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叙传-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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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不仅自己积极介入其中，而且还鼓励别人也参加 讨论。
作为礼宾司展开这场讨论的结论的，是在韩叙主持下完成的一篇体现了全司人员共识的 题为《形势政策带业务》的文章。这篇文章在论述政治和礼宾业务的关系时这样写道：既没 有无政治的业务，也没有无业务的政治，任何政治都要通过一定的业务来实现，而这一点体 现在礼宾工作中，就是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对外政策的要求做好工作。文章还引用了 大量的具体事例来论证这一观点。这篇文章在当时曾经得到过国务院的高度评价，并因此被 转发全国，但是在半年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它却被作为宣扬资产阶级礼宾观念的“ 大毒草”受到了批判。当然，作为文章的主要起草者之一，韩叙自然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事实上，还没有等到半年之后，上述文章中所阐述的观点就已经被认为不合时宜了。19 65年12月，在林彪策划的一次紧急会议上，国防部副部长罗瑞卿果然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 务，成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的牺牲者。伴随着罗瑞卿的被打倒，林彪所鼓吹的“政治可以冲 击一切”的观点也像一种可怕的瘟疫在全国迅速蔓延。
礼宾司又一次被牵扯到有关的争论中去，一些不赞成《形势政策带业务》一文所阐述的 观点的人重新抬出政治来贬低业务。韩叙显然不接受这种极端的看法，而且他也不打算在这 场争论中保持沉默，他说：“政治和业务既然是一对矛盾就要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 矛盾还会相互转化。”为了说明业务在某些情况下的决定性作用，他还举例说：“王杰政治 虽好，但是不能当大使。”他所提到的王杰是林彪当时树立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活学活用毛 主席著作”的典型。韩叙的这句话成了被一些人抓在手里的“小辫子”，在后来开展的“大 批判”运动中，它果真被当作了一个可以证明他在“资产阶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强有力 的证据。
不过韩叙从不见风使舵，而且他承认自己在政治上一向都不敏感，就在林彪所说的“政 治”开始冲击一切的情况下，他反而把大量精力用在了推动礼宾司的业务建设上，因为这件 事本来就在礼宾司的工作计划之内。
为了营造研究业务的浓厚氛围，韩叙提倡人们在司里用外语对话。他还把与中国建交的所有 国家的国旗图案制作成了便于携带的小卡片，然后随时拿出来请大家辨认。他十分注意 鼓励那些努力提高自己业务水平的年轻人，并且尽可能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施展才能的机会 。人们很快就看到了上述努力所带来的成效，礼宾司的工作效率有了显著提高，而且工作中 的差错率越来越低。
与此同时，由韩叙分管的一些基础性研究工作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此外他还鼓励大家 及时总结以往的工作成果，在他的支持下，综合处开始编写一本叫做《出国人员须知》 的有关礼宾知识的普及读物。他本人在普及礼宾知识方面显然做了更多的工作，作为人们公 认的礼宾专家，他常常被邀请到国务院的各部委去讲授礼宾课程。
很多人在回忆起“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这段短暂时光时都流露出了一种怀念之情。有 人说，要不是在这段时间里建立起了一些很好的制度，并且训练出了一批在政治和业务上都 堪称优秀的人才的话，在两年后礼宾司急剧减员的情况下，很难想像工作还能正常运转。毫 无疑问，在这些努力中浸透着韩叙的大量心血，但是对他个人而言，这一切带给他的首先不 是成就感，而是意想不到的厄运。
第三部分六 经受严峻考验 （1）
（1966年5月—1971年12月）
——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
——1967年10月第一次被“解放”
——1968年2月参与起草“９１人大字报”
——1968年底第二次被“解放”
——1969年主持礼宾司全面工作
——1971年11月被任命为礼宾司司长
和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折磨的老干部们比起来，韩叙在同一时期的个人 遭遇显然要好得多，不过他在礼宾司却是受冲击最早并且最严重的一个人。这似乎不难解释 ，因为既然这场“革命”要“横扫”过去的一切，那么作为在礼宾司任职时间最长的人，他 自然和所有的“错误”都有关系。
如果说连周恩来都没料到会发生那样一场铺天盖地的“革命”的话，那么要让韩叙这样 一个普通干部理解当时发生的一切就更加困难了。1965年11月，当还在上海《解放》杂志担 任编委的姚文元发表了那篇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信号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时，他也像绝大多数读者一样，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想像成了史学界的一场“学术 争论”，他甚至认为既然是“学术争论”，就完全没有必要让文章充满火药味。一直到这篇 长达一万多字的文章被所有的报纸全文转载之后，他也只是略微感到了这场“学术争论”有 点不同寻常而已。
