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1940-1962 作者:师永刚 刘琼雄-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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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其实对于80年代后的中国人是一个诘问。每个相信过雷锋与认同过雷锋的人都在反思自己是否在哪里与这位精神上的朋友发生了错位。这就是整个80年代的中国人一边经历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快速变化，一边又承受着强烈的精神失落，直到他们了解到雷锋原来也是一个喜欢皮夹克以及英格表的60年代时尚青年，才似乎找到了与雷锋对接的接口。
这个让人如雷贯耳的雷锋，当年并不是一个落伍的人。其实雷锋一直都是共和国五六十
年代的潮流先锋，他戴红领巾、主动回乡当农民、当政府公务员、学开拖拉机、喜爱拍照片、发表文章、成为炼钢工人、穿皮夹克戴手表、参加解放军、学习《毛泽东选集》……毫无疑问，雷锋的生活正是那个时代的主流生活；而革命，也是那个年代的时尚生活的重要内容。
从雷锋身上自动迸发出来的这种革命行动，是和平建设时期的革命行动，与之前的中国年轻人为了拯救国家的革命行动，以及之后的中国年轻人在“文革”中的“革命”行动都截然不同。
雷锋拥有让后人惭愧的、无与伦比的操行，甚至超越种族和制度的界限，也被知道雷锋的外国人士所敬服。而在重新估量伦理英雄的意义方面，雷锋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雷锋给人们的一个印象，就是他永远有着儿童般年轻的面颜和欢乐纯真的笑容，以及他无时无刻想为人民服务，想着去做好人好事……
与中国过去的许多英雄人物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遗忘不同，学习雷锋运动在各个时期都能找到似乎合情合理的解释，成为一个惯性的集体活动。近二十多年来，每年都有一个月，中国人会用自己的行动来向这位熟悉又陌生的人表示敬意。雷锋甚至被评选成为中国的文化偶像，逐渐演变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道德模型。
而雷锋成为一个介于英雄和凡人之间的角色，是在他的身后。这段时间里，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市场经济大潮，人们对于雷锋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质疑、调侃，到漠然……而依然有人始终坚持以雷锋精神作为皈依。
这个纯粹或者是并不纯粹的雷锋，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再次走进中国人的视野，势必还将引起人们思想和感情的波动，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不管怎样，雷锋依然是被主流缅怀的中国道德人物。雷锋并没有像切·格瓦拉那样被商业力量流行化。他的表情仍然严肃，尽管先锋青年们开始把印有他的波普头像的T恤套在身上，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就真正了解这个正在波普化的人物。一代人正在流行的天平上迷失，他们给自己寻找到的偶像是“超级女声”。
历史越来越遥远，历史也越来越清晰，在道德上完美无缺的雷锋给瞻仰他的中国人留下许多谜一样的联想。在今天重提雷锋，如同重提遥远的60年代，有大片的红色，也有大段的激情；而我们今天看雷锋，不仅仅是带着怀旧气质看一个遥远的背影，我们怀念这个小个子湖南人，也不仅仅是怀念历史上的某种风尚，某种想象中的道德以及我们想象中的道德的还原。
人人都在寻找自己的雷锋。
国家也在寻找自己的雷锋。
这个人生于1940年，死于1962年。
孤儿雷锋
雷锋，这位从没上过战场却是新中国最著名的士兵，出生在湖南省的望城县。
颇有意思的是，雷锋的家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刘少奇的故乡非常近。从望城到毛泽东的故居韶山冲路程不过百多公里，毛泽东1917～1923年期间多次在望城境内进行革命调查；望城距离刘少奇的故居宁乡花明楼镇更近，仅六七十公里。若干年后毛泽东、刘少奇都挥笔为他们年轻的老乡雷锋题词，号召全体中国人向他学习，这个历史巧合让人寻味。
雷锋出生的年份，公元1940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苦难深重的一年。这一年，整个国家都进入了抗日战争的最艰难时期。
1940年，随着日本军队的深入，中国北方大部分国土沦陷，雷锋的家乡长沙以及附近地区，俨然已是中国抵抗日本的战争前线。此前1938年在武汉、广州相继被日本军队攻陷之后，位于两城之间的长沙，已成为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大障碍。为了争夺长沙，1939～1944年，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共进行了四次被世界瞩目的残酷激烈的战争，史称“长沙会战”。
1940年，长沙还经历了一场特大旱灾。
1940年12月18日，雷锋出生在长沙西北部的望城县安庆乡（现已改为“雷锋镇”）简家塘村的一户普通农民家里。
1940年为农历庚辰年，父母于是给儿子取乳名叫“庚伢子”，“伢子”是湖南对男孩子的称呼；而叔公则给他取名为“雷正兴”，这个名字跟随他到18岁报名去鞍钢成为一名钢铁工人之前。
