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哲学-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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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汲黯治理东海

　　　　汲黯（死于公元前112年）濮阳人，汉武帝时推行黄老政治的一个人物。司马迁记载：“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责大指而已，不苛小。”当汲黯任东海太守的时候，用这种办法治理东海。据说，只用了一年多时间，东海就大治了。　　　　
　　　　汲黯的这种黄老政治合乎法家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上无为而下有为”。汲黯责成他的属吏，叫他们办事，这就是“下有为”，在叫他们办事的时候，要给他们一定的自由。汲黯“责大指，不苛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并不亲自办事，这就是“上无为”。汲黯的身体不好，经常害病。但他能够责成他的属吏替他办事，这是法家的原则。要想达到上无为而下有为的原则，“上”必须“清静”。所谓清静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这个“上”必须寡欲，这就是黄老之学所说的“虚一而静”；必须“虚一而静”才可以对下属的成绩作正确的判断，行公正的赏罚。另一方面，这个“上”心中必须寡欲，才可以不乱出主意，不瞎指挥。汲黯批语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内多欲”，就是说他不能寡欲，“外施仁义”，就是说他不能无为。照黄老之学看起来，“施仁义”也是有为。　　　　
　　　　


第三部分：中国的“上帝”

　　　　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上帝”，他是古人尊奉的至上神，又称天。据可靠资料记载，秦代祭祀的上帝有四位，即黄帝、炎帝、青帝、白帝。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又加上黑帝，使上帝的数目符合儒经中说的五帝。这五位上帝，原来都是上古时代的著名君主。汉武帝把儒学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之后，认为太一神是至上神，五帝仅仅是太一神的辅佐。西汉末年，王莽根据儒经《尚书》，把上帝定名为“皇天上帝太一”，并且认为五帝不是人间的君主，而是五种灵。东汉继承王莽的祭祀礼仪，称上帝为“皇天上帝”，去掉了“太一”的名称。三国时代，由于国家分裂，三个国家的上帝名称也不一样，但根据都在儒经。晋代，国家根据儒经《周官》，将上帝定名为“昊天上帝”。　　　　
　　　　从东汉末年开始，关于上帝共有几位，儒者们展开了争论。著名儒者郑玄认为，皇天上帝太一加上五帝。郑玄的意见称为“六天说”。后来的著名儒者王肃认为，上帝只有一位，五帝只是各自主管一个方面的帝，不能称为上帝。经过长期争论，王肃的说法获得了胜利。　　　　
　　　　随着上帝观念的变化，五帝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不再承认天上的五帝是人间的五位君主，而把人间的五位君主称为“五人帝”，不再作为上帝加以祭祀；后来则进一步把天上的五帝说成是主管某一方面的上帝，不得称为“天”，只有昊天上帝才可以称为天。　　　　
　　　　唐代儒者们修订礼仪，依据毛氏对《诗经》的解释：“元气广大则称昊天”，认为那浩天的元气就是上帝的形体，而祭天的神坛建为圆形，也被认为是和天的形象有关。称为上帝，则是因为它是世界的主宰，能够赏善罚恶。畏惧天命，是儒者遵守的基本思想原则。　　　　
　　　　