然而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完全错了，就在那篇文章被纷纷转载几个月后，各级党委向所有 党员传达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5·16通知》，该《通知》号召人们积极投身 到一场被叫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中去，其目的是揪出那些“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 晓夫式的人物”。韩叙对这种提法感到相当困惑，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通知》中所说 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究竟指谁。
不过更让他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就在《5·16通知》被通过的第二天，刚刚被任命 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的康生便迫不及待地指使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 人，贴出了第一张攻击学校党委的大字报。由于这张大字报得到了当时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 的支持，北京大学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成千上万的人都涌向那里 ，向那些敢于造党委反的人表示声援。
在北京，首先是效仿北大起来造反的学校的局面变得难以控制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 刘少奇向那些学校派出了工作组，以取代那里已经不起作用的党委。但是两个月后，结束视 察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了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的 行为是对革命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结果刘少奇很快就被当作“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 表人物而大批特批。紧接着，凡是在运动初期没有支持群众造反的各单位的领导，也因为执 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而受到冲击。
韩叙是礼宾司第一个因此而受到批判的人，因为当司里有人要求去北京大学贴大字报时 ，他曾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加以阻止，他告诫人们这会扰乱正常的工作秩序。不过针对他的更 多的大字报则是将他作为“资产阶级礼宾权威”来批判的，那些大字报指责他“一贯不突出 无产阶级政治”，“思想右倾保守”，“长期以来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礼宾观念”，以至于 “在很多方面都早已不自觉地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还有的大字报提到了他的出 身——这在当时被认为可以揭示一个人犯错误的阶级根源，大字报提醒人们注意韩叙生长在 一个官僚家庭里，“向上爬”和轻视劳动群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深蒂固，所以他犯错误并 不是偶然的。
和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比起来，工作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以往的机构体系不再具有权 威性，真正发挥作用的是那些刚刚成立起来的群众组织。大多数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 择加入某个组织，但是处级以上的干部却被剥夺了这种权利，因为他们首先是被“革命”的 对象。人们要清算他们在以往当权时犯下的种种“错误”，甚至是“罪行”，然后再根据他 们的“错误”或“罪行”的性质以及他们在运动中的表现来确定该如何对待他们。
韩叙的“错误”被定为“第三类”，据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中最严重的一类。有人警告 他说，只要他认错态度不好，就会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敌我矛盾”。韩叙开始不断 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但是这显然不够，他还必须就如何看待外交部领导的“错误”以及 一些更重大的路线斗争问题表态，以证明自己的确是站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的。他很认真地想要调整自己的“立场”，但他最后总是成了外交部 领导所犯“错误”的辩护者，而在变幻莫测的路线斗争面前，他更是感到无所适从。
工作也变得像如履薄冰一样危机四伏，尽管韩叙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小心谨慎，但他还是 犯了一个在造反派们看来不可饶恕的“错误”——在礼宾司递交的一份为国家领导人草拟19 67年新年贺片的请示报告中，他竟然继续允许有关工作人员将刘少奇的名字同毛泽东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当然，他必须为自己的这个“错误”付出代价，其结果是他 变成了在司里负责收发报纸和打扫院子的人，因为造反派们认为让他继续主持礼宾司的工作 是相当“危险”的。令人感到吃惊的是，韩叙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安排，他每天都准时上班， 而且一丝不苟地扫地和分发报纸。
造反派们很快就对像韩叙这样的不大不小的干部感到厌倦了，因为他们的兴趣已经转移到了 更高层的领导干部那里，他们先是“炮轰”了几位副部长，接下去又把“炮口”对准了陈毅 ，韩叙等人反倒因此安静了一个时期。他开始有可能坐下来静静地读书，而在下班后的时间 里，他甚至悄悄地探望过一些受到冲击的人，其中既包括一些当他们在位时他从未拜望过的 部领导，也包括司里的一些最普通的工作人员。在那个年代里，人们可能因为各种各样意想 不到的原因挨整，比如韩叙很熟悉的一位年轻的女同事，就因为哥哥生活在国外便被造反派 们认定为“特务”，她不仅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甚至还要忍受不明真相的人们的鄙视和疏 远。就在她感到绝望时，韩叙出现在她的家里，并且对她说：“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 这句话曾让她感动得泪流满面。几十年后，当她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依然泣不成声。
