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自述-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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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今又来西安矣。西安本为我中华民族产生地之摇篮，今岂将变成其棺木欤！倘委员长不获生还，中国之分裂与灭亡立见，此后不幸之变化未易测也。若幸而脱险，则国家之团结益固，可怖之祸乱或将蜕变而为国家之大庆。余之心头似嘤鸣“祸中得福”之颂辞，余深信之。然到此关头，需具信心与智慧，偶一错失，立入死亡之陷阱。我等处境，实遭大难；四周军队皆整装待发，叛军之后，复有共军，此又为委员长多年剿讨之寇雠也，凡此各方，皆屏息以待，立可爆发。而中国境外，复有各国静观此间之结果。所谓东北军者，人数众多，军械精良，其作战之计划，即以后方之共军为其惟一之后盾；万一战争发动之日，即共党重生其活力之时，则其影响将如电流之疾走，酿成空前之内战，召致不可预期之浩劫。而虎视眈眈之帝国主义者，正悬盼中国内战之爆发，俾得借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凡上述之危状，皆为日来缠绕我心坎之魇影，自闻军事长官坚决主战之论调后，未能一日忘怀者也。
余见委员长后，再召张来见；彼或因余未加斥责，显有快慰状。余立以镇静诚挚之态度与之商谈，告以彼等自谓此举得全国民众之拥护，实属错觉；今大错已成，若何补救，实为当前惟一问题。并语之曰：“汝若向余问以后之方针，余可以诚意告汝，尔等欲将武力以强迫委员长做任何事，皆无成功之希望。”张曰：“夫人如在此，决不致发生此种不幸之事。”此语殊出余意外，骇然久之。张续曰：“我等劫持委员长，自知不当；惟我自信，我等所欲为者，确为造福国家之计划。然委员长坚拒不愿与我等语，自被禁后，怒气不可遏，闭口不愿发一言。深愿夫人婉劝委员长暂息怒气；并望转告我等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即签署任何文件亦非我等所希望。”余表示深信其言之由衷，不然，则彼等行径又何异于旧时军阀。惟目前欲示世人以无他，应放弃胁迫态度，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因复语张曰：“尔性太急切，且易冲动。尔当知世上有许多事，皆非躁急之举动可以成功者，惟步骤一致渐进之行动，乃可得真正之进步；换言之，即全国人民程度进至适当之水平线后，仍将感效果之迟缓。然余之经验告余，躁急者百分之力量，只能得一分之收获；而徒求快意一时之举动，决不能致中国于富强，惟坚忍卓绝之苦干，始能得理想中之成功。”张闻言，颇感动，诚挚言曰：“夫人，余已觉悟此举之不当，决不愿托辞掩饰。惟自信动机确系纯洁。倘此次夫人能一如往昔偕委员长同来者，余敢断言，决不致发生此不幸之事变。今余屡欲向委员长有所申述，彼辄禁我启齿，厉声呵斥，奈何！”余曰：“汝仍未能了解委员长也。彼所斥责者，每为其寄有厚望之人；倘对汝鄙为弃材，则决不再费如许精神对汝斥责矣。汝每称事委员长如事父，彼信汝此言之诚，故不假颜色。”
第二部分西安事变回忆录（5）
张应曰：“夫人应信我敬戴夫人之诚，即余部将亦一致敬戴夫人。委员长被禁后，彼等搜索其文件，得夫人致委员长函二通，拜诵之余，益感夫人之伟大。盖此二函中，夫人为民众求福利之至诚毕露，故深信夫人此来必可调整现局，使委员长早日离陕之热情初不后人，盖我等不独不愿阻碍其政治上之工作，且一致推崇彼为我等惟一之领袖。今但求向委员长面陈款曲，一切皆无问题，深信夫人必能助我了此危局。”余骇问所称二函究竟何指。张曰：“一为请筹援绥经费与补充空军事宜；在另一函中，夫人缕述救国感想，实足动人。夫人告委员长，有‘深感我二人共同救国之事业，未能尽责之处甚多，此后当加倍努力，一方面不负人民付托之重任，一方面不背我二人结婚时为民服务之誓言’之语。我等读此二函，实感动万状。”余即乘机向彼劝导：“汝当更忆及函中之又一语，即谓我等救国之努力，乃随时默祷圣灵之启导，始能免于错误。汝若诚意欲有所建树，亦应随时祈求圣灵之向导也。”盖彼此次举动，不独扰乱秩序，自坠人格，且身为军人，竟甘超越轨范，毁灭纲纪如此之甚。更可痛者，数年来辛苦经营之统一，幸告完成，正足增进中国之信誉，造成万世之福利，今竟为彼等毁其垂成于一旦。余复令追忆彼欧游初返时余向彼告诫之言。余当时之言曰：“活动能力之强盛，若不能纳之轨范，危险实大。”