第三部分：天子的由来

　　　　天子就是上帝之子。由于上帝也称天，所以称为天子。　　　　
　　　　一般认为，天子的称号开始于周代。儒经《尚书》中说，上帝改变了他对自己的长子、大国商国君主的任命。因此，天子的含义，乃是天的长子或嗣子，即后世所说的太子、今日君主制国家的王储。因此，原则上说，许多人都是上帝之子，都有做天子的资格，只要有德行。儒学把《尚书》作为自己的经，也就对《尚书》的说法坚信不移。中国历史上想做皇帝（天子）的人人数众多，儒经为他们提供了理论根据。　　　　
　　　　汉代司马迁作《史记》，说从尧舜开始，夏代、商代、周代、秦代的君主，都是黄帝的后裔。因此，这些君主都是名副其实的、血统意义上的上帝之子，因而他们经过世代的积累德行，做了天子，是非常合理的。但是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出身平民，他的父亲都没有名字，就更加找不到他以前的世系。所以司马迁对于他能够做天子非常不理解，猜想他大概是天派遣的大圣人，不然的话，不会在几年的时间里就取得政权，做了天子。汉代儒者为了找到刘邦的上帝血统，经历了近200年的努力。最后，儒者贾逵在《左传》中找到，尧的后代中有一个叫刘累的，曾经做过夏代的臣子。刘邦，就是刘累的后代。这样，刘邦就可以通过尧，上溯到黄帝，被认为是具有上帝血统的人。刘邦之后，王莽、曹丕做皇帝，也都要把自己的血统上溯到舜，再上溯到黄帝，以证明自己做天子的合理性。　　　　
　　　　然而要证明自己有上帝的血统是个非常困难的事，而且越到后来，就越困难。由于上帝观念的变化，黄帝等也不再被承认是上帝，而只承认他们是人帝，即使能够找到黄帝的血统也失去了意义，这时候，出来了感生帝说。　　　　
　　　　感生帝说是汉代儒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后世也造成了重要的影响。感生帝说的要点是，皇帝的祖先，都是感受了天上五帝之一的精气而降生的。精气就是灵魂，也就是说，皇帝的祖先，都是得到了某位上帝赋予的灵魂而降生的，所以他是天之子。从南北朝后期开始，国家正式把感生帝列为祭祀对象，至于五帝中哪一位是当朝皇帝的感生帝，则由儒者根据五行理论加以推算。　　　　
　　　　宋代张载又改进了关于天子的学说。他认为，天地降生了人，因而它是我们大家的父母。但是，皇帝是我们父母的宗子，即嗣子，大臣等都是宗子的管家。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同胞，所有的物都是我们的朋友。这样，不需要感生帝说，天子也有了合法的地位。几百年后，明朝在改革祭祀制度的时候，取消了五帝祭祀，也不再祭祀感生帝，因为关于天子又有了新的说法。　　　　
　　　　


第三部分：焚书坑儒

　　　　这是中国历史上迫害儒者和儒学的重大事件。　　　　
　　　　孔子的时候，他的主张就得不到诸侯的采纳。孔子以后，孟子、荀子的主张也得不到诸侯的采纳。孟子描写他当时的情形是，天下人的言论，不是赞成扬朱，就是赞成墨子。虽然有不少儒者在以各种形式为当时的政权服务，但是儒学的主张得不到诸侯的支持。秦朝统一中国后，也面临着一个如何统治的问题，或者说用什么思想进行统治的问题。这样的争论在一个突然的时机爆发了。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皇宫中大摆宴席，担任博士（皇帝顾问）的儒生们向皇帝祝酒。这时，一个军事长官周青臣颂扬道，过去秦国的土地不过千里，由于皇帝的英明，现在只要是日月能够照到的地方，就都是我们的领土。原来的诸侯国成了郡县，百姓人人安乐，千秋万代，再不受战争之苦。从古以来，都没有哪位皇帝有这样伟大的功德。秦始皇听了，非常高兴。　　　　
　　　　这时，一位博士名淳于越的上前反驳道，我听说商朝和周朝的统治都延续了上千年，是因为他们分封了子弟和功臣，作为中央政权的枝叶和辅佐。现在我们却实行郡县，子弟们都和平民差不多。假如有人要篡夺中央政权，如何互相救援。统治一个国家而不效法古人，这样的统治就不会长久。可是周青臣却当面阿谀奉承，这是要加重皇帝您的过错，不是忠臣的行为。　　　　
　　　　秦始皇把他们的意见交给臣子们讨论。丞相李斯认为，从古以来，历代的政策都不相同，但都能把国家治好。不是他们要故意相反，而是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皇帝创立了这么大的功业，愚蠢的儒生们是不能理解的。淳于越讲的是古代的情况，怎可作为今天的榜样！过去诸侯们互相战争，都用丰厚的礼物招聘到处奔走、谋求做官的学者。现在天下统一了，百姓们应当人人把农业生产作为主要事业，士人们应当好好学习国家的法令。但这些儒生们却要学习古代的东西，诽谤今天的政策，迷惑百姓。我认为，战争期间各种言论可以自由发表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这样会使人根据自己的学说来反对国家的统一号令，他们互相吹捧，到处发表诽谤言论，如果不加禁止，就会削弱皇帝的权威。这种情况，我认为应该严厉禁止。因此建议，第一，焚毁民间的《诗经》、《尚书》及学者们的专著，国家收藏的保留；第二，保留医药、占卜和种树之类的书籍；第三，有愿意学习法令的，向官吏学习。　　　　
　　　　这次焚书执行得相当严厉，沉重打击了儒学在民间的传播。　　　　
　　　　经过这次焚毁，儒学的书籍虽然在民间几乎绝迹，但国家还保留着。然而秦朝末年，项羽带兵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并且焚毁了秦朝的宫殿，这一次，国家的藏书也遭到了重大损失，终使许多儒学书籍失传。　　　　
　　　　


