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哲学-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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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君权神授
董仲舒非常重视天人关系的问题。他说自己根据《春秋》里记载的历史事件来观察“天人相与之际”，感到非常可怕。为什么呢？因为天人相互交涉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权的成败兴衰。在他看来，天人之间并非相互不相干，而是相互交涉、相互影响的，阴阳五行、自然现象及人类社会都是根据天意构成的一个相互制约、动态协调的大系统。
为了论证一统专制的合理性，董仲舒把君主说成“天命”或“天意”的执行者。他认为，一个人成为君主，并非人力所能决定，而是自然如此的，这就表明那个人是由于禀受了天命才成为君主；君主执掌生杀大权，发号施令，统治天下，他的权力是“天意之所予”；君主居于上天和人民之间，上天的意思通过君主而贯彻到人间；君主号称为“天子”，上天与天子就如同父亲和儿子，儿子遵从父命，君主服从天命；君主和人民的关系也是一样，天下之人都要服从于君主，这就好比孩子归顺父母。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君权神授的观点，它的意思无非是说君主是执行天意的，而天意又是不可抗拒的，因此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君主的统治。
第三部分：天人感应
这是董仲舒创立的天人关系学说。
中国古代传统，把自然界中，特别是日月星辰的异常变化看作天意的表现。认为这是天向人们预告吉凶。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发现，许多被认为是天意表达的自然现象，并不是天向人们预告吉凶。于是得出结论说：“天道自然。”天道自然的意思不仅是说那些异常的自然现象不是天意的表现，而且说事物的存在和运动都是出于自己的本性，与其他事物无关。然而一系列的事实表明，事物的存在和运动状态往往是与其他事物相互关联的。比如，拨动这个琴的宫音弦，其他琴的宫音弦就会作响；磁石在不接触的情况下，会吸引铁制品。类似的现象积累起来，到秦、汉之际，终于使人们得出结论说，一个存在物可以和其他存在物发生感应，气是它们感应的中介，传递着相互的作用。
由于传统的宗教观念，汉朝初年就有不少思想家把物与物之间的感应推广到天与人之间，认为天与人也可以发生相互的感应，特别是可以和君主发生相互感应。君主的行为，会感应天显示某种现象，以表示自己的意见：赞扬还是批评。
在前人基础上，董仲舒进一步指出，人的行为，特别是君主的行为，必定和天发生感应。君主行善，即按照仁、义、礼、智、信的原则去做，天就会降下祥瑞，即于人有益的异常现象；反之，君主不按仁义礼智信的要求去做，天就会降下灾异，即对人有害的异常自然现象。这就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基本内容。
董仲舒还指出，天人感应的原则，是同类相感。即善事会感应出好的现象，恶事会感应出坏的现象。人的阴气会和天的阴气发生感应，人的阳气也会和天的阳气发生感应。这样，如果发生旱灾，就可以造一条土龙，在地上发出阴气，从而感应天的阴气加重，降下雨来；如果发生涝灾，可以击鼓，使地上发出阳气，感应天的阳气加重，使天放晴。
第三部分：人的命运
董仲舒在论证了天人同类之后，又进一步解释了“天人感应”的具体内容。
首先，他肯定同类的事物之间有着相互感应的关系，如声音的共鸣、天气对疾病的影响等等，都属于“物之以类动者”，他把这类现象称为“同类相动”。
其次，他运用“同类相动”的原理来说明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在他看来，人既然与天同类，那么人的命运自然就与天连在了一起，“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那么天与人是怎样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呢？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这里所谓“道”就是指仁义道德和礼乐教化。他认为天是一个冥冥之中有意志的监督者和主宰者，它任德而不任刑，好生而恶杀。人，特别是人间的统治者如果不行仁义，施行“虐政”，那就违反了天意，于是招致自然灾害，而灾害的出现就意味着天对人发出了“谴告”；如果人受到谴告仍不悔改，那么天就用怪异现象对人进行威吓；如果人受到威吓之后还是不能改正，那么人就会遭受“伤败”、“殃咎”，作为统治者来说，也就是要遭到国家灭亡、政权垮台的下场。反之，如果统治者施行德政，那就是顺从天意；顺从天意就可以得到天的奖励，于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就是所谓“天人感应”。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目的论学说里既有丰富的系统思维，也有荒唐的类比。他把天加以神化，一方面是要通过天来提高人间统治者的权威，另一方面是要借助天来威慑和约束人间的统治者。但是在封建社会中，他前一方面的意图被封建统治者有效地利用而成为现实，后一方面的愿望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董仲舒根据天人感应目的论对《春秋》里记载的自然灾害和天象变化进行歪曲神秘的解释，又把儒家学说同阴阳家的学说结合起来，为两汉时期流行的谶纬迷信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性三品
