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哲学-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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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括纸上谈兵，惨败于长平，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反省。在知行关系上，应该说，行比知更根本、更重要，行动的成功比起知识的掌握对人的要求也更高，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应当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以赵括为反面教员，杜绝纸上谈兵，在自己的实际工作、生活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把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检验、发展自己的知识。


第三部分：烛火中的哲学

　　　　在中国的两汉之际，也即公元纪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位跨越前后汉的著名学者桓谭，有一天去拜访他曾经做过县令的朋友杜房。　　　　
　　　　杜房此时正在研读《老子》，名气不小的同乡桓谭的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因为他正有问题需要讨教：“老子用恬淡无为的方法养生，活了几百岁，现在照他的办法调养，是否也能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呢？”（《新论》）桓谭见室中有一颗大麻烛，垂下的烛泪差不多有一尺长，遂就此取喻说：“人的精神与形体的关系，就像这火与麻烛的关系一样，如果能适时予以照应，该麻烛是同时俱尽。人之衰老也是这样，齿落发白，肌肉枯干，人的精神是不可能使它重新润泽起来的，最终必然是气绝而死。”　　　　
　　　　桓谭返家后，对他以烛火喻形神的观点继续进行了思考。夜里，他酌酒自饮，燃烧的麻烛，忽见其只燃烧了一半便快要熄灭了。原来，是一侧烛皮剥落，火接续不上。于是，他转动了一下烛体，使火顺燃了过去。由此他想到，人的生命有了亏损，如果善于调理扶持，也可以平安度过。这实际上也正是人的精神的作用。然而，不同意桓谭观点的人，从不同方面对此进行了反驳。　　　　
　　　　一位叫刘伯师的学者，夜间与他点着灯对坐而谈。其时，眼见得灯盏内油干芯枯，火马上就要熄灭，桓谭以此告知刘伯师说，人之衰老就如同这油将尽之灯一样，刘伯师虽然认可其比喻，但却说：“灯烛燃尽可以添油换烛，人之衰老，是否也可以通过补充替换的办法而获得新生呢？”（《新论》）桓谭当然给予了否定。他强调：给灯添油或换烛不是靠灯烛自身、而是由人去完成的。而人依靠自己的形体而生，他的衰老出于自然，他怎么可能给自己换形体呢？人的形神是相互依赖的，善于安神养生，能够使人长寿，但到了最终干枯的时候，也只能走向死亡。　　　　
　　　　


第三部分：张骞西域寻宝

　　　　公元前138年，西汉武帝时，张骞应朝廷招募率人出使西域，中途为匈奴人扣留，一扣十年，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逃出。到公元前119年，张骞带了大量的牛羊、金帛等财物再度出使西域。作为汉帝国使臣的他不辱使命，与西域诸国结盟交好，在历史上成为开放外交的典范。　　　　
　　　　张骞青史留名与汉武帝和当时的国家政策不无关系。出使西域结盟交好，本来是为了联合大月氏等西域国以夹击匈奴的需要，张骞对此是心领神会的，但这在客观上却促进了汉帝国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西域自然环境不同于中原。西域的宝石、玉器之类质地上乘，和田美玉名闻遐迩、苜蓿、核桃、葡萄、胡萝卜等则更是中原内地所没有的。西域自古多以畜牧为业，那里的马匹膘肥体壮，亦为中原所罕有。　　　　
　　　　张骞是有心计之人，一路上精选了许多宝石珠玉、奇木，外加精选的坐骑，千里迢迢，不辞辛苦，带回长安。武帝见物甚是喜欢。张骞所带回来的奇木及粮食的种子，在中原及全国许多地方得到栽种，良马也得到繁殖。特别是这些良种逐渐与中原原有农作物、牲畜相杂交，很好地适应了中原等地的气候、水土条件，培育出了许多新良种。张骞带回的珠宝玉器，传来了西域的工艺思想，影响了中原地方的美术、音乐，西域的乐器也传到中原。另一方面，中原的丝绸、冶铁技术也传到西域，丝绸之路逐步开通。两千多年来，这些西域文化交融于中原文化，浇灌出欣欣向荣的中华文化。　　　　
　　　　王夫之在总结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时，特将张骞出使西域一事作为例证。他说，张骞为了迎合武帝的嗜好，从西域搞了许多珍奇宝马之类。西域的文化由此传入中原，促进了文化交流，推进了中原文化的发展进程。然而对张骞来说，这些文化的意义和影响，是他当初寻宝所始料未及的。　　　　
　　　　王夫之的历史理论是深刻的，他讲到人们的社会生产和欲望要求，讲到社会组织结构演变，也讲到农民起义对社会历史变革的推动作用。可贵的是他还能从文化开放、融合会通的问题归纳历史发展的趋势。　　　　
　　　　


