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大纲-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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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性情与周人世硕相出入。如今这几个人的书都不传了。论衡说：“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善恶在所养。”据此看来，这些人论性的学说，似乎还只和孔子所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话相差不远。若果如此，那一派人论性，还不能算得“心理的内观”。到了《大学》便不同了。《大学》的重要心理学说，在于分别“心”与“意”。孔颖达《大学疏》说：“扌包万虑谓之心，为情所忆念谓之意。”这个界说不甚明白，大概心有所在便是意。今人说某人是何“居心”？也说是何“用意”？两句同意。大概《大学》的“意”字只是“居心”。《大学》说：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已，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如今人说“居心总要对得住自己”，正是此意。这一段所说，最足形容我上文说的“内观的儒学”。
大凡论是非善恶， 有两种观念：一种是从“居心”一方面（ Attitude；motive）立论，一种是从“效果”一方面（Effects； Consequences）立论。例如秦楚交战，宋■说是不利，孟轲说是不义。义不义是居心，利不利是效果。
《大学》既如此注重诚意，自然偏向居心一方面。所以《大学》的政治哲学说：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
又说：
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
这种极端非功利派的政治论，根本只在要诚意。
《大学》论正心，与《中庸》大略相同。《大学》说：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忄，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颜渊问仁，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丰坊石经本有此二十二字，周从龙《遵古编》云：旧原有此二十二字，后为唐明皇削去）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中庸》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大学说的“正”，就是中庸说的“中”。但《中庸》的“和”，却是进一层说了。若如《大学》所说，心要无忿忄、无恐惧、无好乐、无忧患，岂不成了木石了。所以《中庸》只要喜怒哀乐发得“中节”，便算是和。喜怒哀乐本是人情，不能没有。只是平常的人往往太过了，或是太缺乏了，便不是了。所以《中庸》说：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了，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明行两字，今本皆倒置。今据北宋人引经文改正）《中庸》的人生哲学只是要人喜怒哀乐皆无过无不及。譬如饮食，只是要学那“知味”的人适可而止，不当吃坏肚子，也不当打饿肚子。
◎第二章 孟子一、孟子考 孟轲，邹人。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孟子的生死年岁，颇不易考定。据明人所纂《孟子谱》，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死于■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年８４。吕元善《圣门志》所纪年与《孟子谱》同。此等书是否有根据，今不可知。但所说孟子生于周烈王４年，颇近理（臧庸作孟子年表以已意移前４年，似可不必）。近人考证孟子见梁惠王时当为惠王后元十五年左右。
《史记》说在惠王三十五年，是不可信的。若孟子生在烈王四年（西历前３７２），则见惠王时年已五十余，故惠王称他为“叟”。至于他死的年，便不易定了。
《孟子谱》所说，也还有理。若《孟子》书是他自己作的，则书中既称鲁平公的谥法，孟子定死在鲁平公之后。平公死在■王十九年（通鉴作１８年），《孟子谱》说孟子死在■王二十六年（西历前２８９），似乎相差不远。但恐《孟子》这书未必是他自己作的。
二、论性 孟子同时有几种论性的学说。《告子篇》说：
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兴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欤？孟子总答这三说道：
乃若其情（翟灏《孟子考异》引《四书辨疑》云：“下文二才字与此情字上下相应，情乃才字之误。”适按：孟子用情字与才字同义。告子篇“牛山之木”一章中云：“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才焉，此岂山之性也哉。”又云：“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此岂人之情也哉。”可以为证），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艹徒｝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这一段可算得孟子说性善的总论。《滕文公篇》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此可见性善论在孟子哲学中可算得中心问题。如今且仔细把他说性善的理论分条陈说如下：
（１）人的本质是同善的 上文引孟子一段中的“才”便是材料的材。孟子叫做“性”的，只是人本来的质料，所以孟子书中“性”字、“才”字，“情”字可以互相通用（参看上节情字下的按语。汉儒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曰：“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又曰：“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情亦性也。”可供参证）。孟子的大旨只是说这天生的本质，含有善的“可能性”（可能性说见八篇末章）。如今先看这本质所含是哪几项善的可能性。
（甲）人同具官能 第一项便是天生的官能。孟子以为无论何人的官能，都有根本相同的可能性。他说：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
“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
……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礼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乙）人同具“善端” 董仲舒说（引书同上）：“性有善端，动之爱父母。
善于禽兽，则谓之善。此孟子之善。”这话说孟子的大旨很切当。孟子说人性本有种种“善端”，有触即发，不待教育。他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参看上文所引《告子篇》语。那段中，辞让之心，作恭敬之心，余皆同）。
