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哲学-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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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朋友们把菜换了位置，兔肉丝离他远远的，然后看他吃。王安石开始夹面前的菜，根本不知道桌上有兔肉。
王安石担任扬州太守的幕僚时，通宵用功读书。当时韩琦任太守，后来升至宰相。王安石常开夜车，在椅子上打盹。韩琦看到他这个样子，以为他纵情女色，便告诫他说：“年轻人，我劝你利用少年时光多读书。”王安石呆呆站着，没有解释，临别时告诉朋友们说，韩琦不欣赏他。后来，王安石的文名一天天升高，韩琦才改变对他的看法，收他做门人，但王安石还是很气愤。王安石在京师得高位那时，也正是韩琦罢相的时候。王安石每天勤写日记，记满70大本。他在日记中说：“韩琦貌美，余一无可道。”
第四部分无稽之言勿信
在批判宋明理学是非标准论的基础上，王廷相提出“无稽之言勿信”，提醒人们不要相信那些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空谈。他还以自己的实际考察、实际经验作为是非标准，对一些传统观点提出批评。
在王廷相生活的时代，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说春天的雪花是五瓣的，不像冬天的雪花是六瓣的，由于这是前代儒者的话，大家都深信不疑。但王廷相通过实际考察，却发现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他说：“人们都说春天的雪花是五瓣的。我是北方人，每遇到春天下雪时，都用衣袖接住雪花查看，发现春天的雪花和冬天的雪花一样都是六瓣的。但大家都把前代儒者的话当作真理，以讹传讹，错了很久。”
儒家经典《诗经·小雅》上有句诗：“螟蛉有子，蜾赢负之。”螟蛉指桑叶上的小青虫，蜾赢俗名叫土蜂。朱熹在《诗经集传》中解释说：“土蜂取来青虫的幼子放到树洞中，七天之后，青虫的幼子就变化成为蜾赢的幼子了。”由于朱熹的权威，大家都对这个解释深信不疑。但王廷相却不以为然，他记载了自己实地考察的结果：“我在乡里居住时，年年取土蜂的巢穴观察，发现土蜂每做好一个巢穴，就先生下一个幼子在里面，然后捉一些桑叶上的青虫和草地上的花蜘蛛来填满巢穴，几天后，土蜂的幼子出生了，先后吃掉那些青虫和花蜘蛛，长成一个蛹，几日后又从蛹蜕变为土峰。年年考察，年年如此。可见包括大儒朱熹在内的前人往往不认真观物，以讹传讹，他们这些没有经过实际验证的无稽之言实在不可信。”原来，不是青虫的幼子变成了土蜂，而是土蜂的幼子把青虫的幼子当食物吃掉了，这是动物的生存智慧，包括大儒朱熹在内的前人不加考察，结果上了土蜂的当。
第四部分黄宗羲锥刺阉党分子
明思宗即位时，黄宗羲才19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华。一日，他怀着满腔仇恨，带着铁锥进京为父诉冤。
他的父亲名叫黄尊素，是明熹宗时的御史，也是东林党的著名人物。由于他刚直不阿，与杨涟等人弹劾魏忠贤阉党，因此死于狱中。
黄宗羲来到朝廷，便立即上书，请求诛杀阉党曹钦程和李实。当时，刑部大堂里，正在审讯魏忠贤的同党许显纯和翟应元。见到仇人，黄宗羲怒火并发，在公堂对质时，他突然从袖中拔出一把铁锥，狠狠地向许显纯掷去。许显纯当场被击倒在地，遍体皆血。他狼狈大叫：“我是孝定皇后的外甥，应当赦免。”黄宗羲大声斥责说：“你同魏忠贤这些阉宦小人纠合一起，使国家忠良尽死其手，险些使国家覆灭，应当以谋逆论罪。即使是皇族亲王高煦，也不能免诛，何况你不过是个外亲，为什么不可以一律治罪？”接着，他又殴击崔应元，拔下他的胡须，好拿回去祭于父亲的灵牌前。紧接着，他又追杀当年害死他父亲的两个狱卒叶咨和颜文仲。
黄宗羲的复仇，使阉党李实非常慌张畏怯，他一面为自己辩护，一面暗中送三千两银子给黄宗羲，企图封住黄宗羲的嘴。可是黄宗羲不为利诱，立即上奏朝廷说：“李实至今仍公然行贿，难道他的辩护还可信吗？”于是，他在对簿时又用铁锥击毙李实。这种疾恶如仇的气概，使京师为之震动。
第四部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清朝初年著名儒者顾炎武的社会主张，意思是说，民族的存亡，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当时明朝已经灭亡，随后是清朝建立。顾炎武认为，明朝灭亡，仅仅是换了一个皇帝，原来的生活方式和以儒学为思想指导的统治方式并没有改变，这叫亡国；但是清朝的统治，不仅要换一个皇帝，而且要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甚至要改变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统治，这叫做亡天下。因此，顾炎武说的天下，实际上主要是指汉民族和汉民族原来的生活方式。然而由于顾炎武把天下和国家分开，号召人们不必为某个皇室的兴亡而战斗，而要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斗，这在中国社会思想上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顾炎武的思想后来被概括为这八个字，对于鼓舞中国人为自己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斗，具有强烈的号召力。