在雷锋成为全中国的学习榜样之后，他的家庭背景材料也被相关部门详细地收集整理出来。按照新中国通行的说法，雷锋的出身根正苗红，他出生于彻底的无产阶级家庭。在雷锋的档案资料里，可以看到，虽然经历战火动乱、社会变迁，但这些当年的当事人的姓名都非常清晰地记录了下来，包括雷锋的外祖父、叔婶等家族成员，甚至抱养雷锋母亲的佣人，以及雷锋父亲曾经打工的商号。这一切表明，雷锋不是编造出来的，而是活生生的，并且是有着苦难家史的一个人。
雷锋的父亲早期也曾参加过革命活动。根据雷锋的叔祖母雷张氏的回忆，雷锋的父亲雷明亮生于1907年，他在1926年秋天曾参加过由毛泽东发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加入了农民协会，手拿梭镖打过土豪，并担任过自卫队长。
有一个官方提供的数字可以说明当时的农民运动的影响力：1927年1月，湖南省内出现农村大革命的高潮，农民协会会员从40万人激增到200万人。雷锋的父亲就在这批较早觉醒的农民当中。
虽然是家中的顶梁柱，但雷明亮的身体一直都不好。大革命失败后，雷明亮为了躲避地主武装的报复与迫害，逃到长沙。在仁和福油盐号做工时，运货途中曾被乱兵打成内伤，无钱医治，经常吐血、便血，被老板解雇，回到家中种田。伤势稍好后又到长沙利生油盐号做工，不久伤病发作再被辞退，继续回家种田，成为地主“唐四滚子”的佃农。
雷锋的母亲张元满，是望城县霞凝港穷铁匠张春华的女儿，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长沙的一家育婴堂，育婴堂佣人杨一抱养她到6岁，后因无力抚养，就把她送到雷家做童养媳，成年后与雷明亮完婚。她是一位心灵手巧的传统农村妇女，做事耐心，擅长织布、做衣、绣花。从这方面来看，雷锋似乎与他的母亲更为相似。
雷锋5岁时，父亲因为伤病去世；6岁时，哥哥在工厂当童工，劳累过度患了“童子痨”（肺结核）被解雇，沿途乞讨回家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不久，弟弟也夭折在母亲的怀抱中；7岁时，母亲因不堪地主的凌辱，悬梁自尽。雷锋成为孤儿。
1949年8月，雷锋的家乡获得解放。雷锋参加了儿童团，像许多革命电影里的那些孩子一样，也是扛着红缨枪，在村子里站岗放哨，斗争地主。根据后来的追忆，雷锋还曾经当过儿童团长。1950年春天，“土改”开始，10岁的雷锋在这次运动中参加了他人生第一场诉苦会，悲愤地向同村人痛诉了他的苦难家史。
少先队员雷锋
1954年，雷锋考上了清水塘完小五年级。那时的望城，方圆几十里只有一所完全小学，像雷锋这种考上高小的人，就相当于乡里的“知识分子”了。雷锋家住黄花塘附近的简家塘，离清水塘学校足有十里。每天起早摸黑，来回要步行二十多里路，放学回到家里，烧饭、洗衣等家务都要自己动手。
由于童年经常挨饿，雷锋小小年纪就得了胃病，营养不良，身高、体重都不及同龄人，
这样的身体状况以后一直伴随着他，还差点影响了他的前程。
在上小学时，雷锋有一个外号叫“浮头鱼”，这得名于他开朗、活泼的性格。学校里组织的跳舞、学普通话、演讲比赛、打球、上台献花、政治学习等各种活动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只要有活动就少不了雷锋，同学们就形象地用当地一种“浮头鱼”来称呼他。
活泼爱动的雷锋还喜欢动手制作一些东西，想在集体活动中积极地展现自己。他学过如何在木头上刻章，不过最有意思的还是参加学校组织的研制矿石收音机攻关小组，这也是他主动要求参加的。研制收音机需要经费，雷锋知道后，就到处借钱，后来成为捐款最多的学生；在没有图纸资料和零配件的情况下，他又和伙伴一块儿步行六十多里路，赶到长沙参观学习，他最终成为攻关小组的成员。最后这个收音机作为向“七一”党的生日献礼的礼物，被雷锋捧上大礼堂的舞台，这是一个可以直接听到毛主席声音的“伟大”成果。
当年在清水塘完小和荷叶坝完小担任教师、校长的张仲明回忆，1954年8月，团委在荷叶坝小学试点成立少年先锋队，表现突出的雷锋成为当地第一批少先队员，戴上了红领巾。脖子上戴着红艳艳的红领巾，这让雷锋在其他同学中显得非常特别，因为在偏僻的农村，还有很多儿童不知道红领巾是什么东西。
“中国少年儿童队”名称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是1953年6月，但正式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却是1954年6月l日才公布，雷锋就是在这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加入少年先锋队的，因此，他也可以说是新中国第一代少先队员。
雷锋成名后，他在小学时的一些好人好事也被挖掘出来，虚虚实实，不过动机都是纯正的，因为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一个好人在他小的时候就会与众不同。这些改写的雷锋小时候的好人好事诸如：在学校门前的荷叶坝上有条又长又窄的石板桥，每逢刮风下雨，桥下水大流急，有些同学不敢过，每当这时，雷锋都主动到石板桥边接送同学，对年幼的同学，他总是一个一个背过桥去；有一次，雷锋去上学，路上看见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在山坡上摸索着砍柴，突然脚踩空了，摔倒在地，就急忙上前扶起这位老人，从此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帮助老人砍柴、担水；在1951年抗美援朝的捐献活动中，雷锋捐出了自己的两角压岁钱。