（丙）人同具良知良能 孟子的知识论全是“生知”（Knowledge a priori）一派。所以他说四端都是“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铄我也”。四端之中，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和恭敬之心，都近于感情的方面。至于是非之心，便近于知识的方面了。
孟子自己却不曾有这种分别。他似乎把四端包在“良知良能”之中；而“良知良能”却不止这四端。他说：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尽心》）良字有善义。孟子既然把一切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都认为“良”，所以他说：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离娄》）以上所说三种（官能、善端及一切良知良能），都包含在孟子叫做“性”的里面。孟子以为这三种都有善的可能性，所以说性是善的。
（２）人的不善都由于“不能尽其才”人性既然是善的，一切不善的，自然都不是性的本质。孟子以为人性虽有种种善的可能性，但是人多不能使这些可能性充分发达。正如中庸所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天下人有几个这样“至诚”的圣人？因此便有许多人渐渐的把本来的善性湮没了，渐渐的变成恶人。
并非性有善恶，只是因为人不能充分发达本来的善性，以致如此。所以他说：
若夫为不善，非其才之罪也。……或相倍｛艹徒｝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推原人所以“不能尽其才”的缘故，约有三种：
（甲）由于外力的影响 孟子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今夫麦，播种而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氵孛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同上）这种议论，认定外界境遇对于个人的影响，和当时的生物进化论（见第九篇）颇相符合。
（乙）由于自暴自弃 外界的势力，还有时可以无害于本性。即举舜的一生为例：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
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尽心》）但是人若自己暴弃自己的可能性，不肯向善，那就不可救了。所以他说：
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
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离娄》）又说：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日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
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告子》）（丙）由于“以小害大以贱害贵” 还有一个“不得尽其才”的原因，是由于“养”得错了。孟子说：
体有贵贱，有大小。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告子》）哪一体是大的贵的？哪一体是小的贱的呢？孟子说：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其实这种议论，大有流弊。人的心思并不是独立于耳目五官之外的。耳目五官不灵的，还有什么心思可说？中国古来的读书人的大病根正在专用记忆力，却不管别的官能。到后来只变成一班四肢不灵、五官不灵的废物！以上说孟子论性善完了。
三、个人的位置 上章说，《大学》、《中庸》的儒学已把个人位置抬高了，到了孟子更把个人看得十分重要。他信人性是善的，又以为人生都有良知良能和种种“善端”。所以他说：
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更看他论“浩然之气”：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公孙丑》）又看他论“大丈夫”：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因为他把个人的人格，看得如此之重，因为他以为人性都是善的，所以他有一种平等主义。他说：
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离娄》）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滕文公》）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同上）但他的平等主义，只是说人格平等，并不是说人的才智德行都平等。孟子很明白经济学上“公工”的道理。即如《滕文公篇》许行一章，说社会中“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说得何等明白！又如孟子的政治学说很带有民权的意味。他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君之视民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种重民轻君的议论，也是从他的性善论上生出来的。
四、教育哲学 孟子的性善论，不但影响到他的人生观，并且大有影响于他的教育哲学。他的教育学说有三大要点，都于后世的教育学说大有关系。
（甲）自动的 孟子深信人性本善，所以不主张被动的和逼迫的教育，只主张各人自动的教育。他说：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
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离娄》）《公孙丑》篇论养气的一段，可以与此印证：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悯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百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孟子说“君子之所行教者五”，那第一种是“有如时雨化之者”。不耘苗也不好，揠苗也不好，最好是及时的雨露。
（乙）养性的 人性既本来是善的，教育的宗旨只是要使这本来的善性充分发达。孟子说：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教育只是要保存这“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人性。《孟子》书中说此点最多，不用细举了。
（丙）标准的 教育虽是自动的，却不可没有标准。孟子说：
羿之教人射必至于彀，学者亦必至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告子》）又说：
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废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尽心》）这标准的教育法，依孟子说来，是教育的捷径。他说：
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离娄》）前人出了多少力，才造出这种种标准。我们用了这些标准，便可不劳而得前人的益处了。这是标准的教育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