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哲学-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早在韩非以前，已经有许多社会改革家提出改革奴隶制度，实行封建制度，统一全国的要求。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办法。有些人认为要取消世袭旧贵族，改为封建制，国君要有三件法宝———法、术、势。韩非继承了这种说法，并且有了发展。　　　　
　　　　法是由国君颁布的法令条文，要求全国人人知道，共同遵守。这些公开的条文，定出什么事应当做，做了有赏；什么事不应当做，做了要受罚。这样，全国人民有了共同的标准，事情就好办，国君只要用赏罚，就可以支配全国人民了。这是古代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一般的办法。当然，这种法，不是约束国君的。法是按照国君的意志，为镇压人民的反抗而制定的。有了法，比如说，国君制定了作战中杀死敌人的有赏、败了逃回的受罚，那么国君只要用这件法宝，就能驱使人民为他拼命打仗了。　　　　
　　　　什么是术？术是国君为了支配他的大臣，运用种种手段，使大臣猜不透他的意图，就不敢捣鬼。术是只有国君自己知道，不能公开暴露的。比如，国君不暴露他的喜怒、好恶，大臣猜不透他心里在想什么，就只好陪着小心，谨谨慎慎地听国君的差遣。因为统治阶级为了争夺利益，经常钩心斗角，他们中间矛盾很多。国君防备大臣篡夺他的地位，大臣也要设法保持自己的地位，而不是甘心情愿地为国君做事。所以韩非从国君的利益出发，叫国君对大臣随时警惕，必须用术。　　　　
　　　　势是权位、势力。韩非认为推行法令，使用权术，没有势力是不行的。他曾说，孔子被认为圣人，可是孔子一辈子只有七十个学生追随他。和孔子同时，统治鲁国的鲁哀公不过是个平常的国君，可是他掌握着鲁国的政权，有权有势，所以连孔子那样的圣人也只好听从他的支配。他还说，即使尧、舜那样的国君，如果失去国君的地位，没有国君的权势，天下人谁肯听他的？恐怕连三个人也管不了，更不必说管理天下了。　　　　
　　　　因此，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君必不可少的三件法宝。这三件法宝，运用起来要有机地结合。有法无术，难免大臣捣乱；有术无法，全国人不知道应走的方向，国家力量不能集中，不能使国家富强；有法、有术没有势，法和术都无法实现，无力推行。他这三件法宝，体现了当时统治者和被统治的人民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深刻矛盾，更体现了专制集权的倾向。但是，这个时代正是从分散的、割据的国家走向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前夜，韩非这种主张还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要求的。　　　　
　　　　


第二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

　　　　韩非说，比如判断刀剑的利钝，只看刀剑所用金属原料的颜色，即使善铸剑的专家也难于肯定它是不是合乎标准。试用铸成的刀剑宰杀动物，那就随便什么人都能分辨出刀剑的锋口快不快。再比如挑选好马，只看马的年龄、形状，即使善相马的内行人，也未必能够完全判定马的好坏。只要将马驾上车跑一趟，那就随便什么人都能分别出马的好坏了。再比如，大家都睡觉时，无法分辨谁是盲人；都在静默不说话时，无法分别谁是哑巴。只要喊醒睡觉的，叫他们看各种颜色，提出问题使哑巴回答，那么瞎子、哑巴就无法掩饰他们的缺陷了。韩非由此得出结论说，判断一个人的言论和行动是否正确，不能光凭他本人自己说了就算，应该通过他言行的效果来作考验。　　　　
　　　　什么是正确和错误的标准呢？韩非认为适合新制度、合乎改革要求的是正确的；相反的就不正确。当时孔子一派的儒者认为他们的学说符合古代圣人尧舜的精神，因而他们的学说是正确的。墨子一派也认为他们的学说符合古代圣人尧舜的精神，因而他们的学说是正确的。韩非说，他们两派学者都自以为自己说的是真正得到尧舜的精神，可是尧舜早已死了一千多年，人死了不能复活，谁能判断他们的真假呢？因此，他说，盲目相信古人，不动脑筋，这就是傻子；不管是非真假，一味乱说，这就是骗子。这两派的争论，因为无法参验，他们不是傻子，就是骗子。　　　　
　　　　韩非在这里反对的是复古主义者提出早已死去的“圣人”作幌子，乘机宣扬他们回到尧舜时代的倒退的历史观。韩非认为，当前主要的任务是研究如何改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其余的复古主义的言论都是有害的。他用“参验”的方法，去反驳那些开口尧舜、闭口尧舜的复古主义者反对改革的理由。他这种反驳是很有力的。