第三部分：谁来做皇帝？

　　　　谶纬之学是汉代儒学的内容之一。谶是预言，纬是对经而言，是对经书的注释。由于这些注释后来也变成了一种预言，所以谶和纬也就难以分开，统称谶纬。　　　　
　　　　汉代儒学，核心理论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天人感应说把异常的自然现象说成是上帝对人行为的反应，于是判定是对谁的行为的反应，判定这种反应是批评还是表扬，这成为汉代儒者最重要的事业之一。由于各人的见解不同，甚至受现实政治和利益的干扰，对上帝意志的解释也就往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盼望有一种明确的或比较明确的解释，以解决他们面临的重大问题。西汉末年，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都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要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一位圣人出来，挽救时局，带领人民实现天下太平。人们也迫切希望，上帝能指派这样一个人来。于是儒者们或直接预言，或者借注释儒经假托神灵说出预言。这些预言经过整理，形成书，就是谶纬书。　　　　
　　　　谶纬的核心，是指出该由谁来做皇帝。当时一个叫王莽的，掌握着权力，又用自己的行为取得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拥护，于是就有人造了谶言说，上帝让王莽做皇帝。借助谶言，王莽果然做了皇帝。但是王莽由于政治失误，不仅未能挽救危机，反而加重了混乱。在战争中，一个叫刘秀的取得了最后胜利，于是就有人根据谶纬书，说上面的许多预言，都是说该由刘秀做皇帝。东汉以后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们一般都要根据谶纬，证明自己做皇帝的合理性。同时，也有人利用谶纬，说自己该做皇帝，给执政者造成麻烦。于是执政者开始禁止谶纬书，隋代、唐代，对谶纬的禁止更加严厉。唐代以后，谶纬书基本上被禁绝了，今天只能从各种古代书籍中看到只言片语。　　　　
　　　　汉代最重要的谶书是《河图》九部、《洛书》六部，内容据说是从上古黄帝开始，历代英明的君主所接受的上帝任命的预言。它们的纬书有30部，内容据说是历代圣人对上帝预言的解说。其他儒经，每部经都有自己的纬书，经过整理，由国家认定的有36部，合计有81部。　　　　
　　　　


第三部分：白虎观会议

　　　　白虎观会议是东汉时期一次重要的儒学会议。　　　　
　　　　依据儒学的基本原则，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主持制订礼仪制度，主持校订经书的文字，裁决儒学中各种争论的是非。因为天子是天所任命的君主，他的话代表着天意。　　　　
　　　　独尊儒术之后，对儒经的解释发生了不同意见。早在西汉时代，汉宣帝（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在位）就曾经召集当时的著名儒者，在石渠阁开会，讨论儒学中的种种问题，并由汉宣帝裁决争论中的是非。由于汉宣帝喜欢《春秋谷梁传》，所以在论争中，《春秋谷梁传》取得了胜利，并且由国家设立专门研究、传授《春秋谷梁传》的学官。　　　　
　　　　又过了100多年，儒学又产生了许多分歧。于是东汉章帝在白虎观召集有关官员和著名儒者，讨论有关儒学的名词、概念的阐释和定义，讨论儒学的各种规定和制度，以及历史和现实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儒者们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但最后裁定的权力是皇帝。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被记录下来，称为《白虎通义》，意思是，在白虎观决定的、对儒学普遍适用的解释。　　　　
　　　　《白虎通义》记下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天子”。《白虎通义》道：皇帝把天作为父亲，把地作为母亲，所以称为天子。又问：历代的帝王，德行有好有坏，为什么都称为天子？回答是：因为他们都是天所任命的。问爵位有五等，为什么？回答是：效法五行。问也有爵位只有三等的，又是为什么？回答是：效法三光，即日月星。这显然是董仲舒的官制效法天意的思想。问：妇女为什么没有爵位？回答是：因为妇女是阴类，不和外人打交道，所以她们有“三从”的义务，即出嫁前服从父亲，出嫁后服从丈夫，丈夫死后服从儿子。　　　　
　　　　讨论完人间的官制，开始讨论神灵和祭祀。比如问：什么是五祀？回答是祭祀门、户（窗）、井、灶和中霤（屋檐或堂屋）。问：什么人可以祭祀？答：只有大夫以上级别的人才可以祭祀。又如神稷，问：王者为什么有社稷？答：为天下求福报功。如此等等。　　　　
　　　　祭祀是礼制的主要部分，讨论祭祀，也就是讨论礼制问题。比如问：天子为什么一定要在庙里派遣大将？答：表示听祖宗的话。　　　　
　　　　董仲舒提出的灾异问题、阴阳五行问题、人的本性问题、自然物的性质以及婚丧的礼仪，白虎观会议都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的记录，是汉代儒学的纲领性文件，也是以后儒学的纲领性文件。　　　　
　　　　


