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哲学-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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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修养上说，天理即是至善，是人必须努力追求并用以自律的普遍道德原则，人欲则是个体为保持生命存在和延续而产生的物质生活欲求。二者之间关系，自先秦《乐记》以来，往往处于矛盾的状态。二程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标志，就在于人保有天理。这种作为人的根本标志的天理，也就是纲常人伦，人的先天善性，人的本然之心，就是天理的表现。本性、本心为善的人之所以会走向恶，就在于其先天之善被后天的物欲所污染，人的本心错聩不明，天理也就被蒙蔽而不得彰显，只有通过去除物欲，泯灭己私的工夫，才能复明人的先天善性。
但是，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应该有个界限和标准。南宋朱熹继承了二程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同时对天理人欲的内涵作出了规定。朱熹认为，天理和人欲是相互伴随但性质不同的存在。人们喜欢游玩，喜欢音乐，喜欢财富，喜欢美女等等，虽然也是欲望，但那是天理固有的内容，也是人情所无法避免的。遵循规则，使天下人都能享有这些，那就是天理；把这些据为己有，以满足一己之私欲。吃饭的目的是保持生命和健康，为了这个目的，也可以是人欲。如果要求美味、佳肴，超出了保持生命和健康的目的，那就是人欲。而天理、人欲的界限，归根到底，乃是当时的制度是否允许。比如说，皇帝可以有许多个妻子，一般宫吏和富人也可以有数个妻子，这都不算是人欲。如果女子不安守本分，企图嫁给心爱者，这就是人欲。臣子娶数个妻子，享受锦衣美食，也不算人欲；但是如果想做皇帝，这就是人欲。朱熹说，这中间的区别是非常微妙而难以掌握的，稍有差错，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他要求学者应该认真体会。
存天理、灭人欲首先是统治阶层的道德原则。统治阶层之中，又首先是要求皇帝能够存天理而灭人欲。这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而制定的道德规范，以便约束自己的内部的个别成员，使他们把行为限制在当时的道德规范所允许的范围之内。
第四部分做人要自觉
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要保持自己的道德操守，叫慎独。
意思是说，人的本性是上天赋予的，上天赋予人本性，就像给人下了命令；根据本性的要求去做，就是道，即正确的处事方式。约束自己，按照正确的方式行事，就是对天下人的教导。道，是时刻都不能脱离的，假如能够脱离，那就不是道。所以君子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谨慎地约束自己，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小心翼翼地惟恐出现错误。假如在别人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放纵自己，一旦被人发现，将更加难堪；所以君子在一人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要谨慎小心。也有解释说，上帝是无处不在的，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的所作所为，反而比有人监督的情况下更加显著，所以君子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应该更加检点自己的行为，按照仁义礼智的原则约束自己。
二程和朱熹多次强调，自己头顶之上的就是天，上帝时刻就在自己身旁。而自己也应该时时处处约束自己的行为，因为自己时时刻刻都面对着上帝。
慎独的要求经过历代儒者的阐发，成为中国古代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优良传统。人们也未必是因为面对着上帝，害怕自己的行为被人发觉，而是化为一种自觉的道德品质，认为这样做才是真正的高尚。
第四部分心中无歌妓
二程同时求学于一个老师，但他们两个的性格却很不相同。程颢随和，程颐执拗。有一次，两兄弟到一个庙宇，程颢见到佛像，便揖了揖手才进去；程颐却视而不见，夺路而入。门人见此有点奇怪，便问他们这是什么缘故。程颢说：“论年龄，这佛也比我多几岁，作一揖，又何妨呢？”
另一日，他们应邀到一个朋友家参加宴会。酒席上，有几个歌妓忙着给客人劝酒。程颐看不惯，立即拂袖而去，程颢却若无其事，大享酒肉，尽欢而散。第二天，程颐经过程颢的书房，还余怒未息，大有责备老兄之意。程颢看到弟弟这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呵呵笑着说：“你还牵挂着那件事么？昨天酒宴上有歌妓，而我心中却没有歌妓；今天我书房里没有歌妓，而你心中却仍有歌妓。”
程颐听罢，自觉学问和修养赶不上老兄，不由得惭愧不已。
第四部分师生之间
程颢和程颐两兄弟曾在洛阳讲学。当时，黄河、洛阳一带的士人都纷纷前来求教，因此，二程的学派也称为洛学。