第二部分韩非的“人口论”

　　　　韩非在论证为什么要进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时，曾说过，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是平常的事。五个儿子又可以每人各生五个儿子。这样，祖父还不曾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可是，人口增加得这样快，物质财富却没有增加。和古代比较，古代人口少，生活资料容易取得。男人不必耕田，草木野果足够充饥；妇女不必纺织，禽兽的皮毛足供穿着。古时的人民没有争夺，没有战争；没有刑法，害人作乱的人也很少。这主要在于古人生活比后来人过得宽裕。现在，人口多，财富少，所以经常引起争夺，发生战争。如果不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就无法安定社会秩序。　　　　
　　　　韩非认为古代人谋生容易，认为有足够的禽兽皮毛可以穿，有足够的野生果实可以吃，这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古人的生产工具十分简陋，靠体力和野兽搏斗，打野兽并不是那么容易，倒是比后来困难得多。韩非的那种揣测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人，首先是生产者，其次才是消费者，我们不能认为人口多了，对物质财富只有消耗的作用，不能增加生产。物质财富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增加的，生产力发展了，生活水平一般是要提高的。当古代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人口急剧增加，的确会给人民生活带来困难。即使在近代，像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那样，生产发展的速度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也会给社会造成严重贫困。韩非的“人口论”可谓独具卓识。但是韩非把人口增殖说成是造成贫困的惟一原因，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韩非的人口论，目的在于论证社会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在于说明古代和后来的历史情况不同；情况变了，自然制度也要随着变。这种观点是十分可贵的，因为它有发展的观点。还有，他论证社会的发展，不是从宗教迷信的观点出发。他不承认社会历史的变革是由于上帝意志的安排，却力图摆脱宗教迷信的影响，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方面说明引起社会变化的原因。这种见解也是十分可贵的。　　　　
　　　　同时，韩非是注意到“人口危机论”的第一人。还是在《五蠹》篇中，韩非认为父生子、子生孙、孙生重孙，会导致人口爆炸，危急人类资源。作为一个注重实际的哲人，他算的那笔人口账，也许算不上科学（未考虑死亡率等因素），但在那样的一个把人口多寡视为自己国力象征之一的战国年代，能够跳出政治圈外，站在人类生存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不能不佩服韩非在历史进化论上的独到之处。　　　　
　　　　


