讲。余告诸生：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民众对西安叛变之负责者，怨恨愤怒已不可遏，诸生幸勿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之。并告诸生：已嘱端纳赴西安探真相，迄今尚无一人出入西安；故吾人所知西安消息，除孔部长与余所得二电及西安将领之通电外，无片纸只字可为凭藉。继复诫之曰：“委员长统一全国军队之功绩，固为国人所乐道，然其手创之新生活运动，更对国家精神建设有积极之贡献。诸生既为彼忠实之信徒，不惟须努力继续推行此运动，更对国家精神建设有积极之贡献。诸生既为彼忠实之信徒，不惟须努力继续推行此运动，且应恪遵其信条为终生之圭臬。余深信西安叛变者，目睹其妄动所引起之全国反响，必能憬然悔悟，痛恨前非。凡诚意悔悟者，应开其自新之路，则谈判之途径，自当勿令壅塞。叛逆如有悔罪之诚，我黄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