在二程的学生中，有一个名叫杨时（字中立）的，他已经中了进士，朝廷准备调他去做官，他却不赴任，而专门赶到颍昌，用求师的礼节拜见程颢。程颢知道杨时求学的经历后，非常惊异。于是两人无所不谈，十分欢悦。后来，杨时回去时，程颢亲自相送，依依惜别。
过了4年，程颢去世了。杨时听到消息，悲恸万分，在家里设了程颢的灵位，在寝门前痛哭，并且写信向一同学习的人报丧。
杨时40岁时，在洛阳去拜访程颐，见程颐瞑目而坐，不敢惊醒他，而是在那里站着等待，一直都不离开。等程颐醒来，门外已雪深一尺了。
由于二程平生传授知识诲人不倦，因此受到学生们的尊敬。跟从他们学习的人，许多在后来成为名学者。
第四部分理学大师朱熹
朱熹是婺源县城人，我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学集大成者。字元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小名沈郎，小字季延。
相传他的父亲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4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
绍兴十八年，朱熹中进士，任泉州同安（今属福建）主簿，聚徒讲学，后来罢官。孝宗即位的时候，朱熹上书反对议和。隆兴元年，他被召见。朝廷虽然多次委任他各种官职，但因与执政者政见不合，他都没有上任。
淳熙五年，史浩再度为相，推荐朱熹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当时，他拜访了白鹿洞书院遗址，奏请修复旧观，订立学规，从事讲学。淳熙八年，浙东大饥，朱熹被任命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次年，因屡次上疏弹劾台州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唐仲友为宰相王淮姻亲，朱熹的奏章被扣压，因愤而辞归。淳熙十四年，周必大为相，任朱熹提点江西刑狱。次年，升兵部郎官，他以自己有足疾请求辞官。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任为江东转运副使，又称自己有病要辞官，后改任漳州（今属福建）知州。绍熙二年辞归建阳，后来又任湖南安抚使，修复岳麓书院，扩建学堂，广纳四方游学之士。宁宗庆元元年，为焕章阁待制、侍讲，因得罪韩佗胄而罢。次年，监察御史史继祖劾其伪学欺人，革职罢官，归建阳讲学著述而终。
朱熹研究领域很广，在哲学、经学、教育、音韵、文学、地理、考古、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伟大贡献，其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著称：与程颢、程颐等共创的理学史称“程朱理学”，为继孔子之后在中国思想界影响七八百年之久的正统官方哲学，远涉海外，影响世界；重视教育，创办书院，所撰《白鹿洞书院揭示》对后代教育事业影响深远；著述巨丰，其中《四书集注》58卷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圣典”；常以“新安朱熹”署名著述，讲学于徽州，从其弟子者众，“朱子之学”也就构成了“新安理学”的开山之学，并进而构成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
第四部分格物致知
这个成语家喻户晓，基本意思是说：考察事物，获得知识。这个也是《大学》一书所提出的儒者求学八阶段的初始两个阶段。儒者求学的目的，是为了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但儒学认为，要能治理好国家，首先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把自己的家治理好。而要能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把家治理好，首先又要使态度端正而诚恳。什么叫态度端正？诚恳地要做什么？方向无疑是最重要的。为了辨别是非，首先要考察事物，获得知识。这就是“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到了宋代，被朱熹提到了特别崇高的位置。朱熹认为，《大学》一书缺了对格物致知进行解释的一章，他补上了这一章。朱熹增补的内容是：要获得知识，必须考察事物，以求认识事物的理。任何事物都有理，任何人都有一定的知识。求学者应该把心中已知的理作为基础，进一步努力，以求达到认识的顶点。经过长期努力，会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好像突然之间明白了一切，这就是认识的顶点。
朱熹所说的事物，包括自然界的事物，但主要是社会事物，包括读书和待人接物。比如考察如何孝顺父母，如何忠诚于君主等等。陆九渊和王守仁认为，心既然是理的凝聚，心也就是理，因此，要认识理，不必去考察外界事物。王守仁甚至认为，我心中固有良知，把这良知推广到事物，就是格物。
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儒者，为了给自然科学争取应有的社会地位，把自然科学称为格物学或格致学，认为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儒学中的一个分支。西方自然科学大量传入中国的初期，仍然被称为“格致学”，即“格物致知之学”。
第四部分山水诗书之乐
朱熹平生喜住山水佳处，数迁其居，又爱游山访古。他的足迹遍于闽、浙、赣、湘之名山、古刹和书院，更多的是往来于福建。
