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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中国哲学史大纲-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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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涉上文而误也。因此一字遂使诸儒聚讼“四象”是何物,终不能定。若衍此字,则毫不废解矣。)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象”但可表示各种“意象”。若要表示“象”的吉凶动静,须要用“辞”。
  例如A(谦)但可表示“地中有山”的意象,却不能告人这“象”的吉凶善恶。
  于是作为卦辞道:
  A谦亨,君子有终。
  这便可指出一卦的吉凶悔吝了。又如谦卦的第一爻,是一个阴爻,在谦卦的最下层,真可谓谦之又谦,损之又损了。但单靠这一画,也不能知道他的吉凶,所以须有爻辞道: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这便指出这一爻的吉凶了。
  “辞”的作用在于指出卦象或爻象的吉凶。所以说:
  系辞焉以断其吉凶。
  又说:
  辨吉凶者存乎辞。
  辞字从受辛《说文》云:“辞讼也。(段依《广韵》作“说也”)从受辛,犹理辜也。“朱骏声说:“分争辩讼谓之辞。后汉《周纾传》‘善为辞案条教’注,辞案犹今案牍也。”辞的本义是争讼的“断语”、“判辞”。《易经》的“辞”都含“断”字“辨”字之意。在名学上,象只是“词”(Term),是“概念”(Concept),辞即是“辞”,亦称“判断”(Judgment)。 例如“谦亨”一句,谦是“所谓”,亨是“所以谓”,合起来成为一辞。用“所以谓”来断定“所谓”,故叫做辞(西文 Jndgment 本义也是讼狱的判辞)。
  《系辞传》有辞的界说道:
  是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之”是趋向,卦辞爻辞都是表示一卦或一爻的趋向如何,或吉或凶,或亨或否,叫人见了便知趋吉避凶。所以说:“辞也者,各指其所之。”又说: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爻字似当作辞。下文作辞,可证)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象所表示的是“天下之赜”的形容物宜。辞所表示的,是“天下之动”的会通吉凶。象是静的,辞是动的;象表所“像”,辞表何之。
  “天下之动”的动,便是“活动”,便是“动作”。万物变化,都由于“动”,故说:
  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又说: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虑之象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动而“得”,便是吉;动而“失”,便是凶;动而有“小疵”,便是悔吝。
  “动”有这样重要,所以须有那些“辞”来表示各种“意象”动作时的种种趋向,使人可以趋吉避凶,趋善去恶。能这样指导,便可鼓舞人生的行为。所以说:
  “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又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辞的作用,积极一方面,可以“鼓天下之动”;消极一方面,可以“禁民为非”。
  这是《易经》的第三个基本观念。
  这三个观念(一)易,(二)象,(三)辞,便是《易经》的精华。孔子研究那时的卜筮之《易》,竟能找出这三个重要的观念:第一,万物的变动不穷,都是由简易的变作繁赜的。第二,人类社会的种种器物制度礼俗,都有一个极简易的原起,这个原起,便是“象”。人类的文明史,只是这些“法象”实现为制度文物的历史。第三,这种种“意象”变动作用时,有种种吉凶悔吝的趋向,都可用“辞”表示出来,使人动用都有仪法标准,使人明知利害,不敢为非。--这就是我的《易论》。我且引一段《系辞传》作这篇的结束: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爻似当作辞。说见上)。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亚也(亚字从荀本)。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仪之而后动。(仪旧作议。《释文》云:“陆姚桓元荀柔之作仪。”适按:作仪是也。仪,法也。与上文拟字对文。)拟仪以成其变化。
  “象”与“辞”都是给我们摹拟仪法的模范。
  ◎第四章 正名主义孔子哲学的根本观念,依我看来,只是上篇所说的三个观念:
  第一,一切变迁都是由微变显,由简易变繁赜。所以说: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知道一切变迁都起于极微极细极简易的,故我们研究变迁,应该从这里下手。
  所以说: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韩注:“极未形之理曰深,适动微之会曰几”)。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深”是隐藏未现的。“几”字《易系辞》说得最好:
  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旧无凶字,义不可通。今按孔颖达《正义》云:
  “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则无也。”是唐时尚有有凶字之本。今据增)。
  孔子哲学的根本观念,只是要“知几”,要“见几”,要“防微杜渐”。大凡人生哲学(即伦理学 ),论人生行为的善恶,约分两大派:一派注重“居心”,注重“动机”;一派注重行为的效果影响。孔子的人生哲学,属于“动机”一派。
  第二,人类的一切器物制度礼法,都起于种种“象”。换言之,“象”便是一切制度文物的“几”。这个观念,极为重要。因为“象”的应用,在心理和人生哲学一方面就是“意”,就是“居心”(孟子所谓“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之存心)。就是俗话说的“念头”。在实际一方面,就是“名”,就是一切“名字”(郑玄说,古曰名,今曰字)。“象”的学说,于孔子的哲学上,有三层效果:
  (一)因为象事物的“动机”,故孔子的人生哲学,极注重行为的“居心”和“动机”。(二)因为“象”在实际上,即是名号名字,故孔子的政治哲学主张一种“正名”主义。(三)因为象有仿效模范的意思,故孔子的教育哲学和政治哲学,又注重标准的榜样行为,注重正已以正人,注重以德化人。
  第三,积名成“辞”,可以表示意象动作的趋向,可以指出动作行为的吉凶利害,因此可以作为人生动作的向导。故说:
  理则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正辞”与“正名”只是一事。孔子主张“正名”、“正辞”,只是一方面要鼓天下之动,一方面要禁民为非。
  以上所说,是孔子哲学的重要大旨。如今且先说“正名主义”。正名主义,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见于《论语·子路篇》: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马融注,正百事之名)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请看名不正的害处,竟可致礼乐不兴,刑罚不中,百姓无所措手足。这是何等重大的问题!如今且把这一段仔细研究一番:
  怎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呢?“言”是“名”组合成的。名字的意义若没有正当的标准,便连话都说不通了。孔子说:
  觚不觚,觚哉?觚哉?“觚”是有角之形。(《汉书·律历志》:“成六觚”。苏林曰:“六觚,六角也。”又《郊祀志》:“八觚宣通,象八方”。师古曰:“觚,角也。”班固《西都赋》:“上觚棱而楼金爵。”注云:“觚,八觚,有隅者也。”可证。)故有角的酒器叫做“觚”。后来把觚字用泛了,凡酒器可盛三升的,都叫做“觚”,不问他有角无角。所以孔子说:“现在觚没有角了。这也是觚吗?这也是觚吗?”不是觚的都叫做“觚”,这就是言不顺。且再举一例。孔子说:
  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政字从正,本有正意。现今那些昏君贪官的政府,也居然叫做“政”,这也是“言不顺”了。
  这种现象,是一种学识思想界昏乱“无政府”的怪现象。语言文字(名)是代表思想的符号。语言文字没有正确的意义,还有什么来做是非真假的标准呢?没有角的东西可叫做“觚”,一班暴君污吏可叫做“政”,怪不得少正卯、邓析一般人,要“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用《吕氏春秋》语)了。
  孔子当日眼见那些“邪说暴行”(说见本篇第二章),以为天下的病根在于思想界没有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所以他说: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他的中心问题,只是要建设一种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建设下手的方法便是“正名”。这是儒家公有的中心问题。试引荀卿的话为证:
  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贵贱不明,同类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荀子·正名篇》。说解见第十一篇第三章)。
  不正名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这两句可作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两句的正确注脚。
  怎么说“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呢?这是说是非真伪善恶若没有公认的标准,则一切别的种种标准如礼乐刑罚之类,都不能成立。正如荀卿说的:“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正名”的宗旨,只要建设是非善恶的标准,已如上文所说。这是孔门政治哲学的根本理想。《论语》说: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只是正名主义。正名的宗旨,不但要使觚的是“觚”,方的是“方”,还须要使君真是君,臣真是臣,父真是父,子真是子。
  不君的君,不臣的臣,不子的子和不觚的觚,有角的圆是同样的错谬。
  如今且看孔子的正名主义如何实行。孟子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说: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一部《春秋》便是孔子实行正名的方法。《春秋》这部书,一定是有深意“大义”的,所以孟子如此说法。孟子又说: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庄子《天下篇》也说:“春秋以道名分。”这都是论《春秋》最早的话,该可相信。若《春秋》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单是一部史书,那真不如“断烂朝报”了。孔子不是一个全无意识的人,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极不可读的史书。
  论《春秋》的真意,应该研究《公羊传》和《梁传》,晚出的《左传》最没有用。我不主张“今文”,也不主张“古文”,单就《春秋》而论,似乎应该如此主张。
  《春秋》正名的方法,可分三层说:
  第一,正名字。《春秋》的第一方法,是要订正一切名字的意义。这是言语学文法学的事业。今举一例,《春秋》说:
  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飞,过宋都。(《公羊传》)曷为先言“”而后言“石”?石记闻。闻其真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是月者何?仅逮是月也。……曷为先言“六”而后言“”?六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徐而察之,则退飞。……(《梁传》)“陨石于宋,五。”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境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也。“是月也,六退飞,过宋都。”“是月也”,决不日而月也。“六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石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故五石六之辞不设,则王道不亢矣。(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石则后其“五”,言退则先其“六”。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五石六之辞是也。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这是正名的第一义。古书辨文法上词性之区别,莫如《公羊》、《梁》两传。《公羊传》讲词性更精。不但名词(如车马曰,货财曰赙,衣服曰衤遂之类),动词(如春曰苗,秋曰,冬曰狩,春曰祠,夏曰礻勺,秋曰尝,冬曰,直来曰来,大归曰来归等),分别得详细,并且把状词(如既者何,尽也)、介词(如及者何,累也)、连词(如遂者何,生事也,乃者何,难之也,之类)之类,都仔细研究方法上的作用。
  所以我说《春秋》的第一义,是文法学、言语学的事业。
  第二,定名分。上一条是“别同异”,这一条是“辨上下”。那时的周天子久已不算什么东西。楚吴都已称王,此外各国,也多拓地灭国,各自称雄。孔子眼见那纷争无主的现象,回想那封建制度最盛时代,井井有条的阶级社会,真有去古日远的感慨。所以《论语》说: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读这两句,可见他老人家气得胡子发拌的神气!《论语》又说: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孔子虽明知一时做不到那“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他却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所以《春秋》于吴楚之君,只称“子”,齐晋只称“侯”,宋虽弱小,却称“公”。践土之会,明是晋文公把周天子叫来,《春秋》却说是“天王狩于河阳”。周天子的号令,久不行了,《春秋》每年仍旧大收“春王正月”。这都是“正名分”的微旨。《论语》说:
  子贡欲去告朔之饣气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这便是《春秋》大书“春王正月”一类的用意。
  第三,寓褒贬。《春秋》的方法,最重要的,在于把褒贬的判断寄托在记事之中。司马迁《史记·自序》引董仲舒的话道: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
  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便是褒贬之意。上章说“辞”字本有判断之意。故“正辞”可以“禁民为非”。《春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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