据王充说，周代有个叫世硕的，曾写过一部《养书》，论述人的本性有善有恶；并且孔子的弟子漆雕开、宓子贱等，也主张人性有善有恶。孔子曾经说过，上层人是智慧的，下层人是愚昧的，这种状况是无法改变的。王充认为，这说明孔子也主张人性有善有恶。
董仲舒继承荀子的主张，认为只有本来的状况、不经过教育就具有的东西，才是人的本性。因此，孟子的性善说是不对的。这就好比米是从谷子中出来的，但不能把谷子说成就是米。并且人是由阴阳二气聚合而成的，阴的本性是恶，阳的本性是善，所以人的本性也有善有恶。
孟子、荀子都是从社会现象上推论人的本性是善是恶，而董仲舒却首先从构成人的身体质料分析人的本性，为中国哲学中的人性学说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此后的人性理论，都要首先分析构成人的身体的质料，然后推论本性的善恶。
不过，董仲舒说的仅仅是普遍人的本性。他认为，圣人的本性是善的；还有一种坏人，他们的本性是恶的。这样，他就把人分为三类，而人的本性也就有了三类。这就是性三品说的基础。那么，圣人和坏人的身体不也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吗？董仲舒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
董仲舒以后，王充明确指出：本性有善有恶，是指一般人的本性；孟子说的性善，是上等人的本性；荀子说的性恶是下等人的本性，从而更加明确了人性分为三等。到唐朝，韩愈作《原性》，正式提出人性有上中下“三品”，即上中下三等，从而完善了性三品说。韩愈的性三品说也认为，本性是与生俱来的东西，但他认为这与生俱来的东西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五条，是人性的基本内容。上品的人，有一条做得很好，其他四条也能做到；中品的人，有一条做得较差，其他四条则勉强可以；下品的人，对其中的一条会完全做不到，其他四条也常常违背。教育可以使中品的人变好，但无法改变下品人的行为。
第三部分：都是“天人感应”惹的祸
董仲舒在江都王刘非那里度过了6年。刘非没有多少文化，又非常迷信，而董仲舒所学的《春秋》又是专门讲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的，因此，刘非对董仲舒刮目相看，时常向他请教。
江都一带时常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使刘非极为头痛，毫无办法。董仲舒到那以后，一面嘱咐各郡、县用儒家仁义道德去教化农民，一面又起草奏章建议朝廷用武力镇压。这样双管齐下，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从而博得了刘非欢心，使刘非对他更为敬重。
公元前135年4月，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6月，辽东高庙又发生了火灾。正在家里养病的董仲舒听到这两件事，心里惴惴不安，连忙抱病给汉武帝写了一份奏章，大谈“天人感应”，说汉高祖庙园失火，是天对当时政治不满，有意降祸人间。他的草稿刚写好，恰巧中大夫主父偃来看他。主父偃也是个精通孔孟学说的人，他当了官后，便搜刮民财，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他平时与董仲舒也不合，于是便把董仲舒的草稿送给汉武帝。汉武帝看后，大发雷霆，召集使臣商讨对付的办法。当时，董仲舒有个弟子叫吕步舒，也参加了讨论。他不知道这份奏章是自己老师写的，因此慷慨陈词，要求杀掉写奏章的人。董仲舒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吕步舒知道了真相，百般营救，董仲舒才出了狱。此后整整十年，他都没有得到汉武帝的起用。
第三部分：三年不窥园
董仲舒从小就读过《诗》、《书》、《易》、《孝经》、《论语》等书，曾经专心致志地研究过孔子所编的《春秋》，对“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非常崇敬。为了领会孔子儒家思想，他特地拜公羊派儒生子寿为师，花了好几年功夫专门研究儒家经典，决心把儒家思想系统化。
到了汉景帝执政的时候，董仲舒经过苦心钻研，终于达到了“专精于述古”的程度，当上了官方讲授儒家经典的博士。可是，那时他还没有得到汉景帝的重视。于是，他写了一篇《士不遇赋》，感叹自己生不逢时，壮志难酬：“呜呼嗟乎！……时来何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从此，他不再出家门，整天坐在家里，专心致志地钻研儒家经典学说。他屋后有个园子，虽不算很大，但景色却颇有别致。园内种满了各种奇花异草，冬秋不衰，春夏尤艳。还有那曲径小道，幽雅清逸。为了领会《春秋》中的微言大意，他狠下心来，刻苦攻读，三年不进园子一步，甚至眼睛也不朝园子望一望。成年累月地读书，连阳光也不见，他变得面黄肌瘦，呼吸短促，还得了肺病。经过整整三年的闭门苦读，他终于精通了《春秋》，成了闻名一时的鸿儒。每当有客人来，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谈论三皇五帝、尧舜汤武。士大夫们都称赞他“专精于述古”。
