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哲学-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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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风流”含义中有“情”的意味。庄子认为圣人无情。《世说》中也记载许多人而无情的故事，最著名的是谢安的故事。
何晏与王弼关于“情”曾经有过一些讨论。王弼认为，圣人有情而无累。这句话的确切意义，王弼没有讲清楚。它的含义，后来的新儒家大为发挥了。由此可见，虽然新道家有许多人是主理派，可是也有许多人是主情派。新道家强调妙赏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再加上前面提到的自我表现的理论，于是毫不奇怪。道家的许多人随地排遣了他们的情感，又随时产生了这些情感。
《世说》记载了王戎的一个故事，故事说：“王戎丧儿，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王戎的这番话，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新道家有许多人是主情派。可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动情，倒不在于某种个人的得失，而在于宇宙人生的某些普遍的方面。
中国的“风流”一词也有“性”的含义，尤其是在后来的用法上。可是，晋代新道家的人对于性的态度，似乎纯粹是审美的，不是肉感的。例如，《世说》有一则说，阮籍喝醉之后经常躺在漂亮女人的身边睡觉，但从来没有其他的举动。他们都是欣赏异性的美，而不含任何性爱。或者可以说，他们只是欣赏美，忘了性的成分。
这些都是晋代新道家“风流”精神的特征。照他们的看法，“风流”来于“自然”，“自然”反对“名教”，“名教”则是儒家的古典的传统。
第三部分：青白眼———阮籍
阮籍字嗣宗，因做过步兵校尉，习惯称他阮步兵。他三岁丧父，父亲是“建安七子”之一，曾在曹操手下做官。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境凄惨。年少时，他好诗书，好弦歌，与他父亲一样，喜欢音乐。
据史书记载，阮籍一表人才，富有个性，豪放高傲，任性不羁，喜怒不形于色。他反对封建礼法，行为怪异放荡，以天地为室，以屋宇为裤，赤身裸体。别人走近他的书房，他便问道：“你怎么走进我的裤裆里来了？”他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蔑视和否定束缚人生自由的封建礼法。他对于拘泥于封建礼法的儒生是瞧不起的。据说，阮籍的眸子黑白分明，当志同道合者来访时，他用青眼看人，当儒者来访的时候，则用白眼看人。
他生活在黑暗的无言论自由的时代，思想上极为苦闷，社会环境使他的性格变得怪异孤独。他常常闭门读书，累月不出，或者登山临水，经日忘归。嗜酒弹琴，寄形宇内，苦中作乐。
在学术思想方面，他推崇道家，为阐发老聃和庄周的哲学思想写了著名论文。《大人先生传》是他哲学论文的代表作。现在他留给我们的著作主要是诗文，有专门的集子。
阮籍也是玄学家，对《易经》、《老子》、《庄子》这几部著作都有精深的研究，正确地加以阐发，彰扬了道家思想中的唯物主义成分，不像别的玄学家那样只对老庄思想中的消极东西感兴趣。有些玄学家在黑暗的政治面前不敢反抗，不敢揭露，要人忘记苦难，随遇而安。与此相反，阮籍敢于反抗，纵酒佯狂，放声大哭，这就是他的一种反抗形式。他的感情不似有些玄学家那样麻木，真是一个伟男子，有血有肉，带着眼泪看生活。体现他哲学思想的主要文章有：《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大人先生传》。
第三部分：“方外人”丧母不哭
阮籍的母亲快要病死了，有人把这件事告诉阮籍。当时阮籍正在与人下棋，听到这个消息，竟若无其事。同他下棋的人见此情景，觉得他这样做不合礼节，因此拒绝同他继续下棋，劝他赶快回去料理母亲。但阮籍却赖着不愿离开。过了一会儿，他猛然端起酒罐，拼命喝了一二斗酒，然后大喊一声，呕吐几升血，从此多日不能进食。
后来，他的母亲去世了。这对于他来说，本是件很悲恸的事情，但他却好像全不在乎，及母亲下葬时，他特地吃了一个蒸肫，喝两斗酒，然后与母亲遗体告别，因悲恸过度，又吐血数升，全身只皮包骨头，几乎死去。
裴楷前往阮籍家吊丧，只见阮籍喝得大醉，披头散发盘坐在床，不哭不泣。裴楷哭号几声，吊唁完毕便离开了。
有人问裴令公：“凡是去吊丧，主人哭，客人才哭拜；阮籍不哭，你为何要哭呢？”裴楷说：“阮籍是方外之人，所以不崇尚礼制；我们是俗中人，所以用礼仪对待。”
人们听罢皆叹息，觉得双方都有理。
第三部分：常以醉酒避祸保身
阮籍的父亲曾经当过魏国丞相的属官，在社会上很有点名气。阮籍生来容貌奇伟出众，志气宏放。他曾登广武，观察了楚汉旧战场，叹惜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乎！”后又登上武牢山，望京城而叹，写下《豪杰诗》。他本有济世之志，但魏晋之际国事多变，名人难以保全自己，因此阮籍便任性傲世，不参与世事，特别嗜好饮酒，不喜欢当官。