曾嘱彼处事要随时谨慎。至彼称无伤害委员长之意，余又告之曰：“十二日事变发生之晨，枪声四起，委员长未衣棉衣，备受严寒之侵袭，且流弹飞舞于四周，若未获上天之默佑，彼不饮弹而亡，亦将罹肺炎而死矣。然而已过者今勿再提，目前应讨论者，如何可使此事件迅速结束；盖委员长留此间愈久，国家之损失亦愈大。汝意以为如何方可收拾此危局？”余复述前言，促其速自悔悟，力图善后。张屡颔其首，并言彼个人亟愿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惟此事关系者甚众，不得不征求彼等之同意，余因促之曰：“然则速将余意转告彼等。倘彼等欲与余面晤者，可遣之来见；凡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余留此候汝复音。”我等谈话至此告一段落，时夜已深矣。
余坐候至十一时，张尚未至，以电话询其行踪，据答称，彼尚在开会。因留语，散会后嘱其来我所。及清晨二时，仍不至；复以电话询，越数分钟，始至，目光疲倦，为状惫甚。彼言散会过迟，料我已入睡，不愿扰我，故未来。余急问：“彼等何言？”张曰：“杨及其部将不愿释委员长回京，彼等言，子文与夫人与我交谊甚厚，我固可自保生命，彼等将奈何？彼等责我使其牵入漩涡，并称所提之条件无一承诺，遽释委员长，岂非益陷绝境？明日将再开会。”余见其疲惫不支，知多谈无益，因曰：“已将三时矣，明日可继续再谈，汝当去休息。”
此后数日，令人焦悚之问题益多，盖疑惧之军官，因急欲保证其本身之安全，随时有囚禁我等之可能。因此人抱不安，空气益呈沉默之紧张，剧变之发生，固意中事。即屋外监视之卫兵，似亦受此种心理之影响，盖当子文与余往来各室，与诸人会晤时，彼等咸现探询究竟之目光。余与子文惟一可以暂弛神经之法，为散步于积雪之前院中。院中各处皆有荷轻机关枪之守兵，日夜巡逻，以防外人之擅入；而院墙之外，更有大队之守兵，以防委员长之出走。仰首上瞩，天宇清朗，白日行空，此昭昭之青天白日，殆为此间惟一具有光明之物象。余二人绕院行，周而复始，守兵皆作怪异状，不辨我等有无用意；及闻我等发笑声，骇怪益甚，殊不知我等故意纵笑，以减去紧张空气之压迫也。
是日，子文正往来各将领间，作多方面之接洽。各方说辞纷至叠来，所谓“最后要求”“最后论据”竟层出不穷，说服其一，第二第三乃至十余种之“最后”与“不可能”者接踵而来。然就西安军人之心理观察之，盖皆惧遭国法谴责之闪避行为耳。我等此来实已造成彼等内部之分裂，端纳入陕，张学良即招群疑；自子文及余与彼谈话后，张坚主立释委员长，西安将领竟目彼为“我方之一分子”矣，于是欲将彼与我等一网打尽之危机益迫。此所以各将领每次开会议决之办法，散会之后，突起疑团，于下次开会之时又全盘推翻，坐致一无成就。怀疑顾虑，笼罩一切，似已无止境可寻。余告委员长曰：“此中央军日迫西安之故也。”然此时之委员长，对于事件之开展，已不感关切，彼厌见周旋，厌闻辩难，尤厌倦与周遭疑虑之空气，出陕与否已不在彼顾虑之中。曾语余曰：“事态既继续如此，余决不作脱险之妄想，望吾妻亦不枉作匪夷所思矣。”然余深知在此重要关头，惟忍耐自制为成功之要素；我等当使叛变诸将领深信我言之诚挚，彼等若能悔祸，我可劝委员长呈请中央不究其既往，决不兴师讨伐，以造成内战之危机。
我等此次到陕，尚未闻赤祸之威胁，有如外间所传之甚。曾有人向我等申述，共党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且主张立即恢复其自由。然我辈不能健忘彼等过去残酷之行为，今虽一时沉默，乃未减其威胁之危险性；更有人告我等，彼等早已放弃其昔日之政策与行动。然我亦不愿信此无稽之谈也。我等不惟自警，且警戒西安人士，告其勿中彼等之诡计也。
余全日出入室中，每有新转变，辄报告委员长。某次，余正与委员长谈话时，余之侍媪忽牵余入邻室，耳语余曰：“夫人出言务请谨慎，窗外守兵正在门隙窃听，幸余及时阻止之。”余问如何阻止之，彼曰：“余瞪视之，并告之曰：‘尔必听有趣新闻，余愿伴汝同听之。’因是坚留不肯远离，彼始悻悻去。”