有人注意到韩叙在那段时间里开始下象棋了，当然是在下班以后，这证明他当时的确没 有多少工作可做。然而就在他受到冷落的同时，外交部的“夺权”闹剧却愈演愈烈。1967年 8月7日，深受林彪、江青宠信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亲自向外交部的造反派们面授机宜， 他告诉他们在“夺权”问题上不要太手软，他颇具煽动性地说：“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 ，原封未动。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 适就谁干。对那些不革命的，不拥护主席革命路线的，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 长’，统统打倒！”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王八七”讲话。但是王力的话说得太过头儿了 ，毛泽东在看了被整理成文字的讲话后，生气地在上面批了五个字：“大、大、大毒草！” 周恩来机敏地抓住这个时机，迅速果断地将王力从中央文革小组中清除出去。
痛失左膀右臂的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暂时收敛了他们的气焰，于是，在一场狂飙式的 “夺权”风暴过后，人们竟然难以置信地听到了反极“左”和反“无政府主义”的声音。周 恩来又一次抓紧时机亲自处理了外交部的问题，他要求对极少数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的 造反派们进行组织上的清查，同时让那些一度被“打倒”或者“靠边站”的干部们重新出来 工作。就在这一年的10月份，韩叙再度主持礼宾司的工作。要不是他在两个月后主动加入到 一场保护陈毅的斗争中去的话，他本来是可以相对平安地度过下一年的。
1968年的新年刚过，一些刚刚恢复工作的司长和奉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大使们就开始频繁地相互走动起来。在他们的感觉里，那场噩梦般的“革命”似乎快要进入 尾声了，不少人都风闻陈毅将要重新回到外交部主持工作，这是比反极“左”更让他们感到 振奋的事情。
在当时被叫做“串联”的相互走动都是在晚上9点以后开始的，这样做是为了避开造反 派们的注意。人们正在秘密酝酿一个大胆的计划：以写大字报的方式公开揭露隐藏在“打倒 陈毅”这一口号背后的政治阴谋。一段时间以后，参与“串联”的人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固定 的圈子，大家彼此信任，并且看法相同。这个圈子有一个四人组成的核心，他们的名字后来 都广为人知：余湛、陈楚、韩叙和赵政一。 余湛当时任苏联东欧司司长，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及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陈楚当时任外 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后曾任中国驻日本大使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赵政一当时任外 交学会副秘书长，后曾任中国驻塞拉利昂和哥伦比亚大使。
有很多个夜晚，四名核心成员都是聚集在余湛家的一间狭小的卧室里度过的，他们围坐 在一张简陋的桌子四周反复商讨大字报的写法。大字报的标题最初被确定为“打倒陈毅是个 反动口号”，但后来大家决定放弃它，因为他们担心这个标题会伤害那些因为不明真相而拥 护“打倒陈毅”的普通群众。最后的标题是从《毛主席语录》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揭露敌 人，战而胜之”——这既是当时的一种通行做法，同时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不过大字报还有 一个副标题：“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而实际上这才是人们的本意。
大字报前后四易其稿。每一稿写完之后，韩叙和余湛的妻子都要将原稿复写成五份，然 后再由韩叙将复写稿秘密地送给串联圈子里的其他成员征求意见。散发出去的五份稿件最后 仍然由他收集到一起，四名核心成员再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必要的修改。
大字报在公开贴出来之前曾被送到外交部党委和由各派群众组织联合成立的一个叫做“ 大联筹”的临时性领导机构审阅过。尽管部党委和“大联筹”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了谨慎的 态度，但是它们却丝毫不打算阻止这个大胆的行动。而听到消息的司长和大使们则争先恐后 地在大字报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签名者在一两天之内就达到了91个，这张大字报在后来 也因此被称作“91人大字报”。如果不是人们急着将它张贴出去的话，很难预料签名者还会 增加到多少个，据余湛夫人左伊回忆说，后来赶到余湛家要求签名的外交官至少还有20多位 ，他们为错过了这样一次表明自己立场的机会而深感遗憾。采访余湛夫人左伊谈话 录音。
葛绮云用漂亮的书法抄写了那份长达8000多字的大字报，当它在2月13日早上被贴出来 时占据了整整一面墙的位置。大字报的出现成了外交部当天的头号新闻，它的前面从早到晚 人头攒动。大字报在一开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围绕着“打倒陈毅”和反对“打倒陈毅”而 展开的一场斗争，绝不仅仅是关系到陈毅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究竟由什么人掌权和执行 什么路线的问题。大字报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