有一年，阮籍跟随叔父到东郡，当时任兖州刺史的王昶请他相见。结果坐了大半天，阮籍都一言不发，弄得王昶十分扫兴，认为这个青年不可测度。后来，太尉蒋济听说阮籍很有才华，准备推举他到自己的府内作僚属。阮籍到了亭长办事后亭舍，便写给蒋济一份报告：“……补吏之召，非所克堪，以光清举。”蒋济以为阮籍说客气话，便十分高兴地派人迎接，谁知阮籍早已悄然离开。蒋济为此非常愤怒。由于乡亲们的苦心劝导，阮籍才勉强当个小官，但没多久，便托病回家。其后当过尚书郎，不久又借病免职。
曹爽辅政时，也曾经召阮籍为参军，但阮籍以病推辞，隐居务农。过一年许，曹爽被司马懿杀死，人们都佩服阮籍的高识远见。宣帝和景帝时，阮籍出于无奈，只当过中郎、关内侯和徒散骑常侍等职。
又一回，文帝想替武帝向阮籍说婚事，结亲家。阮籍知道后，便买回一大罐酒，大口大口地喝起来，醉了60天，文帝见他醉成这个样子，只好不再提婚事。
还有一次，贵公子钟会用事去探问阮籍，想窥测他的政治观点，进而加罪给他。阮籍见了他，却口出胡言，牛头不答马嘴。由于他时常喝得烂醉，因此几度得以免罪。
晋文帝一向尊重阮籍，彼此常在一起谈论、游戏。文帝辅政后，阮籍对文帝说：“我平生曾游过东平，喜欢那里的风土习俗，愿当东平太守。”文帝顺从了他的意愿。阮籍便骑着驴一直到东平郡。到那以后，他首先拆毁郡府的屏障，使内外能互相见到，然后教化人民，使政令清宁。他在东平只待了十多天，便骑驴离开。后来，他听说步兵厨营的人很会酿酒，有贮酒三百斛，于是要求去当步校尉，却不务世事。
第三部分：桀骜不逊的嵇康
嵇康，字叔夜，生于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死于魏元帝（曹奂）景元三年（公元262年），活了40岁。他在魏做过中散大夫，故称他嵇中散。他好学不倦，无师自通，喜欢老聃和庄周的著作，不涉猎儒家经典。他有奇才绝巧，好弹琴，喜吟诗，是哲学家、音乐家和诗人。同时又是有风仪的美男子，做了沛王曹林（曹操的儿子）的孙女婿。他性情刚烈，又爱直言不讳，得罪了一些人。
嵇康的朋友吕安被人诬告下狱，嵇康挺身而出，为吕安辩护。这时，嵇康的仇人钟会趁机和吕安相勾结，合谋陷害嵇康。钟会在司马昭面前进谗言，说嵇康言论放荡，非儒家经典，这是帝王所不容忍的事情，必须杀掉嵇康。嵇康在狱中时，京都的三千太学生为他请愿，豪绅们也设法营救，但都没有成功。嵇康自知不合时宜，所以对死亡并不恐惧。临刑前，他举目望天，月色尚早，便索琴而弹。
嵇康一生不爱做官。在他25岁那年，即公元249年，野心家司马懿发动政变，杀害了曹爽、何晏，抄斩八族，控制了曹魏政权。一身正义的嵇康退出政界，拒绝为司马氏效劳。
他隐居乡村，和别人一起打铁，一起灌浇菜园，吟诗弹琴，游乐饮酒。“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他和阮籍、山巨源、刘伶、阮咸、向秀、王戎结为朋友，经常聚集在乡间竹林之中，开怀畅饮，促膝倾谈。他们都是当时的名士，被称为“竹林七贤”。
他不愿意在司马昭手下做官，说了七条不愿做官的理由：我喜欢睡懒觉，做官以后公务繁忙，懒觉睡不成了，差役天天要催我早起；我喜欢独自弹琴漫步，或者射鸟钓鱼，观赏野外风光，做官以后使卒随身，行动极不自由；当了官天天坐办公室，端端正正地坐着，腿发麻也不许摇动，我身上的虱子多，痒起来了那可没有办法；当官的人事情多，要逢场作戏，要到处应酬，我偏偏又不喜欢这些俗套；我不喜欢吊丧，而人情世俗对此又极为重视，我很容易被人怨恨，遭到中伤；我虽然经常警惕和责备自己的缺点毛病，但是我的本性终究不能改变；我本想抑制本心（不喜欢和俗人共事）去随顺世俗，可是违背本心又感到痛苦，即使是勉强去违背本心吧，那也很难不表露出自己的本性。以上是从个人的喜好和习惯方面来论说自己不是做官的材料。
另外，他还说自己思想上喜欢非难统治者推荐的“圣人”，为世教（指当时提倡的儒教）所不容，这就不可以为官。更何况，自己的性格直爽，疾恶如仇，遇事便发作。嵇康处在黑暗的年代，对功名富贵看得很轻，好似过眼烟云一样。他反对野心家的“有为”，也反对山巨源不顾廉耻而卖身投靠的“有为”，而主张“无为”的政治和“无为”的人生。他自己决心忘掉荣华，“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过那种“浊酒一杯，弹琴一曲”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第三部分：同床异梦，知音难觅
竹林七贤中有一个琴痴，他就是嵇康嵇中散。
开始时，七人不满或不服司马集团的专制统治，相邀而游于竹林，然而却也是各有自己的打算。表面的知音最终也掩盖不了内心的境界和志向的差异。这里唯独嵇康是个彻底的革命派。有个人很是崇拜嵇康，当他做了高官之后，来看望嵇康，嵇康却照样在那里打铁，不理睬人家，末了还讥讽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闻而去？”搞得人家记恨在心，结果被无端送进死牢。
已经投降了的昔日“知音”，曾经和他一块在竹林吃酒划拳的山涛山巨源，受指派来劝他也屈一屈腿，他干脆来个《与山居源绝交书》，算是和他彻底划清界限。其中有句话说“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表明和山涛当初的交往，是一场误会，大家一时看走了眼，这个知己，拉倒不算数。