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多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曾经不止一次地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每当这种时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就激励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第四部分立志遍读天下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顾炎武的一句名言。正是在这种爱国思想的指导下，他一生奋发攻读，“自少至老手不释书”。他从10岁起就跟祖父读《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编的一部历史巨著，共355卷，很少有人能从头到尾读完。顾炎武却给自己规定了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不但要读到能够背诵，而且要把这几卷书一字不漏地抄写一遍。三年以后，他读完了《资治通鉴》，不但读懂全部意思，还把全书抄写一遍，一部书变成了两部。
当时，一般读书人都非常热衷于应考做官。但是，顾炎武却把应考做官看得无足轻重，一味努力钻研有实用价值的学问。他发愤读书，四处奔走，搜罗一切关于农田、水利、交通、矿产等方面的书籍，一本一本地仔细阅读，自己认为重要的地方，就反复朗读10遍、20遍，一直到能背诵为止。
每年春秋两季，他按照预定的计划，温习半年来读过的书籍。温习时，他面前放一本书，请别人拿另一本书在旁边朗读，自己则闭目静坐，默默地背诵。如果发现别人朗读的和自己背诵的有不同，就赶快翻书查对。他规定每天用这种方法温习200页，温习不完决不休息。
就这样，他勤奋地读了20多年书，到45岁时，已经读完了各州、各府、各县的地方志和朝廷大臣的奏疏文集共12000卷，又读了21史和各朝的实录，总数达到了好几万卷。在他的家乡，再也找不到他未读过的书。其后，他立志游历天下，遍读天下所有的书籍。游历前，他的朋友万寿祺、归庄等21人，特地为他写了一篇征求天下书籍的启事，请求凡是藏有书籍的人家，尽量借书给顾炎武阅读。
由于他勤学勤问勤实践，因此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后来，他把这些知识和实地考察研究的成果，写成《东京考古录》和《昌平山水记》等书。他在天文、历算、历史、地理、音韵、金石、考古等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和较高的成就，成为当时最有名望的大学者。
第四部分意不尽言
郑板桥是清代中期的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一，尤其擅长画竹。他曾经在文章中细致描述了自己的一次画竹体验：“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旅舍闲居无事，起来看屋前竹林，只见云烟、日光、露气在竹子的枝叶间浮动，非常好看，勾起了作画的兴致。于是磨墨铺纸，把这自然的美景置于尺幅之中。但在作画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眼睛中看到的竹子跟自己胸中所想的竹子并不一样，而自己手中画出来的竹子又和自己胸中所想的竹子不一样，画出来的竹子有自己都没有想到的特别的趣味。”
郑板桥所说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大致相当于我们哲学上所说的客观事物、主观意识、语言符号，其中的手中之竹与胸中之竹的关系相当于我们这里所说的言、意关系。郑板桥在作画实践中感受到胸中之竹不是手中之竹，就是说言、意之间不是像欧阳建所说的那样是“言尽意”，而是言不尽意，或是意不尽言。所谓言不尽意，是说我们用来表达思想的语言有其自身的独立性，有时候，用来达意的语言，其蕴涵的意义会超过我们心中所思。
第四部分难得糊涂，吃亏是福
郑板桥的养生术也是很引人注目的修身方式。
郑板桥不仅是著名书画家、诗人，还是著名的清官，他爱护百姓，最后为了百姓而罢官回乡，从此以书画安度晚年。
郑板桥的长寿秘诀在于他的养生之术，他的诗、书、画艺术精湛，号称三绝。由于他在创作过程中能把诗、书、画三者巧妙结合，独创一格，从而达到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境界。这使他精神上有所寄托，豁达而开朗。
郑板桥一生坎坷，但他始终能以乐观的心情对待。他做官时，因为在灾荒之年为灾民请求赈济触犯了上司，结果被罢官。但是他并没有忧郁沮丧，也不为官场失意而郁闷不乐，而是骑着毛驴悠然回到故乡，专注于诗、书、画，安然幸福地过着老年生活。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郑板桥养生长寿之法。郑板桥一生为人处事，始终不求名利，不计得失。他写过两条著名的字幅，就是流传至今的“难得糊涂”和“吃亏是福”，这两条字幅含有深刻的哲理，凭借着这种达观大度的心态，郑板桥不但长寿，而且留下了万世美名。
第四部分王夫之的墓志铭