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辞去了江东路提点刑狱的官职，退居到福建武夷山。武夷山上，风景秀丽宜人；绝壁万仞，山石林立；竹木苍翠，鸟雀翔集；溪流奔泻，日满西川。附近有当年老子讲学的道院，真是“出门恋仙境，仰首云峰苍；踌躇野水际，顿将尘虑忘”。这正是游学的好地方。
朱熹领着弟子们锄掉荒草，开出几亩土地，用畚箕和铁锹运来竹瓦，建成了武夷精舍。它坐落在五曲大隐屏之南。大隐屏即接笋峰，其壁石刻，峰峦峭削，竹木掩映。朱熹有诗这样描述：“一水屡萦回，苍然大隐屏，林端耸孤标。”精舍有仁智堂、隐求斋、止宿寮、观善斋、寒栖馆、晚对亮、茶灶等12个部分组成。朱熹居住于此，除自己研究学问外，主要是聚徒讲学，有“紫阳夫子讲习武夷”之称。他们在那里讲书学习，弹琴歌唱，饮酒赋诗，师生之间尽享山水诗书之乐。
每当闲暇之时，朱熹偕同弟子们游历山水，饱尝南国的秀丽风光。他们手捧诗书，吟诵着《诗经》和《楚辞》中的章句；有时则举杯作乐，啸咏助兴。每次出游，他们都要在外面住上几天，尽览自然风光，常常留连忘返，朱熹为此深有感慨地说：“我现今住在这里，果然享尽山水之乐啊！”
第四部分严师与高徒
朱熹办书院讲学，很有点名气。当时有个名叫蔡元定的年轻人，博学强记，精通术数，听说朱熹才气过人，因此几度慕名而来，想拜朱熹为老师。朱熹为了考考他的学问，便向他提了很多问题，不料他却回答得圆满自如，毫无差错。原来，蔡元定生来就很聪明，8岁会作诗，每天能记几千字。元定的父亲读过很多书，常教给他很多不同流派的著作理论。广博的知识使元定分析问题尤其精细深微。
朱熹见到这位富有才华的学生，心里暗自惊喜，连忙召入家里，对坐倾谈，还客气地说：“你是我的老友，不应当排在弟子之列。”此后，他们经常一起对榻谈论各种经黄的深奥含义，有时甚至一直谈到深夜，蔡元定在朱熹的教诲下，知识也日益深广，成为朱熹的得意门生，每当各地有人来求学，朱熹都让他们先跟蔡元定学习，由蔡元定来审核他们。
元定对于书本无所不读，对于事物无所不究，对图书、礼乐、制度无不精通。古书奇辞奥义，别人无法通晓，他一过目就能解释。后来，朱熹疏释《四书》、《易诗传》与《通鉴纲目》，都先与元定反复商讨拟订。朱熹对人说：“造化微妙，只有深通事理的人才能认识。我和元定谈论，真是感到不能满足啊！”
第四部分“心学”始祖陆九渊
陆九渊，字子静，号存斋，南宋金溪县人。理学家、教育家， 曾讲学于象山（今贵溪县南），人称“象山先生”。
陆九渊于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中进士，历任靖安县主簿、崇安县主簿、台州崇道观主管、荆门军知军等职。他为官清廉、不喜空谈、务求实干，认为任贤、使能、赏功、罚罪是医国“四君子汤”。他治理荆门政绩显著，丞相周必大称赞说，荆门之政是陆九渊事事躬行的结果。
陆九渊在哲学上，提出“心即理”的命题，断言天理、人理、 物理只在吾心中，心是惟一实在，“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认为心即理是永恒不变的，“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这就把心和理、心和封建伦理纲常等同起来。
1176年，陆九渊在铅山鹅湖寺与朱熹对认识论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史称“鹅湖之会”，进一步阐发了他“尊德性”和“发明本心”的“心即理”的先验论。他的学说，经明代王守仁继承，发扬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影响极大。
陆九渊还热心于讲学授徒，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每天讲席， 学者辐辏，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弟子遍布于江西、浙江两地。他在长期的讲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思想理论。
他认为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存心、养心、求放心和去蒙蔽、明天理的作用。他主张学以致用，其目的是培养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以挽救南宋王朝衰败的命运。在教育内容上，他把封建伦理纲常和一般知识技能技巧，归纳为道、艺两大部分，主张以道为主，以艺为辅，认为只有通过对道的深入体会，才能达到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目的。因此，要求人们在“心”上做功夫，以发现人心中的良知良能，体认封建伦理纲常。后人将他所著所讲编为《象山全集》，共36卷。
第四部分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在朱熹和陆九渊之间展开，因发生在鹅湖书院，故得名。
鹅湖书院，位于江西广信府铅山县境内。自东晋以来，历经唐、宋、明等朝，都聚居过许多学者，曾经是一个著名的文化中心。
鹅湖书院为大义寺的附属寺左，即仁寿寺左，为“四贤祠”。祠为当时的信州刺史杨汝砺所建，这是鹅湖书院之始。以后屡有修举，明代宸濠之乱，兵燹之余，鹅湖书院的学舍全部毁坏。清康熙二十二年，地方官潘士瑞曾予修缮。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令尹施德大加修建，当时李光地所作《重修鹅湖书院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