时张学良正竭力解劝疑惧中之各将领，并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且任其纵谈一切。彼详述整个中国革命问题，追溯彼等怀抱之烦闷，以及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与如何酿成劫持委员长之经过。余注意静听，察其言辞中，反复申述一语并不厌赘，其言曰：“国事如今日，舍委员长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者。”述其对于国防上所抱之杞忧，亦喟然曰：“我等并非不信委员长救国之真诚，惟恨其不能迅速耳。”余俟其言竟，然后温语慰之曰：“青年人血气方刚，每病躁急。中国为一古国，面积之大，人口之众，领袖者欲求成功，理当做合理之进步，安可求快意于一时。更有进者，领袖之实行其理想，决不能超越群众之前而置群众于不顾，尤当置意于经济问题之重要。”彼言经济实为国防最重要之部分。余复言：“汝等若真信委员长为全国之领袖，即当遵从其主张之政策；不然，则混乱扰攘，国家与民族更受巨大之损害。若欲达同一目的，固可遵由不同之路线；然既择定一途，即当坚持不舍。不负责任与不重程序漫无计划之行动，必无达到目的之一日。我人对领袖既信任其有达此目的之诚意与能力，则惟一之道，即矢我等忠诚，步其后尘而迈进。”彼又言，此次兵变实出意外。余又告之曰：“如此小规模之政变，彼等尚无力阻止其流血与暴行，又安能自信其有主持国家大政之能力耶？”彼又言，彼等崇敬委员长十年如一日，未改初衷；奈委员长始终不愿听彼等陈述之意见何！谈话结果，彼允劝告杨虎城早日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并约次日再见。
次日，余又见彼，嘱其转告各方，反对政府实为不智，并历数最近十年来称兵作乱者皆无幸免之史实。倘彼等果有为国为民服务之诚意，必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今日此等举动，徒增加人民之痛苦与彼等个人之罪戾，应及早悔悟。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此为委员长一贯之主张。即对共产党亦抱此宽大之怀，故常派飞机向共产党散发传单，劝告彼等，如能悔过自新，作安分之良民，决不究其既往，一念从善，即可为中国造福，……国难如此，今日民族运动者如为真正之爱国者，应即放弃其不能实行之政策，各尽其在中央领导之下诚意协作之任务。
第二部分西安事变回忆录（6）
圣诞夜转瞬至矣，是日一日间之前后形势，希望固迭生，而失望亦踵至。余告张学良，圣诞日为停战限期之最后一日，如今日不能释委员长回京，则中央军必开始进攻。我等固死，汝亦不能独免。此外，正如孔部长在南京所言，若于此日恢复委员长自由，不啻“赠国家以无价之圣诞礼物”也。张闻言，状甚踌躇，惟允当勉力达我期望；但彼既无多数部队驻于城中，城门又皆为杨部所把守，此为难耳。彼又曰：“如杨部反抗，我等固可与之抗战；然夫人为一女子，则处境极危。或者夫人与端纳先飞洛阳，余再设法潜偕委员长出城，此计如得售，则大佳。余可向彼等托词，请夫人再赴南京交涉罢战言和；一方面暗中将委员长化装载以汽车，混出城门，径赴东北军所驻营内，再派车送赴洛阳与夫人会合。”彼并以此计告子文，谓最后办法，只可如此。子文亦以为一切计划失败后，不妨留此作最后之尝试。然余坚决反对，不独委员长背伤不能受汽车长途之颠簸，且如此鬼祟行藏，亦决非委员长所愿为。余曰：“委员长决不肯化装，倘彼不能公开乘飞机离陕，余必同留此殉难，决不愿离此一步也。倘彼因中央军开始攻击而殉国，余决不愿独生也。”余知张及子文咸憾余不屈不挠固执之态度，不能稍为彼等移易委员长之决心；然余已具决心，不能妥协。张将出，余又语之曰：“汝当劝告彼等，应立即释放委员长，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皆向汝等作此要求。全球各处之中国人皆纷纷通电要求恢复委员长之自由，斥汝等为卖国贼，汝等知之否？”张曰：“余知之，彼等亦有电致余，然彼等实未知余无加害委员长之意也。”
子文与张之努力，益增沉默中紧张之程度，正不知圣诞日将发生如何之景象；然就现状观之，乐观成分实甚少。余频频警告彼等，停战之限期已届，余深知南京掌军权者之感情与心理，过此限期后，大规模之进攻即行开始，无人能挽此浩劫，尔等亦不能幸免此巨祸之临身。西安将领所惴惴者，实只其本人之安全。余因告之曰：“尔等如真能悔过，个人安全决无问题；若不知悛改，任何人决不能保证尔等之将来。委员长平素之大度容人，为尔等所深知，今日即当信任其度量。”时张已躁急不能自持，向彼等声称，倘彼等不即“改变旧态”，彼将自取适当断然之行动。所可喜者，双方辩论虽甚激昂，始终绝未提及金钱与权位问题。历来叛变军人所斤斤不能去怀之主题，此次竟未有一人置怀，由此足见彼等此举有异于历来之叛变。民意与公论已促成自私心理之消灭，实为中国政治进步最大之征象，足令人认此实为最后一次叛变之史实。就事实言之，中国将领所主张之种种要求，委员长亦早有加以详讨者；彼等读其日记及私人文件，已稔知之。委员长之性情，每有计划，非俟其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