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哲学-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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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脸上的兴奋气仍在飞动，他随口答道：“人口众多，还要让百姓富足。”孔子瞻望远方。田野里，农夫正在耕地，百灵鸟在蓝天里飞翔着鸣唱着，远处山影绰约，河影跳动，几片白云悠悠地飘动着。
冉有也有些被老师高兴的情绪感染了，便又问了一声：“老百姓人口众多，又挺富庶，富庶了又该如何？”冉有是打破沙锅了。孔子凝思片刻回答：“还要教化他们。”冉有三问有知，心中豁然开朗，他释然地奋力加了一鞭子，车子飞快地奔驰着，车辙清晰地延长着，伸向远方，消失在天边。
仁的教化以富庶的生活为基础，并且满足百姓的物质生活也是仁的基本内容。“众”、“富”、“教”是孔子为政仁学的三部曲，一条主线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国家需要的有机统一。孔子的仁学教化是富于实际的，是生活化的哲学和生命的智慧。
第二部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在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既以某诸侯国作为自己的“父母之邦”，同时又自认为是以周天子为共主（虽然当时已有名无实）的中国（古称“诸夏”或“华夏”）的一分子。孔子一生的言行表明，他不仅爱自己的父母之邦鲁国，还热切希望保卫华夏族免受侵犯并统一已趋于分裂的中国。
孔子爱鲁国，他在夹谷之会上挫败了齐国侵鲁的阴谋。更值得提到的，是他对于有功于整个中国和华夏族的管仲，给予极高的评价，一再用最高的道德标准“仁”来称颂管仲。
春秋初期，齐国大政治家管仲辅助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共同维护周天子的共主地位，还救援燕、邢、卫等国，抗击北方的戎、狄族对中原华夏族的侵犯。这些后来被概括为“尊王攘夷”的业绩，依照孔子的说法，起了匡正天下的作用，使人民一直感受到好处；如果没有管仲，中原将受戎狄奴役，大家会被迫像戎狄那样披着头发，穿起衣襟向左开的衣服来了。他的话是这样说的：“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没有）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指不用武力来会合诸侯），管仲之力也。如其仁（这就是管仲的仁德）！如其仁！”后世的学者指出，作为孔子重要教材的《春秋》，也贯穿了尊王攘夷的思想。
孔子向往天下大一统，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实现国家统一，是符合于社会发展趋势和人民的愿望。所谓“攘夷”，当然也有歧视非华夏族的因素，但主要内容则在于抵御外侮、保卫华夏。这种热切希望统一全国、保卫华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完全值得表彰的。
第二部分孟母三迁，断织劝学
“孟母三迁”，说的是孟母择邻教子的故事。早年，孟子一家居住在墓地附近。墓地里，送葬的人忙忙碌碌，每天都有人在这里挖坑掘土。孟子觉得很有意思，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拿着小锹挖坑玩。孟母一心想使孟子成为好读书有学问的人，感到这个环境实在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就把家搬到了集市附近。集市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行商坐贾，高声叫卖，炫耀着他们的商品。孟子天天在集市上闲逛，对商人们的叫卖最感兴趣，每天都学着他们的样子喊叫喧闹。这环境对孩子更没有什么好影响了。于是，孟母又搬到学宫附近居住。学宫是国家兴办的教育机构，聚集着很多既有学问又懂礼仪的读书人。在学宫气氛的熏陶下，孟子也整天在家读书演礼。孟母选择了这个适宜教育孩子的环境，非常高兴，就定居下来了。
“杀豚不欺子”，说的是孟母对孟子施以诚实不欺的品德教育。有一次，邻居家磨刀霍霍，正准备杀一只小猪。孟子非常好奇，就跑去问母亲：“邻居在干什么？”“在杀猪。”“杀猪干什么？”孟母笑了笑，随口说道：“是给你吃啊。”刚说完这句话，孟母就后悔了，心想本来不是为孩子杀的猪，我为什么欺骗他呢？这不是教他说谎吗？为了弥补这个过失，孟母真的买了邻居的猪肉给孟子吃了。
“断织劝学”，说的是孟母鼓励孟子刻苦读书的故事。孟子少年读书时，开始很不用功，孟母很焦急。有一次，孟母正在织布，恰好孟子从学堂回来。孟母问道：“你近来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有些洋洋自得地说：“还不是跟以前一样，不好也不坏。”听了这话，孟母又生气又伤心，举起一把刀，一下就把刚刚织好的布割断了。孟子看到母亲把辛辛苦苦织的布割断了，心里既害怕又不明白其中的原因，连忙问母亲出了什么事。孟母语重心长地说：“学习就跟织布一样，布断了再也接不起来，学习不时时用功，常常温故知新，就永远也学不到本领。”从此以后，孟子就牢记母亲的话，起早贪黑，刻苦攻读。
第二部分严师出高徒
孟子给人的形象是自尊而凛然不可犯，有时不免令人望而生畏，这一点，从师生关系上可以看出。在学生面前，他更多地呈现出严师的形象。
