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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中国哲学史大纲-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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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周秦的书,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就是真的,其中错简错字又是很多。若没有做过清朝人叫做“汉学”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第二是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纪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纪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
  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才满一年。此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可算是心灵手敏了。我曾细细读了一遍,看出其中几处的特长:
  第一是证明的方法。我们对于一个哲学家,若是不能考实他生存的时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若不能辨别他遗著的真伪,便不能揭出他实在的主义;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辩证的方法,便不能发见他有无矛盾的议论。适之先生这《大纲》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书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可疑的。
  但要从此等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不是穷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评判哲学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汉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诸子;近人替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这都是闹意气罢了!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古人记学术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说过了。适之先生此编,不但孔墨两家有师承可考的,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便是从老子到韩非,古人划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家等的,一经排比时代,比较论旨,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
  以上四种特长,是较大的,其他较小的长处,读的人自能领会,我不必赘说了。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约》,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中华民国七年八月三日 蔡元培
  ●再版自序一部哲学的书,在这个时代,居然能于两个月之内再版,这是我自己不曾梦想到的事。这种出乎意外的欢迎,使我心里欢喜感谢,自不消说得。
  这部书的稿本是去年九月寄出付印的,到今年二月出版时,我自己的见解已有几处和这书不同了。近来承各地的朋友同我讨论这部书的内容,有几点我很佩服。我本想把这几处修正了然后再版。但是这时候各处需要这书的人很多,我又一时分不出工夫来做修正的事,所以只好暂时先把原版重印。这是我很抱歉的事。
  (有一两处已在正误表里改正。又关于墨辩的一部分,我很希望读者能参看《北京大学月刊》第三期里我的《〈墨子·小取篇〉新诂》一篇。)我做这部书,对于过去的学者我最感谢的是:王怀祖、王伯申、俞荫甫、孙仲容四个人。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朱逖先两位先生对于这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这书排印校稿的时候,我正奔丧回家去了,多专得高一涵和张申府两位先生替我校对,我很感谢他们。
  民国八年五月三日 胡适  
  ●第一篇 导言哲学的定义 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例如行为的善恶,乃是人生一个切要问题。平常人对着这问题,或劝人行善去恶,或实行赏善罚恶,这都算不得根本的解决。哲学家遇着这问题,便去研究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人的善恶还是天生的呢,还是学得来的呢;我们何以能知道善恶的分别,还是生来有这种观念,还是从阅历经验上学得来的呢;善何以当为,恶何以不当为;还是因为善事有利所以当为,恶事有害所以不当为呢;还是只论善恶,不论利害呢;这些都是善恶问题的根本方面。必须从这些方面着想,方可希望有一个根本的解决。
  因为人生切要的问题不止一个,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例如:
  一、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四、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教育哲学)五、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六、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哲学史 这种种人生切要问题,自古以来,经过了许多哲学家的研究。往往有一个问题发生以后,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各人有各人的解决方法,遂致互相辩论。有时一种问题过了几千百年,还没有一定的解决法。例如孟子说人性是善的,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荀子说性是恶的。到了后世,又有人说性有上中下三品,又有人说性是无善无恶可善可恶的。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
  哲学史的种类也有许多:
  一、通史。例如《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之类。
  二、专史。(一)专治一个时代的,例如《希腊哲学史》、《明儒学案》。
  (二)专治一个学派的,例如《禅学史》、《斯多亚派哲学史》。
  (三)专讲一人的学说的,例如《王阳明的哲学》、《康德的哲学》。
  (四)专讲哲学的一部分的历史,例如《名学史》、《人生哲学史》、《心理学史》。
  哲学史有三个目的:
  (一) 明变 哲学史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
  例如孟子、荀子同是儒家,但是孟子、荀子的学说和孔子不同,孟子又和荀子不同。又如宋儒、明儒也都自称孔氏,但是宋明的儒学,并不是孔子的儒学,也不是孟子、荀子的儒学。但是这个不同之中,却也有个相同的所在,又有个一线相承的所在。这种同异沿革的线索,非有哲学史、不能明白写出来。
  (二)求因 哲学史目的,不但要指出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还须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例如程子、朱子的哲学,何以不同于孔子、孟子的哲学?陆象山、王阳明的哲学,又何以不同于程子、朱子呢?这些原因,约有三种:
  (甲)个人才性不同。
  (乙)所处的时势不同。