第三部分：九方皋相马

　　　　有一次，秦穆公请伯乐推荐相马的人才，伯乐极力推荐九方皋，说他的相马水平不在自己之下。九方皋拜见秦穆公后，就开始奉命寻找千里马。过了三个月，九方皋向秦穆公报告说：“千里马已经找到了，在遥远的沙丘地方。”秦穆公问道：“你找到的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九方皋回答：“是一匹黄色的母马。”　　　　
　　　　秦穆公派使者去取千里马，使者报告说，九方皋相中的是一匹墨色的公马。秦穆公听了很不高兴，马上把伯乐召来，责备他说：“你推荐的九方皋根本不是相马的高手，他连马的颜色和公母都分不清，怎么会找到千里马呢？”伯乐听了感慨地说：“真没想到九方皋相马达到了这样专精的程度。他相马的时候，已经经历了一番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观察过程，他注意的是千里马应该具备的那些条件，而没有浪费自己的精力去注意马的毛色、公母这样无关紧要的细节。九方皋真正是相马的天才，远远超过了我。”　　　　
　　　　秦穆公听了伯乐的话，将信将疑，把九方皋相中的马取回来一试，果然是天下无双的千里马。　　　　
　　　　世界上的事物丰富多样，而每一个事件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又依据不同条件，表现出多种形态。人类观察世界、认识事物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所应该做的是分清主次，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本质。就像相马，所谓千里马指的是在奔跑的速度、耐力上表现突出的马，这才是相马者最应该关心的问题。在相马行为中，最先引起相马者注意的往往是马的毛色、公母这些表面现象，但马的毛色、公母与它是否是千里马并没有多大关系，这里就有一个取舍的问题。九方皋在相马过程中，忽视次要的因素，使自己的精力集中起来，去抓住千里马的根本特征。应该说，九方皋的确是相马的高手，而且是一个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认识事物的高手。而秦穆公及其使者却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只注重外在形式，一听到马的毛色、公母不对，就责怪九方皋不懂相马。