一次，孟子的学生乐正子到齐国，因为没有马上安顿好，未能当天去看孟子。第二天乐正子去见孟子时，孟子很不高兴，劈头就说：“你也想到来看我吗？”乐正子感到语气不对，也不知怎么回事，忙问：“老师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孟子并不直接回答，转而问道：“你到齐国几天了？”乐正子老老实实地答道：“昨天已到。”孟子听后便极为不快地说：“既如此，那么我刚才说那样的话又有什么可怪？”乐正子这才明白孟子生气的原因是自己抵达齐国后没有立即去看望他，于是赶紧解释，昨天没有及时到老师那里，是因为住所尚未落实好。孟子一点也没有放松，继续责问：“你难道听说过，一定要住所找好了才来求见长辈吗？”乐正子只好向孟子认错。在这段对话中，孟子的态度始终咄咄逼人，从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师道尊严的维护，显然压倒了对学生的宽厚和关心。确实，就人格形象而言，孟子可敬的一面似乎超过了可亲的一面。
孟子在对待不同观点时，常常火药味很浓，其论战的态度往往妨碍了彼此的理解与沟通；好辩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很容易变成强词夺理。在燕国是否可伐这一问题上，孟子之辩，便有这种意味。齐国大臣沈同曾私下问孟子：“燕国内乱，是否可以讨伐？”孟子回答：“可以。”原因是燕国之君子哙不该随便把君位让给燕国之相子之。后来齐国果真讨伐燕国。当时有人问孟子：“先生曾劝齐国伐燕国，是否有这回事？”孟子答道：“并无此事，当初沈同问我：‘燕国可以征讨齐国吗？’我回答：‘可以。’如果他再问我：‘谁可以伐燕国？’我就将回答：‘只有代表天意的人才可以伐燕国。’既如此，怎么能说我劝齐伐燕？”这种辩解在逻辑上固然无懈可击，但却很难使人心悦诚服，它使孟子的哲学家形象同时又带上了某种辩士的风格。
第二部分天人可以合一？
儒学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天人合一。同时这也是中国古代很多贤人志士追求的最高境界。
孟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对天人合一理论进行了自觉的阐发。他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包含两层基本的含义：
首先，天的基本规定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必然。所谓“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如此的天命对人事居于主宰的地位，它虽不具有直接的人格神的意味，“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但它的运作却往往是与人的主观愿望、意志和行为相违的，这对于杰出人才的培养更是如此。当然，其最终的目的仍是为了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而在人一方，只有最终屏除其主观的好恶情感而顺从于天，才能有资格担当起上天的大任。“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离娄上》）。
其次，则是陵园子天人合一观的更为根本的含义，即从心性角度发明天人，把人对外在必然的关系转换为主观意识（心）向内体验仁义道德本性（性、天）的关系，天人合一演变为人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体验。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孟子所说的心是指他的本心或良心，因内含仁、义、礼、智的道德本性，又称“仁义之心”；如此在心、性又被称之为“天爵”或“天之所与我”的“大体”，故心、性、天实质上是同一的概念。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孟子提出了“万物皆备于我”的著名命题。因为万物的本性同样由天所赋，而天性即在我心，只要向内体验到本性，也就与天、与万物之性相通，实现了天人合一这一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最高境界。对人而言，再没有比这更为快乐之事了，所以说是“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同上）。孟子的心、性、天合一观影响深远，后来儒家的心性哲学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一思路。
孟子认为，人能完全了解自己的本性，就能完全了解天。修养自己的心性，就是侍奉天。这是儒学天人合一说的基础。
汉代，董仲舒认为，天和人是同类，所以可以互相感应。比如，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天每年有360天，人的骨骼有360节；天是圆的，人的头也是圆的；天有五行，人有五脏等等。因此，天是人的曾祖父。并且说道：按照类别来考察，天与人是一类。这是天人合一说的正式提出。这样的天人合一说，又叫“天人相副”，即人是天的副本，天是人的范型。
宋代，张载提出，天就是那广大的虚空，而虚空就是气，人是由气聚合而成的，人的精神和本性是气中固有的存在，所以“天人一物”，即天和人是一样的存在物，并且完整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概念。二程则认为，人是由气聚合而成，气中有理，理是气的主宰，这个理，就是天理，人的本性和心灵就是天理，所以天和人本来就是一体，并没有分而为二，所以不必说什么“合”。这是更加彻底的天人合一说。董仲舒主要从形体的外部结构上论述天和人的一致，宋代儒者则主要从人的精神内容上论述天人合一或天人为一，天人一体。他们的共同点是，人是天降生的，人的本性是天赋予的。所以，王夫之说周敦颐《太极图说》所说的太极分化成阴阳，阴阳分化成五行，阴阳五行的精华聚合成为人，五行的性质构成人的本性，是彻底弄清了天人合一的本源。