那时候，当了博士就可以自己招收学生。为了扩大名声，传播儒学，他不辞劳苦地筹办起一间学堂来。学堂就设在他家里。他在家里挂起帷幔，便在那讲起课来。当时，许多人听说董仲舒要招收徒弟，都纷纷赶来就学。于是，小小的学堂，门庭若市，热闹非常。他的学生前后有几百人，其中吕步舒、殷仲、赢公、褚大等人是他的得意门生。由这些学生又转相传授，因此，董仲舒的声誉也逐渐提高起来。
第三部分：无神论斗士王充
王充，字仲任，东汉上虞人，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倾毕生精力写成巨著《论衡》。全书八十五篇，共二十余万字，内容涉猎天文、物理、史地、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王充是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东汉前期谶纬神学猖獗的年代里，他以“重效验”、“疾虚妄”的求实精神，对“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等迷信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在哲学上，他提出了以“天道无为自然”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和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否定了天有意志，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天人合一”的欺骗性。他还抨击了“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迷信邪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充小时候不但聪明而且用功。6岁开始识字读书，8岁被送入本乡私塾。20岁时，王充到洛阳的太学里去求学，他还感到不满足，就用课余时间读各种书。日子久了，他把太学里收藏的书几乎都读遍了，又去街市的店铺里找书来读。王充读书十分认真，记忆力又强，一部新书，读过一遍就能把主要内容记下来。就这样，他的知识越来越多。
因为王充对朝廷的腐败看不惯，所以不做官，一生大都在家里写书。
为了写《论衡》，他搜集的资料装满了几间屋子，房间的窗台上、书架上都放着写作的工具。他闭门谢客，拒绝应酬，用了几年的功夫才写成。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是宣传科学和无神论，对迷信进行了批驳。比如，当时有些人讲这么个故事：春秋时期有个楚惠王，有一天，他吃酸菜，发现酸菜里有一只水蛭。如果把水蛭挑出来，厨师就会因此被处死。他怜悯厨师，就不声不响连水蛭一起吞下去了。到了晚上，楚惠王大便时，不但把水蛭排泄了出来，而且原来肚子疼的病也痊愈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说这是“善有善报”的证明。
而王充批驳了这种说法，他的解释是：因为人肚内的温度高，水蛭经受不住，热死了，所以被排泄出来。又因为楚惠王肚内有淤血，水蛭恰好吸血，在水蛭还没热死的时候，把他肚内的血都吸走了，所以楚惠王的病自然会好了。这是巧合，而不是“善有善报”。
王充精通儒家经典，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他敢于说话，不愿恪守一家之言、章句之学，甚至敢于议论经典之书、圣贤之言的是非得失，这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部分：龙种与杂种
王充还根据元气自然论批判谶纬迷信的种种荒谬说法，提出了否定鬼神迷信的无神论观点。为了把帝王加以神化，谶纬迷信往往把帝王说成是人与异物交感的产物，例如尧被说成是尧母与赤龙交感而生，刘邦被说成是刘母梦中与龙交感而生，等等。王充指出，只有同类的东西之间才能交感施气，可是龙与人不同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龙其实不过是兽类，把帝王说成是龙种，那就等于把帝王说成是禽兽生成的杂种。
他认为，天道自然，风雨变化自有其时，企图通过祭祀来改变天气是徒劳无益的；对祖先的祭祀只是怀念祖先的一种仪式，并不是说通过祭祀就真的可以得到祖先神灵的保佑。因此，用祭祀求助于鬼神是没有效果的，重要的还是依靠自己，“夫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解除篇》）
迷信的说法认为人死之后变成鬼，鬼有知、能害人。王充否认这种说法。他认为人和物是一样的，既然物死之后不能变成鬼，那么人死之后也不能变为鬼。他又用精神依赖于形体（身体）的关系说明人死无知、不能为鬼。他说：“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又为鬼？”（同上）就是说人死之后精气消失，形体腐朽，精神不复存在，那又何来有知之鬼？既然鬼根本就不存在，那么自然也没有所谓鬼能害人之事。最后，他指出，鬼的观念完全是由于人的疾病所导致的幻想，说人有病的时候就容易恐惧，“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订鬼篇》），所谓活见鬼不过是这样一种“虚见”而已。
王充用细微无形的元气说明万物的构成，和以往人们把某种有形的物质形态作为万物本源的世界观相比，在理论上更为圆通。他的元气自然论为后来以气为本的唯物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