第三部分：周公和王莽的忠与奸

　　　　周公是西周的开国功臣，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病危时，周公曾向天祈祷，请求代替周武王去死。事后，史官将周公所写的祈祷书装进了金属匣子里。周武王去世，即委托周公辅助年幼的周成王总理朝政。周公在辅助周成王执政期间，制礼作乐，开疆拓土，建立了不朽的功业。但周公的兄弟管叔、蔡叔却对周公的行为产生怀疑，认为周公有篡夺王位的嫌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盲目附和，一时间流言四起，年幼的周成王也对周公产生了怀疑。后来，有一次天降大雨，把王室装档案的金属匣子吹开，露出了以前周公所写的请求代替周武王去死的祈祷书，周成王这才相信周公是忠臣。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的侄子，在当时，他的家世显赫，叔伯、兄弟、子侄中被封为公、侯的有几十个，大多依仗权势，骄奢淫逸。王莽和他的那些亲属大不相同，能够刻苦自励，自己及家人生活十分朴素，却广泛交接贤良，扶危济贫。并且，王莽的官做得越大，行事越谨慎，对待自己的家人管教得也更严，对待有才有德的贤良之士也越谦恭。王莽这些道德行为为他博取了极大的名声。由于得到皇帝及士大夫们的赞赏，王莽的官阶越来越高，从大司马、安汉公一直做到“摄皇帝”，即代理皇帝，这应该说是一个臣子所能达到的空前绝后的礼遇了。但王莽还不满足，最终还是以自己的“新朝”来取代了汉王朝，做了真皇帝。这对于汉家的帝位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可是，当王莽谦恭下士的时候，谁会想到他后来的背逆行为呢？　　　　
　　　　由周公、王莽的忠诚与奸诈可以看出，人们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特别是认识人类社会复杂的事物现象时，应该全面、长期地加以考察，而不能被一时一地的假象迷惑。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对于认识的复杂性、长期性早有深刻体会，《吕氏春秋·季春纪·论人》中就提出了“八观六验”、“六戚四隐”等观察各类人物的方法。　　　　
　　　　


第三部分：纸上谈兵

　　　　赵括的父亲赵奢是赵国的名将，曾经率兵大败秦军，立下赫赫战功，与当时的赵国名臣廉颇、蔺相如齐名。赵括是将门之后，从小熟读兵书战策，十分自负，认为天下无人能及。他曾经与自己的父亲赵奢谈论兵事，口若悬河，把赵奢都难倒了。但赵奢认为，赵括并不真正懂得战争。赵括的母亲问丈夫为什么这样说，赵奢回答说：“战争，是把人放到死亡之地的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而赵括却把它看得很轻易，这种离开实际行为的空话危害太大了。赵国可千万不要因为赵括有些死学问就用他为将，如果真出现那样的情况，那真是大不幸的事情。”　　　　
　　　　公元前262年，秦国趁着赵惠文王去世，赵孝成王刚即位的机会，出兵攻打赵国。赵国派遣大将廉颇带兵抗击秦军，秦、赵两国的军队在长平对阵了好几年，秦军没有占到多少便宜。秦国知道廉颇不好对付，就使出了反间计，派人到赵国散布流言说：“秦军最怕的人是大将赵奢的儿子赵括。”赵孝成王听说后，就委任赵括为大将，取代廉颇率领赵军抗击秦军。蔺相如不同意这个委任，他对赵孝成王说：“大王实在不应该听信虚名而任用赵括。赵括只会死读他父亲传下来的兵书，虽然有些书本知识，但他没经历过带兵打仗的实践，不知道应时变化，让他当大将抗击秦军，这可不行。”赵括的母亲也不同意任命赵括为大将，她劝谏赵孝成王说：“赵括只知道纸上谈兵，没法跟他的父亲比，也远不如大将廉颇，让他带兵打仗一定会给国家带来灾难的。”但赵孝成王迷惑于赵括的学识，听不进蔺相如与赵括母亲的忠告。　　　　
　　　　赵括上任后，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部署军队，改变了廉颇原来制定的那些符合实际的做法。秦军大将白起听说赵括为将，就派出骑兵骚扰赵军，秦军假装失败逃跑引诱赵军追赶，赵括不知是计，中了秦军的埋伏，赵军被秦军分割成两部分，后勤补给也被掐断，军心大乱。被困40多天后，赵军已无粮草，赵括亲自带兵冒险突围，结果被秦军射死，赵军也全军溃败，几十万投降的赵军俘虏被秦军全部活埋。整个战役，赵国丧失了约45万精锐军队，也因此差点亡国。　　　　
　　　　赵括纸上谈兵，惨败于长平，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反省。在知行关系上，应该说，行比知更根本、更重要，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