第二部分君子重义，小人重利
这个是儒学关于正义和利益关系的理论。
孟子首先集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劝告梁惠王不要追求怎样对自己有利，而要追求仁义。因为作为君主而去追求利益，臣子和百姓就会照此办理，全国上下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必然发生争夺，那样君主的地位就难以保住了。如果追求仁义，大家就会按照仁义的原则，安于自己的地位，臣子们不会想做君主，百姓们也不会发动叛乱，君主的地位就稳固了。因此，追求仁义，才有君主真正的利益。所以此后的儒者都主张应该把追求仁义作为目标，而不应该追求利益。遵循天理去做，不追求利益，利益自然就会到来；听从人欲的指导，追求的利益未必得到，危害就已经到来。
因此，这里说的义，就是仁义，而仁义则是当时国家和君主的长远利益；利，指暂时的、局部的利益。
王安石进行政治改革时，反对者批评他，说他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是追求利益，因而违背了圣人的教导。他们主张应该致力于道德修养，去保存心中固有的天理，去掉人欲，即抛弃对利益的追求。也就是主张按仁义的要求去做，使人人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以保持国家秩序的稳定。
第二部分如何成为真正的男子汉？
真正的大丈夫是做大官、发大财也不会使自己行为放纵，贫困和地位低下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志向，在暴力威胁之下也不屈服。
战国时代，有两个著名的人物，都是魏国人，一个叫公孙衍，一个叫张仪，他们到处挑动战争，诸侯都非常害怕他们。魏国人却以他们为骄傲，问孟子说：像这两个人，可算是真正的男子汉吧？孟子说，他们算什么男子汉！你们难道没有学过礼仪吧？男子在成年礼上，要接受父亲的教导；女子到了出嫁的时候，要接受母亲的教导。母亲把她送出门，还一再叮嘱说，到了婆家，一定要处处谨慎，要听丈夫的话。顺从是女子和仆人的行为原则。真正的男子汉不是这样，他们把仁德作为最舒服的住所，把礼制作为最正确的位置，把正义作为天下最宽敞的道路。自己的志向如果得到实现，就把这些原则推广到民众之中；志向得不到实现，就独自坚持这正确的原则。做大官、发大财也不会使自己行为放纵，贫困和地位低下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志向，在暴力威胁之下也不屈服。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孟子对如何做一个真正男子汉的回答，激励了世世代代的有志者，坚持自己的志向，不向恶势力低头，也不被权势腐蚀，成为中国人民高尚的处世格言。
第二部分人民是最宝贵的
原话出于《孟子·尽心》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类社会诸多因素之中，最宝贵的是人民。
孟子通过一系列的论证表明了这个观点。他说，得到人民的拥护，可以做天子；得到天子的信任，可以做个诸侯；得到诸侯的信任，仅仅可以做个大夫。所以人民是最可宝贵的。而要得到人民的信任，必须关心人民的生活问题，给人民以应有的生存条件。这是孟子仁政思想的体现。所谓贵，是对天子或将要成为天子的人来说，人民是他最可宝贵的财富。
依传统制度，每个诸侯国建立的时候，天子要派遣使者，为诸侯建立社稷神坛。社稷神的责任，是保证风调雨顺，使农业丰收，从而保证国家的安全。因而，社稷也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诸侯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的安宁。假如诸侯不好好履行自己的职责，使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危及社稷神的安全，那么，就要撤换君主。孟子在这里是多么清明啊！相对于社稷神，君主只是个别存在。这就是君为轻。君，这里主要是指诸侯。
假如人民按时祭祀社稷神，并且祭品也很丰盛，但是洪水、旱灾仍然不断发生，这就是社稷神没有很好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时，就要毁掉原来的社稷神坛，重新设置。因为人民是最宝贵的。
第二部分如何称王？
对于孟子来说，非常关心王道，也就是如何才能称王。孟子认为，称王之道在于“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是孟子重要的社会思想。原话是说，上古残暴的君主之所以丢掉了他们的天下，是由于他们首先失去了他们的人民；失去人民，也就是失去了人民的心，即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因此，要想取得天下，即得到政权，就必须得到人民；得到人民，就是得到人民的心，即得到人民的拥护。要想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必须把人民所需要的给予人民，把人民所讨厌的不要强加给人民。这样的思想，被后人概括为“得民心者得天下”。
孟子相信，人民喜欢仁德，就像野兽喜欢旷野。因此，那些实行仁德的君主，也一定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而那些不实行仁德的君主，人民也必然会脱离他们。因此孟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