但小学时期的雷锋并不是那么完美，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名列前茅。1990年出版的一本名叫《雷锋新论》的书，作者经过考证认为：雷锋上学比较晚，错过了智力开发的黄金时期，学习十分吃力，成绩总是不理想，他在小学的最高分数只得过90分，没有百分的记录，并不是班里学习成绩最拔尖的。教过雷锋的老师回忆说，那时雷锋学习很用功，但有的学生不如雷锋用功，学习成绩却比他好。
不过，雷锋在读小学时，就已经得到过望城县委的奖励，这应该是他一生中获得的无数奖励中极为珍贵的一次。当时国家提出要在五年或七年内基本扫除文盲，要求农村文盲至少要学会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合作社名、工具名等200～300个字。1955年下半年，安庆乡也组织夜校，开展文化“扫盲”活动，雷锋主动请求教语文。为了教会那些大字不识的老乡，雷锋想出了一些招数，例如把农村的俗语编成顺口溜，什么“李二婶插秧，一天二亩”，“钟二叔打谷子，一担二百斤”，诸如此类，效果非常明显。由于他突出的教学成绩，被评为望城的“模范群教”，这是雷锋得到的第一次县级奖励。
1956年，中国农村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变革时期，国家的政策是“以农业为本”。当时农业合作社刚刚成立，国家号召具有高等小学文化程度的学生直接下到农村去，支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雷锋所在的安庆乡政府也希望能有一批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因为当时乡里的五个生产队，只有一个人能读报纸——据乡长彭德茂说，“还是个富农的儿子，找一个记工员和队会计都十分困难。”
在那时的意识里，只有贫农出身又稍懂文化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
1956年的政治气候，在看似平静的中国农村，其实也已悄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到这一年年底，已经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当时有部纪录片中这样描述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每片平原，每座高原，每个旧日的穷乡僻壤，现在都欢腾起来了，千条川万条河汇向大海，五万万农民迈着大步奔向社会主义社会，幸福生活的种子已经深深地埋在全中国的无边无际的大地上。”
当年的《人民画报》隆重刊登了女拖拉机手王梅芬的故事。两年前，张庆村16岁的王梅芬高小毕业，家境贫寒的她回到家乡种地，后来被培养成为优秀的女拖拉机手。在国家的宣传下，农村成为有志青年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
湖南也有冯健这样下乡养猪的模范人物，省报《新湖南报》曾在头版发表《向冯健同志学习》的文章。冯健是个要求进步的女青年，高小毕业后回到农村养猪，被评为省里的养猪模范。正是她的事迹引起了雷锋的注意。
初踏社会的雷锋即顺应政治潮流成为当时千千万万回到农村的年轻人中的一个。与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不同，在50年代中期，做农民是挺扬眉吐气的。
雷锋主动要求下乡当一个知识农民，这个行为使他在当地备受注目，从此他一直都是望城这个小县里思想积极、领先潮流的人，他对工作一腔热情，做事积极主动，始终在同辈人中显得非常突出，性格又机灵可爱，这些条件使得他获得了许多同龄人所没有的、能够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1956年7～9月，雷锋在生产队当了近三个月的秋征助理员，搞征收公粮工作。在那个人才紧俏的年代，雷锋很快就被当初送他去读书的彭德茂乡长调到乡政府做了一名全天候的通讯员。通讯员的工作就是送信、传话、接待客人、泡茶、打扫卫生……当地农民找乡长，也都需要通过雷锋传达。
但是，雷锋在乡政府待的时间并不长，也就两个月的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雷锋的命运有了一次重大的转变。
由于县委机关的一名通讯员参军去了，需要增补一人来顶替他的工作。当时的县委组织部干事黄菊芳就到各个乡去物色人员，但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这年8月，黄菊芳来到雷锋工作的安庆乡政府。在等待彭德茂乡长时，她发现一旁桌子边的几个青年正在造《秋征花名册》，气氛很活跃。笑容可掬、机灵的雷锋引起了黄菊芳的注意，于是两人聊了起来。在谈到家庭情况时，雷锋的笑容消失了，显得非常伤心。雷锋告诉黄菊芳，他为自己的苦难家史写过一本小册子，可以给她看。
那是一本用红纸折的共八页的夹页子，长约六寸，宽约三寸多，封面上用毛笔中楷直书“苦难的家史，我的理想”作为目录。“苦难的家史”写的是“旧社会”怎样夺去了他家四条人命，以及他所受到的苦难；“我的理想”部分则写自己在解放后得到毛主席、共产党给予他的关怀，孤儿过上了好日子，免费上了学，立志要向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赵一曼学习，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工作，以报答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
这本小册子打动了黄菊芳。第二天一大早雷锋又来找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