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哲学-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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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只要你高兴，音乐都是欢快的

　　　　这是嵇康提出的“声无哀乐”的主张。他认为，五音、五色、五行以及天地万物，都是客观的存在。五音有好听的，有不好听的，就好比各种气味，有好闻的，有不好闻的。无论声音的好听不好听，它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无论社会上的秩序是太平的还是混乱的，都不能叫它改变。人的主观上的爱好与憎恶，悲哀和欢乐都不能改变它们自己的规律。　　　　
　　　　有些人所以听到音乐而感到悲哀，这是因为他心里本来就有悲哀。在音乐和声的震动下，心里有哀的人会觉得更加悲哀；心里有乐的人会觉得更加快乐。嵇康进一步举例说：“一个人是个贤人，我心里喜欢他；另一个人是个愚人，我心里憎恶他。贤愚的性质是属于那两个人的，是在外的；爱恶的情感是属我的，是在内的。同理，音乐的好坏是属于音乐的，是在外的；悲哀是我的感情，是属于我的，是在内的。因此，音乐只有好坏，并无哀乐之名。”　　　　
　　　　音乐确实能感动人，但不能因此就以为音乐有哀乐。音乐的主要性质就是和，比如酒的性质是甘苦。有人听了音乐觉得悲哀，有人听了觉得喜欢，就好比有人喝醉酒就发怒，有人喝醉了就狂欢。就这一方面说，音乐是无常的，但不能因此就说音乐哀乐。　　　　
　　　　


第三部分：刑场上的琴声

　　　　有一年，嵇康到汲郡共北山中采药，遇到一名叫孙登的隐者。嵇康久闻孙登之名，想同他谈上几句，可是孙登却默然相对。快要离开时，嵇康又问孙登：“我们快要告别了。先生难道没有什么可以指教我吗？”孙登见推辞不过，才慢条斯理地说：“你才多识寡，难立于当今之世啊！”说完便匆匆走了。　　　　
　　　　景元年间，钟会当上司隶校尉，对嵇康一直怀恨在心，便设计对他加以陷害。钟会先是诬说吕安调戏其兄吕异的妻子，说他淫秽不孝。吕安与嵇康素为好友，便请嵇康为他作证，嵇康不忍负心卖友，因此受到牵连。钟会抓住此事，借题发挥，向魏文帝献策：“嵇康打算帮助母丘俭谋反，多亏山涛没听他的，他才没有行动。过去齐国杀华士，鲁国杀少正卯，都因为他们危害社会，扰乱教化，因此圣人要杀掉他们。现在嵇康、吕安言论放荡，非议圣人的经典，是帝王所不能容忍的，应借这件事清除他们，以纯正社会风气。”文帝听信了钟会的话，便把嵇康逮捕入狱。嵇康身遭横祸，心里悲愤，于是写了首《悲愤诗》。他在诗中写道：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下，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赧良朋。　　　　
　　　　在嵇康临当就刑的时候，三千名太学生拜嵇康为师，并向司马政权请愿，可是嵇康终不能幸免于死。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嵇康从容不迫，脸不改色。他看一眼日影，叫人们要来一张琴，然后轻轻地弹起《广陵散》这首曲来。弹罢琴弦，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当年袁教尼想跟我学《广陵散》，我常常嘲笑奚落他。如今，《广陵散》从此绝传了！”　　　　
　　　　这首《广陵散》从何来呢？原来，稽康曾游学于洛西，夜宿在华阳亭，一个人悄悄地抱琴而弹。夜分，忽外面有客人求见，自称古人，于是两人共谈音律，言辞很动听。那人要过琴，弹了一首曲，声调非常优美，简直无可比拟，这就是《广陵散》。然后，客人又把这支曲传给嵇康，要他发誓不再传给别人。客人也不说出自己的名字。　　　　
　　　　弹完《广陵散》，嵇康便平静地就刑了。