第二部分仆人的困境

　　　　即使在同一种角色和德行内，有时也会产生冲突。　　　　
　　　　《韩非子》中讲了一个很有寓意的故事。有这样一个仆人，他忠心耿耿地服侍着一位将军。他的将军希望得到什么，他都会尽他的能力来帮助主人达到目的。将军正在指挥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可这位将军也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在夜晚来临的时候，即使是指挥如此重要的一场战争，他也还要一醉方休。军营里对饮酒是有严格规定的，所以要想找到酒可不容易。这位仆人出于对主人的忠心，他还是想方设法弄到了酒，结果将军喝得酩酊大醉，半夜中敌方大队人马偷袭军营，醉得像一滩烂泥的将军怎么也无法镇定，最终死于乱军之中。这个故事说明，仆人对将军的忠有两种：满足将军的嗜好是小忠，而帮助将军完成他的任务却是大忠；仆人只是一味尽忠，但却不区分大忠与小忠，结果以小忠害了大忠。　　　　
　　　　类似的故事又发生在另一个仆人身上。一个女仆侍奉着主父和主母。主母是个红杏出墙的风流女子，并谋划着用毒酒杀害她的丈夫。女仆发觉了这个阴谋，当主母让他端着毒酒给回家的主父时，女仆心里产生了激烈的斗争：如果把毒酒给了主父，那是对主父的不忠；如果揭穿主母的阴谋，主母的命运可想而知，也是对主母的不忠。到底该怎么办呢？女仆选择了一个在她看来两全其美的办法：她假装不小心摔倒，主母的阴谋随着打碎的酒碗而破产，她力图使这一切都像没发生过一样，从主父与主母的生活中悄悄地滑去。主母像往常一样用鞭子责罚着女仆，女仆身上虽然遭受着痛苦，但是心中却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而由衷感到自豪。故事的记载到这里就结束了，然而故事本身也许还会另有下文。女仆的智慧化解了角色和名分的冲突。　　　　
　　　　


第二部分伴君如伴“龙”

　　　　从前郑武公想侵略胡国，把自己的女儿先嫁给胡国国君当妻子。他召集群臣问道：“我想用兵打仗，你们说说，哪个国家可以侵略？”大臣关其思回答：“胡国可以侵略”。郑武公大怒：“胡国是我们的兄弟邻国，你说去侵略它，是何居心？”于是，郑武公杀了关其思。胡国国君听说了这件事，以为郑国真是自己的友邦，不加防备。　　　　
　　　　后来，郑武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一举吞灭了胡国。关其思只知郑武公要侵略胡国，而不知郑武公在侵略之前还要施放政治烟幕弹，他的进言是贸然的，自以为对准了郑武公的心思，殊不知，郑武公正等待他当烟幕弹的材料———政治牺牲品。郑武公的这一层心思，关其思何曾知道！　　　　
　　　　韩非就是用这样的事实来揭露国君的内心世界。他的揭露远不止此，还揭露了国君反复无常，爱憎不定，给臣民带来灾祸。　　　　
　　　　有个长得漂亮的小伙子叫弥子瑕，得宠于卫国国君。弥子瑕的母亲突然生了病，身在宫中的弥子瑕得知消息后，急着想回家，竟假借国君的名义盗用了国君的马车。事后，国君知道了，按说应当治罪，但国君一点不生气，说道：“弥子瑕是个大孝子，为探望病中的母亲竟忘记了自己是在做犯法的事情。”　　　　
　　　　又有一次，弥子瑕陪同国君去果园品尝鲜桃，他采到一个特别甜的鲜桃。当他吃了一半的时候，忽然想起这个美味鲜桃应该献给国君去享受。于是，他把吃剩下的半个鲜桃给了国君。这是不礼貌的，有损国君的尊严，可是，国君说道：“弥子瑕真疼爱我呀，有了好桃子也不愿独食。”弥子瑕的好景不长，后来当他色衰爱弛的时候，失宠了，国君突然拿他问罪，怒斥道：“你曾盗用过我的马车，还把你吃剩下的桃子给我吃！”弥子瑕对国君的感情没有变，国君对弥子瑕的感情却变化了。在韩非的笔下，国君的面目是如何地可憎。　　　　
　　　　韩非子用许多事实说明国君的心思难察，向国君进言献策的游说之士必须多加小心，要不然，你讲的话和献的策就不合国君的心意，反给自己带来危险，甚至是杀身之祸。　　　　
　　　　鉴于此种情况，韩非得出结论说：要说服国君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是难在你没有道理可讲，而是难在不易察知国君的心思。　　　　
　　　　在《说难》篇的结尾，韩非把国君的性格比作龙的性格。平时，龙的性情是温顺的，你可以骑在它的背上，也可以逗着它玩乐。但是，你千万不可触动它喉下的逆鳞，如果触动了，龙就大怒不止，一口把你吃掉。国君的喉下也生长着逆鳞，同样触动不得，否则你会被吃掉。国君自己的不可告人的隐私和怕人揭露的劣迹。这些就是国君喉下的逆鳞。　　　　
　　　　