七贤之中，落此下场的只有嵇康一人；而在六个“知音”中对他的遭遇表示出真正深切同情的，不过阮籍一人而已，阮籍也是个腿软的家伙，时势之下也不得不屈了身，不过好歹也作过一篇追念昔日知己的文字。便是清远如七贤，也不过如此而已！看来知音确是难觅了。
嵇中散也是好鼓琴的。据说有一回夜里烛自鼓琴，有个鬼，闻音进屋来，不断地变着怪形，惹得中散不高兴了，把琴一拍，把烛吹灭了，并摔了一句“耻与魑魅争光也”，琴只为知音而抚，大概他是嫌那鬼不够听琴的份儿，搞得鬼都不好意思，扭头跑了。
还有一次也是夜里操琴，听到空中有人说话，他便呼与相见，那个人便露出原形，竟是宋景公时的寇先生。寇先生生前善琴，后为景公所杀，不料这时却冒出来了。寇以手持其头，和中散共论音声，因此，教授他以《广陵散》。中散被处以极刑，临刑前鼓琴一曲，弹的就是这首《广陵散》。他神情自若地弹完之后，把琴一摔，叹了一声“《广陵散》于今绝矣”。琴弦断了，曲子也和他一起入了坟墓。
第三部分：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上，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要求抛开虚伪名教的束缚而纯任自然本性。他说：“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释私论》）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心神虚静，他的内心就没有什么要追求争夺的；如果思想豁达，他的情感就不会受到欲望的束缚。内心无求无争，就可以超越名教的约束而听任自然；情感不受欲望宰制，就能够透彻地了解事物，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嵇康的意思是要说明人应当淡泊名利，不为名教所拘束，不受虚假的荣华富贵所引诱，而按自己的自然本性和真情实感去生活。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活的人。他说他自己在性格上有两条特别为世人所不容的，一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二是“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尽管他自知为世人所不容，但还是我行我素，不曾为了迎合名教的规范而扭曲自己的本性。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越名任心呢？嵇康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公私之分。公私的表现在于“显情”和“匿情”。一个人虽然行的是善事，但是他行善的思想情感都不公开，却被隐藏起来，这就叫“匿情”，这些人还是有私。有些人虽然有“矜尚”、“违道”等缺点。但是，如果他的思想感情都是公开的，都不被隐蔽，这就叫“显情”，这些人还是有公。嵇康认为，这样讲，对于有善行的人和有缺失的人都有好处。有善行的人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不隐匿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变得公正；有缺失的人懂得了这个道理，就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向公正发展。这样，便可以使善人进一步为善，恶人也得到挽救和勉励。
一个人在生活处事中，不隐匿自己的真情实感就叫做“值心而言”、“触情而行”。就是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行就怎么行，这就是“任自然”。任自然必定是公正的，因为这是“显情”，显情是公。想怎么说而不说，想怎么行而不行，那就是不任自然，不任自然是“匿情”，一定是非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一般人所注意的是非，并不是应该注意的；一般人认为是私的，并不是私的；能够实现这八个字，就可以“寄胸怀于八荒，望坦荡于永日”，这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境界。
嵇康对名教的批判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他生活在司马懿父子当权时期，司马氏明明要篡夺曹魏的政权，却声言什么以孝治天下，把虚伪的名教当做政治阴谋的工具。嵇康对此深恶痛绝，他在政治上拒绝与司马氏合作，在思想上对虚伪的名教进行尖锐的抨击，他“轻贱唐虞而笑大禹”，“非汤武而薄周孔”，实际上正是对司马氏篡权阴谋的嘲讽。嵇康的言行妨碍了司马氏的篡权阴谋，于是他的不拘礼教、崇尚自然，在当权者眼里就成了“轻时傲世”和“有败于俗”，结果司马氏集团残暴地将他杀害了。
第三部分：只要你高兴，音乐都是欢快的
这是嵇康提出的“声无哀乐”的主张。他认为，五音、五色、五行以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