第三部分：少年奇才，锋芒毕露

　　　　王弼，字辅嗣。山阳郡高平人（今山东省微山县西北两城。一说今山东金乡县）。魏黄初七年（公元226年）生，卒于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死时年仅24岁，只有短暂人生的王弼，却成了当时的一位重要哲学家。这与他的家世和自身的勤奋都密不可分的。　　　　
　　　　王弼出生在世代书香之家，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万卷图书是他良好的读书条件，王弼自然得益不少。他的祖辈研治古文经学，又兼治《老子》。所以，王弼受其影响，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也包容了老子的学说。刘表占据的荆州，也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　　　　
　　　　少年王弼不仅从小学习、研讨儒、道，常有独到的见解，而且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少年。他知识丰富，能说会道，思想敏锐而深刻；他不追求文章辞藻，却有真知灼见。从十多岁开始，就特别喜欢老子的学说。老子无为的思想、思辩的哲学，庄子逍遥于天地之间，汪洋恣肆，通脱善辩，对他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年纪未上20岁的王弼，对哲学问题已有了相当深度的研究。对已成为时尚的玄学思想，作了深刻的思考。所以，年轻的王弼在当时已小有名气。　　　　
　　　　有一天，王弼去拜访他的父辈裴徽。裴徽当时虽然只是个吏部侍郎，但在思想界却享有盛名。裴徽一见王弼，就很惊异，竟至马上把当时哲学领域的尖端问题向王弼提出来，他说：“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这是关于有与无、儒与道、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用学术界尚未解决的问题去问年轻的王弼，足见裴徽对王弼的看重了。王弼则根据自己的研究和体会，明确而又简洁地回答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为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圣人指孔子。玄学家既尊孔，又崇老，可见当时儒道合流的事实。王弼的回答，就照顾到了当时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妥善地摆正了孔子与老子的地位，把儒道融为一体。这就把前辈学者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建立起以无为本，现象与本体相结合的哲学体系。　　　　
　　　　这件事很快就在学术界传开了。何晏极为赏识王弼，由衷地称赞他说：“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何晏很器重他，并推荐他做了一个台郎。　　　　
　　　　王弼本是思想深刻、才识卓出、善谈玄理之人，而对做官的具体事务既不关心，也不是他的长处，所以他在官场上并不得意。王弼在世俗的为人处世方面确实存在很多毛病，他清高自负而瞧不起别人。他善于论辩，论辩时不留余地，不留情面。淮南人刘陶善谈纵横，为大家公认，他却常常弄得刘陶下不了台。所以，他也得罪了不少人。王黎、荀融当初与他都很友好，后来都把关系搞僵了。　　　　
　　　　正因为他不善做具体事务，而把全副精力放在哲学的研究中，所以，在魏正始十年，他把小小的台郎的位置也弄丢了。当年秋天，年仅24岁的王弼，被时疫夺去了生命。一代奇才、一颗智慧之星从此陨灭了。　　　　
　　　　王弼人虽死，但他在有限的时间内，写了很多著作。据史载，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还有早已佚失的《王弼集》5卷。他创建了自成一家的哲学体系，在经学、哲学领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当时，以至后来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三部分：贵无论

　　　　王弼认为，天地万物有一个统一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无；无本身无形无象、不可名状，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定性，但是一切有形有象，可以名状的具体事物都根据它才能成立，所以无就是终极根本。他也把这个根本称为“道”。无本来无形无象、不可言说，但是因为一切事物都要经过它才能生存，所以把它比喻为道。　　　　
　　　　老子认为天地万物的根本是无形无名的道，王弼则进一步把道的含义直接解释为无，认为事物的产生以及事物功能的实现都是由它决定的，因此它是万物宗主：“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万物之宗”就是统摄万物、决定万物、产生万物的终极实在。　　　　
　　　　王弼把有形有名的具体事物称为“有”，把无形无名的抽象本体称为“无”，并从本末体用的角度说明有和无的关系。“观其所由，寻其所归”，凡事都应“举本统末”，这样才能把握事物的根本或宗主。就天地万物来说，大千世界的万物不同只是表面的现象，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根本和更原始的宗主，那就是无，它决定了万有的存在。万物以“有”的方式生存，而“有”既开始于无又依赖于无，因而“无”就是万物的根本。　　　　
　　　　以无为本的思想表现于人类的社会制度和国家的治理，那礼仪制度，甚至仁义原则，也都是有，因为它们都要以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产生礼仪制度的东西，那仁义背后的东西，是无。这个无，也就是人们的心，特别指制定礼仪、规定仁义的原则的圣人和贤者的心。　　　　
　　　　概括起来，无是无形无象甚至连名称也没有的存在，有就是有形有象或有名可称的存在。无是有的根本，有是无产生出来的。无就好比是母亲，有就好比是子女；无就好比是根本，有就好比是枝叶。要把握住有，要将有做得好，必须首先把握住无；把握住无，就能把握住有，把有做好。这是王弼对世界深刻的观察，也是王弼对当时儒学过于重视礼仪制度，反而不能很好地贯彻礼仪制度的反应。　　　　
　　　　王弼用这样的观点看待《老子》一书，认为这本书的内容，可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崇本息末。即重视根本，让枝叶茂盛。这个根本，就是无，也就是道。道是无形无象又无名的存在，但它是有形有象有名的东西的母亲。掌握了道，一切有形的事情才能办得好。　　　　
　　　　