  (丙)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
  (三)评判 既知思想的变迁和所以变迁的原因了,哲学史的责任还没有完,还须要使学者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但是我说的评判,并不是把做哲学史的人自己的眼光,来批评古人的是非得失。那种“主观的”评判,没有什么大用处。如今所说,乃是“客观的”评判。这种评判法,要把每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示出来。这些效果的价值,便是那种学说的价值。这些效果,大概可分为三种:
  (甲)要看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
  (乙)要看一家学说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
  (丙)要看一家学说的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来。
  例如古代的“命定主义”,说得最痛切的,莫如庄子。庄子把天道看作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故说“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因此他有“乘化以待尽”的学说。这种学说,在当时遇着荀子,便发生一种反动力。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所以荀子的《天论》极力主张征服天行,以利人事。
  但是后来庄子这种学说的影响,养成一种乐天安命的思想,牢不可破。在社会上,好的效果,便是一种达观主义;不好的效果,便是懒惰不肯进取的心理。造成的人才,好的便是陶渊明、苏东坡;不好的便是刘伶一类达观的废物了。
  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 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两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作独立发生的。到了汉以后,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到了近代印度系的势力渐衰,儒家复起,遂产生了中国近世的哲学,历宋元明清直到于今。欧洲的思想,渐渐脱离了犹太系的势力,遂产生欧洲的近世哲学。到了今日,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
  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
  中国哲学史的区分 中国哲学史可分为三个时代:
  (一)古代哲学 自老子至韩非,为古代哲学。这个时代,又名“诸子哲学”。
  (二)中世哲学 自汉至北宋,为中世哲学。这个时代,大略又可分作两个时期:
  (甲)中世第一时期。自汉至晋,为中世第一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派,无论如何不同,都还是以古代诸子的哲学作起点的。例如《淮南子》是折衷古代各家的;董仲舒是儒家的一支;王充的天论得力于道家,性论折衷于各家;魏晋的老庄之学,更不用说了。
  (乙)中世第二时期。自东晋以后,直到北宋,这几百年中间,是印度哲学在中国最盛的时代。印度的经典,次第输入中国。印度的宇宙论、人生观、知识论、名学、宗教哲学,都能于诸子哲学之外,别开生面,别放光彩。此时凡是第一流的中国思想家,如智ダ、玄奘、宗密、窥基,多用全副精力,发挥印度哲学。
  那时的中国系的学者,如王通、韩愈、李翱诸人,全是第二流以下的人物。他们所有的学说,浮泛浅陋,全无精辟独到的见解。故这个时期的哲学,完全以印度系为主体。 (三)近世哲学 唐以后,印度哲学已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明的一部分。譬如吃美味,中古第二时期是仔细咀嚼的时候,唐以后便是胃里消化的时候了。吃的东西消化时,与人身本有的种种质料结合,别成一些新质料。印度哲学在中国,到了消化的时代,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结合,所发生的新质料,便是中国近世的哲学。我这话初听了好像近于武断。平心而论,宋明的哲学,或是程朱,或是陆王,表面上虽都不承认和佛家禅宗有何关系,其实没有一派不曾受印度学说的影响的。这种影响,约有两个方面:一面是直接的。如由佛家的观心,回到孔子的“操心”,到孟子的“尽心”、“养心”,到《大学》的“正心”,是直接的影响。一面是反动的。佛家见解尽管玄妙,终究是出世的,是“非伦理的”。宋明的儒家,攻击佛家的出世主义,故极力提倡“伦理的”入世主义。明心见性,以成佛果,终是自私自利;正心诚意,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伦理的人生哲学了。这是反动的影响。
  明代以后,中国近世哲学完全成立。佛家已衰,儒家成为一尊。于是又生反动力,遂有汉学、宋学之分。清初的汉学家,嫌宋儒用主观的见解,来解古代经典,有“望文生义”、“增字解经”种种流弊。故汉学的方法,只是用古训、古音、古本等等客观的根据,来求经典的原意。故嘉庆以前的汉学、宋学之争,还只是儒家的内讧。但是汉学家既重古训古义,不得不研究与古代儒家同时的子书,用来作参考互证的材料。故清初的诸子学,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属品,一种参考书。不料后来的学者,越研究子书,越觉得子书有价值。故孙星衍、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俞越诸人,对于经书与子书,简直没有上下轻重和正道异端的分别了。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
  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也往往过于儒书。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了。综观清代学术变迁的大势,可称为古学昌明的时代。自从有了那些汉学家考据、校勘、训诂的工夫,那些经书子书,方才勉强可以读得。这个时代,有点像欧洲的“再生时代”(再生时代西名Ponaissance,旧译文艺复兴时代)。 欧洲到了“再生时代”,昌明古希腊的文学哲学,故能推翻中古“经院哲学”(旧译烦琐哲学,极不通。原文为Scholasticism,今译原文)的势力, 产出近世的欧洲文化。我们中国到了这个古学昌明的时代,不但有古书可读,又恰当西洋学术思想输入的时代,有西洋的新旧学说可供我们的参考研究。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
  哲学史的史料 上文说哲学史有三个目的:一是明变,二是求因,三是评判。
  但是哲学史先须做了一番根本工夫,方才可望达到这三个目的。这个根本工夫,叫做述学。述学是用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所有的史料里面,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为什么说“学说的真面目”呢?因为古人读书编书最不细心,往往把不相干的人的学说并入某人的学说(例如《韩非子》的第一篇是张仪说秦王的书。又如《墨子·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诸篇,决不是墨翟的书);或把假书作为真书(如《管子》、《关尹子》、《晏子春秋》之类);或把后人加入的篇章,作为原有的篇章(此弊诸子书皆不能免。试举《庄子》为例,庄子书中伪篇最多。
  世人竟有认《说剑》、《渔父》诸篇为真者。其他诸篇,更无论矣);或不懂得古人的学说,遂致埋没了(如《墨子·经上》诸篇);或把古书解错了,遂失原意(如汉人用分野、爻辰、卦气说《易经》,宋人用太极图、先天卦位图说《易经》。又如汉人附会《春秋》来说灾异,宋人颠倒《大学》任意补增,皆是其例);或各用已意解古书,闹得后来众说纷纷,糊涂混乱(如《大学》中“格物”两字,解者多至七十余家。又如老庄之书,说者纷纷,无两家相同者)。有此种种障碍,遂把各家学说的真面目大半失掉了。至于哲学家的一生行事和所居的时代,古人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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