第二部分万世之利与变通之法

　　　　在春秋时期，北方的大国晋国和南方的大国楚国发生了一次战争。战争前，晋国的兵少，楚国的兵多。晋文公就召见他的大臣咎犯，问他这一仗该怎么打。咎犯说，人家兵多，我们兵少，要想打胜仗，只有欺骗敌人，迷惑他们，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虚实。　　　　
　　　　晋文公又召见他的另一位大臣雍季，问他：“楚国兵多，我们兵少，这一仗怎么打？”雍季说：“我们不能骗人。我们立国要以忠信为本，做事哪能不讲忠信？”　　　　
　　　　结果晋文公用了咎犯所说欺骗敌人的办法打败了楚国。回来论功行赏，首先受赏的是雍季，其次才是咎犯。别人问晋文公这样行赏是否公平。晋文公说，咎犯的方针是临时性的变通办法，雍季的方针是一个国家的万世之利。　　　　
　　　　韩非就此事发表评论说，晋文公不懂得万世之利和临时性变通办法之间相互为用的关系，把两者对立起来，是不对的。　　　　
　　　　韩非又通过人们洗头发的事例来说明局部和全体的关系。古人男女都留着长头发，需要常常梳洗。他说，人们每一次洗头发，总不免落掉一些头发。但是为了保持全部头发的清洁，使头发不受损害，尽管每次洗头发要落掉一些，却还是要常常洗头发。这才是正确对待局部和全体的态度。对一件事，一定要求它完全有利没有一点点害处才去做，那就没有可做了，因为这样的事是没有的。只要基本上有利，利多害少，这种事就应当做。他由此推论，改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也不能设想新制度尽美尽善，一点缺点也没有。只要新制度比旧制度好处多，就应当进行改革。韩非这种对待局部和全体的看法，在今天看来，还是很值得参考的。　　　　
　　　　


第二部分白马非马

　　　　公孙龙可以算是一位非常有趣的哲学家。他的一些哲学命题向人们在认识方面的常识挑战，经他那么一挑战，本来习焉而不察的一些问题引起众人的注视。比如说，“白色的马是马”，这个判断为人们的常识所知，无须乎怀疑。然而，公孙龙怀疑了，提出了一个流传千古的哲学命题———“白马非马”。　　　　
　　　　公孙龙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青工也，故曰白马非马。”意思是说，“白”是指马的颜色，“马”是指马的形体。“白”是用来称呼马的颜色的，不能称呼马的形体，因此，“白”与“马”两个概念合在一起所包含的意思就不是“马”了（即不是抽象的“马”的概念）。　　　　
　　　　公孙龙说，如果你到马厩里去取马，黑马与黄马都是你取的对象；如果你只取白马，那么，黄马与黑马就不是你取的对象。取马的时候，黄马和黑马都来了，它们可以看成一样，姑且说作有马，而不可以说作白马。可见，白马不是马的道理就很明白了。　　　　
　　　　公孙龙高于一般人的认识能力，他不满足“白马是马”的这样常识，它从这种常识的判断里看出了一种矛盾的东西，既概念与判断的矛盾。在公孙龙看来，“白马”的概念是非常具体的，“马”的概念是非常抽象的。然而，常识的判断却是非常矛盾的：“白马是马”。这等于说，具体的白马是抽象的马；因此，他要向常识挑战了，大呼一声：“白马非马！”如果把他的这个哲学命题诠释一番，则应读作：具体的马不是抽象的马！具体的事物不是抽象的事物！　　　　
　　　　由此可以看出，“白马非马”这个哲学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已经注意到了具体与抽象、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