第三部分：早熟的思想家———贾谊

　　　　贾谊出生于西汉初年，即汉高祖刘邦七年（公元前200年），死于汉文帝刘恒前元12年（公元前168年）。他是河南洛阳人，曾经两次做过太傅。他从小好学不倦，并得到名师张苍的指点。张苍是荀况的学生，又是秦朝的博士，最精通《左氏春秋》。贾谊以张苍为师自然获益匪浅，他年纪轻轻，就能熟悉历史、评论历史，写出了《过秦论》，留传千古。　　　　
　　　　刚刚18岁的时候，贾谊在河南郡中就颇有名气，因为他能背诵诗书，又能写文章，被视为天才。河南郡守吴公发现了他，爱其才，“召置门下”，十分器重。吴公非等闲之辈，多有政绩，善于安抚百姓，“治平为天下第一”，汉文帝即位以后便把他从河南调到朝廷，升任延尉（司法长官）。接着，吴公向汉文帝推荐了青年才子贾谊，文帝召贾谊为博士。这可不寻常，“贾生矫矫，弱冠登朝”。同朝的博士比较多，而贾谊最为年少（时年22岁）。可是，“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别人表达不出来的意思他能表达，别人讲不出来的话他可以讲出来。面对这位早熟的思想家，“诸生于是以为能”。不到一年时间，汉文帝提升他为太中大夫（高级的顾问官）。　　　　
　　　　贾谊任新职后，积极向文帝上书，建议发展农业生产，储备粮食，定制度，兴礼乐，使国家长治久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打算要他“任公卿之位”。可是，周勃、灌婴这一帮老臣看不起年轻的贾谊，在文帝耳边进谗言，说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听信谗言，疏远了贾谊，把贾谊调出朝廷，去做长沙王吴差的太傅。贾谊受了委屈，怏怏离开朝廷。在赴任途经湘水的时候，他想起了正道直行而遭到谗言的伟大诗人和政治家屈原，并引为同调，写了情词忧伤的《吊屈原赋》。到长沙后，他不以个人遭遇为怀，仍以天下为忧，继续上书文帝，要求多方面的经济改革。　　　　
　　　　四年过去了，汉文帝思念远在长沙年仅28岁的贾谊，于是把这位被逐出朝廷的“逐臣”又请了回来，并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召见了贾谊。文帝对有关鬼神的许多事情弄不明白，一一向贾谊请教，贾谊都能回答。谈话到半夜，十分投机，文帝高兴得把座位移向贾谊。文帝叹服贾谊的学识，自愧不如，事后对人说道：“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可惜，文帝对贾谊知而不用，这次贾谊回朝廷并未封官，只是改迁为梁怀王刘揖（文帝宠爱的小儿子）的太傅。贾谊满腹经纶，才为世出而不为世用，这是他一生的悲剧。　　　　
　　　　


第三部分：龙蛇之叹

　　　　扬雄是西汉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他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的学说，其哲学著作有《太玄》、《法言》。　　　　
　　　　扬雄年轻时有抱负，而且非常好学，博览群书。他读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他为人俭朴舒缓。由于他有点口吃，不大善于言谈，他喜欢深思。清闲之时，常爱作些辞赋。　　　　
　　　　当时，四川的司马相如善长辞赋，写来博大又华丽，温和而典雅。扬雄非常仰慕他，每次作赋，总爱有意识地摹仿他的作品。后来，扬雄又读了屈原的作品，觉得屈原的文章比司马相如的还要精美。可是他却想不通，为什么像屈原这样才华横溢的人，却不为世道所容，被迫写下《离骚》而投江自尽。每当读到屈原的作品，他心里都感到悲怆，常常为之黯然泪下。他开始感到：君子适时，就能施展自己的才华；不得时，即使是龙，也只能像蛇一样。在政治腐败的时代怀才不遇，这是命运不好呀，何必要委身于江湖呢？于是他开始著述，常常选取《离骚》的文句，反其意而用之。　　　　
　　　　到晚年，扬雄认为辞赋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便转而研究哲学。　　　　
　　　　


第三部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始皇统一中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他使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但由于他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以没有制定出一套集道德规范、法律章程和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哲学体系。　　　　
　　　　汉武帝时，时代需要一整套的上层建筑，也需要有一套广泛的哲学体系。于是汉武帝便招贤良文学之士，亲自策问治理国家的纲领性的东西。　　　　
　　　　在第一次命令举“贤良”的时候，丞相卫绾奏：“所推选的贤良，其中有以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为业的，他们只能扰乱国政，请将这些人罢免。”汉武帝表示同意。　　　　
　　　　董仲舒在第三次对策中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说：“《春秋》讲大一统，这是千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现在做老师的各执不同的学说，普通人各有各自的见解和言论。百家各有各的要旨，互相参差抵牾。因此使统治者无法完整地统一起来。而且如果老是变更法令制度，臣下、人民将不知所守。因此，我认为，凡是不在礼乐射御书数之内，不属于孔子的学说的言论，都杜绝其兴起的根源，不要让他们与儒家争道。这样，邪谈怪论便会灭息，然后天下便有一致的条例准则和明晰的法令，人们便知所从了。”　　　　
　　　　董仲舒明确地主张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所谓一统，就是一切统一于天子朝廷的专制统治。要达此目的，首先必须统一人们的思想，而统一思想的具体办法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的建议受到武帝的采纳，从此以后，在学术和仕进上，儒家被定为一尊，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独尊儒术在最初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稳定国家的作用，但后来却成为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禁锢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个性思想。　　　　
　　　　


第三部分：君权神授

　　　　董仲舒非常重视天人关系的问题。他说自己根据《春秋》里记载的历史事件来观察“天人相与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