王夫之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研究，尤其精通经学、史学、哲学和佛学，在学术上有很大成就。
他一生最仰慕的是东晋的刘琨和北宋的张载。在政治上，他以力图挽救危局而壮志未酬的刘琨自勉，在学术思想上则以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为依归，并有重大突破。他总结和发展了我国传统的唯物主义，提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的命题，进而推论自然界、社会一切事物都是以物质变化为基础的有规律的运动，还留下许多重要的哲学著作，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
虽然他的著作内容非常丰富，但他在晚年著书“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书成后多半随手赠人，不留底稿，完全依靠乡民保藏下来，因此他生前没有多大声望，死后几十年也默默无闻。王夫之常为自己没有取得刘琨、张载那样的成就而深为遗憾。他病危时，自知不起，便为自己写了墓志铭：“抱刘越石之弧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
第四部分“安乐窝”与“安乐先生”
邵雍，北宋哲学家。其代表学问为“象数之学”，他的学说是阴阳家、道家、儒家思想的综合。
邵雍初到洛阳时，生活比较困苦，所住的房屋，蓬草绕墙，不蔽风雨。邵雍每天亲自打柴烧饭，恭敬地侍奉父母。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他感到非常欢怡快乐。
当时，洛阳是中原名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前任宰相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人都住在那里。据说这些人都尊重邵雍，经常和他一起出游，还在洛阳（一说在共城苏门山百泉上）为他买了一处“七千余步平流水”的大宅园和一些田地，地契是司马光的户名，园契是富弼的户名，庄契是王拱宸的户名。于是，邵雍便日出而耕作，日落而归家，所得仅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邵雍称他的宅园为“安乐窝”，还给自己起了个号，叫做“安乐先生”，在那里过着“隐居”的生活。
邵雍身体不好，怕冷怕热。每逢春秋时节，他驾着黄牛小车到处游览。一个人驾车，想去哪就去哪，随心所欲。邵雍和司马光情同手足，亲若兄弟，而且他们待人和气热情，与人交谈，经常赞扬别人的优点，而很少指责别人；有来向他们请教的，他们都一一给予解答，从不勉强教人，无论贵贱老幼，他们都诚心接待。因此，士人都佩服他俩的教化。邵雍每次驾车出游，士大夫们听惯了他车子的声音，都争相迎候；小孩子和奴仆们也高兴地奔走相告说：“我家先生到来了！”好事的人还摹仿邵雍住房的样式盖起房子，名曰“行窝”，以待候邵雍前来住宿。有时，邵雍到某些士大夫家，其家妇、姑、妯娌、婢妾发生争执，很久不能解决，他们就一个个到邵雍面前申述，邵雍便逐一分别处理，做到皆大欢喜。于是邵雍连饮数日，以后再游一家。那些士人经过洛阳，即便不去公府，也一定是去拜访邵雍。一时间，洛阳人才济济，忠厚之风闻名天下。
邵雍有首《后园即事》的诗，真切地反映了他的“寻乐”思想，诗中写道：
太平身老复何忧，景爱家园自在游，
几树绿杨阴作合，数声幽鸟语方林。
竹侵旧径高低迸，水满春渠左右流，
借问主人何似乐，答云殊不异封侯。
第四部分学道不分男女
李贽在麻城时，住在龙湖寺芝佛院中。
在那里幽居，李贽的思想是苦恼而矛盾的，他对世事有火热心肠，却过着隐居生活；他住在僧院，读经谈佛，却供奉孔子；他自称和尚，但酒肉皆入。其实，他既不信孔，也不信佛，这样做不过是表示“玩世不恭”罢了。闲着无事时，他就在芝佛院著书讲学，“儒释从之者，几千万人”（沈瓒《近事丛残》），以至“一境如狂”（顾炎武《日知录》）。李贽喜欢引见求学者，不论谁请教他，提出什么疑难问题，他都耐心尽力解答，因此，他的声名和影响遍及麻城和黄安之间。有时，也有一些名门妇女来听讲就学。有人说：“女人见识短浅，不能学道呀！”李贽立即说：“讲人有男女性别之分，可以；讲见识有男女之分，哪行？讲见识有长有短，可以；但讲男子见识都长，女子见识都短，可以吗？况且那些为学法而来的女子，甚至比男子还强啊！”他愈说愈激昂，使大家都很惊讶。李贽说的“男子不如”者，是指梅国桢（曾任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的女儿谵然，她寡而信佛，归依李贽，李贽把她比作男子，为她著《观音问》等书。
由于李贽主张学道不分男女，因此，麻、黄间的士大夫们大哗，流言蜚语铺天盖地，他们攻击李贽，诋毁他“左道（偏道）惑众”，想驱逐他。李贽对此却付之轻蔑一笑，说：“我左道吗？那给加冠好啦！”于是，他穿起旧日的官服，以示反抗。
第四部分“我是仲尼的哥哥”
为了打击那些借孔子为幌子欺世盗名的伪学者、假道学，李贽对所谓圣人孔子作了深刻的批判。他针对朱熹鼓吹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故意编选了一个故事来进行嘲讽。他说，有个尊儒的道学者，穿着高底大鞋，长袖阔带，戴着三纲五常的桂冠，披着“人伦”的外衣，拾起一两张纸墨，私下用嘴唇吻了几下，自称是孔子的门徒。
有一次，他遇到刘谐。刘谐是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