第三部分：“崇有”的裴頠

　　　　裴頠（公元267…300年），字逸民，河东闻喜（在山西）人。其父裴秀是西晋王朝的开国功臣之一，他本人做过国子祭酒、尚书仆射等官，后死于“八王之乱”。政治上他主张举贤任能，选拔优秀的寒门知识分子做官，反对只重门弟，不问才德的社会风习。他对一班清谈家“口谈浮虚，不遵礼法”的习气很是不满，他的主要著作是《崇有论》。　　　　
　　　　裴頠的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他认为，总括万有的“道”，不是虚无，而有“有”的全体，离开万有就没有独立自存的道，道和万有的关系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他的观点有力地批驳了“贵无”派认为万物背后有“道”、万有背后有“无”的唯心主义观点。　　　　
　　　　其次，他主张，世界万物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并不需要有一个虚无的“道”来支持，万有并不以“无”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裴頠深刻阐述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客观性、外部条件的客观性、事物法则的客观性以及人们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等基本原理。　　　　
　　　　再次，万有最初的产生都是自本自生，万有既然是自生的，则其本体就是它自身，“无”不能成为“有”的本体。他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在裴顾看来，万物的本体就是事物自身的存在，万物皆因“有”而生成，不能从“无”而派生。同时他又认为，“无”是“有”的丧失和转化。　　　　
　　　　最后，他认为，“无”不能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积极作用，只有“有”才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起积极的影响。他说：“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也就是说，心灵和实践是两码事，不能认为心是无的。工匠不是器物，但是，制造器物必须依靠工匠。　　　　
　　　　裴頠认为，《老子》的主旨在于通过对“本”的强调，提醒人们不要离本逐末。但是后来魏晋时期的责无论者背离《老子》的本来宗旨，“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深列有形之敝，盛称空无之美”，玄风愈煽愈炽，于是整个社会盛行清谈之风，背离社会现实。裴頠认为按照贵无贱有的论断，必然取消伦理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裴頠的价值取向仍是传统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礼帛路线。　　　　
　　　　


第三部分：口若悬河

　　　　口若悬河这个成语现在已经家喻户晓，它的真正来历是有关向秀和郭象的一段故事。　　　　
　　　　西晋初年，文坛活跃许多作家和学者，其中身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也生活在这个时代。向秀在思想上推崇老庄，行为也极似庄周，不追求名利，不受当世礼节的约束，崇尚自然。平时只与思想情趣一致的好友饮酒作诗，游山玩水，不大与高官显贵往来。　　　　
　　　　到了西晋时期，为《庄子》一书作注释的已有十几家，但向秀读了以后都不十分满意，认为远远没有阐发出庄子思想的精粹，只是在语言、章句上做了一些皮毛工作，他有心从思想、韵味上弘扬庄子学说。这个想法被另一个大学者嵇康听说了，嵇康不同意向秀的做法。他对向秀说：“这部书不需要注解，你的作法会影响读者领略书中的神趣。”　　　　
　　　　向秀没有理睬嵇康的意见，埋头注释《庄子》。向秀的注释把庄子的思想表述得十分出色，把以往人们没有发现的妙思奇趣发挥得酣畅淋漓，以致淹没了人们读《庄子》的热潮。可惜向秀的工作没来得及做完，即不幸逝世。向秀病殁之后，有的学者认为，向秀的成果被郭象窃取。　　　　
　　　　郭象发现向秀还有“秋水”和“至乐”两篇没有完成，“马蹄”一篇没有写好。于是他把全部书稿重新整理一遍，以自己的名义抄出，郭象从此名声大震。　　　　
　　　　郭象的学问并不差，人很聪明，并且好学，只是人品不敢恭维。他年轻的时候就小有名气。　　　　
　　　　当时还不曾实行科举制，做官的途径除依靠高贵出身外，惟有通过荐举的一条路可走。因为郭象的名气，州县官征郭象做官。郭象嫌职务低，不肯应征，做出一副清高姿态，每天读书，评论以往的碑文得失。这种表象迷惑了不少人。甚至连相当于宰相的王衍都被他的假象蒙蔽。一次郭象与王衍闲聊，话题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诸子百家，行兵布阵，治乱兴亡，他说得头头是道。王衍本来口才很好，又是一流学者，听了郭象的谈话也禁不住地赞叹说：“听郭象说话，就像山间流下的溪水一样，永不枯竭。”　　　　
　　　　


第三部分：心远地自偏

　　　　郭象对人们追求超出世俗而寻求自由的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一些人离群索居，做一个远离社会的遁世者；有的人服丹食药，希望能够羽化成仙；有的人用酒来麻醉自己，体验超脱世俗的洒脱和回复人性自然。郭象认为，这些做法其实都说不上是对人性自然的深刻理解。心灵的自由不在方外，即世俗之外的自然世界；而在方内，即世俗之内的人为世界。只要人们的内心是淡泊无为的，那么世俗的名教并不妨碍他们的逍遥。　　　　
　　　　人们常说，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市。隐于庙堂与隐于闹市的隐者，被称作大隐和小隐。末流的隐者才隐于山林。郭象认为，人们把逍遥与淡泊求之于寄情山水，其实是不了解道家的逍遥，犯了“见形而不见神”的通病。圣人虽日理万机于朝廷之上，然其心却能超脱而体验着山林隐士的清静。这就像后来陶渊明的田园诗中所描写的“心远地自偏”的境界那样。　　　　
　　　　这样一种隐于世俗的理论，与郭象名教与自然的看法是分不开的。他对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进行了一种有特色的调和。王弼想说明名教是不必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