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叙传-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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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情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在忍受父亲冷酷无情的管教的同时，孩子们在书法和写 作方面的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慢慢地，他们终于可以偶尔从父亲那里听到一点赞扬了。不 仅如此，在那些令人不愉快的日子里，孩子们也或多或少地从他们的父亲那里承袭了一种严 谨、扎实的学风，并且懂得了勤奋的重要，而这些恰恰是使他们受益终身的。
当然，父亲对他们的管教并不仅限于学业，他还常常会在晚饭过后的时间里给他们讲些为人 处世的道理。他总是这样告诫他们：“一个人不能有太强烈的嗜好，不然的话，就会为满足 自己的嗜好做出许多不该做的事情。一个人也不能太贪恋钱财、名利和享受，如果贪恋它们 ，就会成为它们的奴隶。”据沈崇刚回忆。
这些话沈家彝并非只是跟孩子们说说而已，事实上，它们始终都是他自己严守的律条，这使 得他在旧中国贪污盛行、腐败成风的官场上一直保持着廉洁清正的名声。从1985年起担任了 9年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的著名法律专家倪征NB235，20世纪30年代曾在沈家彝任院长的 江苏高 等法院上海特区第二分院供职，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沈家彝的：“沈的精明 干练，办事认真是人所公知的。……沈在上海高二分院任内，奉公守法，御下较严，属下不 无微词，但他操守纯正，大事不糊涂。”沈家彝还在法院中印发过一封公开信，勉励同仁“ 清 廉自守，多亲学问，少事应酬”。尽管有人认为这是在作“官样文章”，但一些真正了解沈 家彝的人却认为他的确“总是为公”。参见倪征NB235《淡泊从容莅海牙》，法 律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52页。当然，沈家彝本人是很为后一种评价而感到自豪的 。
不过要想在旧中国变幻莫测的现实政治中始终保持自己作为士人的气节和高洁的人品是要付 出代价的。尤其是在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后，沈家彝就做出了不少在某些人看来是完全“不识 时务”的事情，比如当他的一些故旧力劝他出来为日本人做事时，他毫不犹豫地一一回绝了 ，因为他不可能为了贪图荣华富贵而放弃自己一向坚守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他的这 种选择给孩子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和他们谈起岳飞和文天祥， 他不断地对他们说：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做汉奸，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对国家不利的事情， 就是再穷、再苦、再没有办法也不能做。他说：“我如果做了汉奸的话，你们一辈子都会抬 不起头来的，因为别人永远会说你们是从汉奸家里出来的人。”据沈崇刚回忆。 他宁肯冒着极大的危险，千里迢迢地把刚刚读完高中的儿子崇育和女儿崇宛送到昆明和 重庆去求学和谋职，因为在他看来，把他们留在一座被日本人占领的城市里是不会有任何前 途的。
一个颇为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孩子们憎恶父亲那过于严苛的管教方式，并且他们和父 亲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亲密的感情，他们最终还是带着父亲所期望他们具有的那些品质长大 成人了。即使是早已离家出走的哥哥沈崇诲，最终也以他的以身殉国抹去了他留在父亲心中 的大逆不道的印象。那起悲壮的事件发生在1937年8月19日，当时担任中华民国空军第二大 队十一中队副队长的沈崇诲在驾机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时，因为发生机器故障不幸脱离了机 群。当他发现自己飞机的尾部已经冒出滚滚浓烟时，他果敢地驾驶着飞机勇猛地冲向日军的 旗舰。在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和冲天的火光中，他和敌人同归于尽。早已升到7500尺高空的战 友们亲眼目睹了这个壮烈的场面。一时间，沈崇诲成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中影公司还以 他的故事为原型，拍摄了一部名为《笕桥英烈传》的影片。不过父亲在家中从来都没有向孩 子们谈起过这个哥哥的事情，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不想在孩子们面前对当年崇诲的离家出 走有任何的宽宥。
然而父亲也很难对他们有再多的影响了，他虽然传授给了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但是他所具 有的极其强烈的正统观念却使他无法为他们指出一条让人看到希望的人生之路。他或许会把 其他的孩子们继续送往国统区，就像他已经做过的那样。不过崇健并不想步他哥哥姐姐们的 后尘，他要自己选择人生的道路。在悄悄地告别少年时代的同时，他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广阔 的社会——哪里有他可以交付一生的所求呢？ 1937年夏天，就在崇健即将升入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北平在一夜之间落入了日本 人的手中，人们开始步入了一段长达八年之久的屈辱岁月。为了继续学习英文，沈家彝在第 二年将崇健从孔德学校转入北平育英中学，而进入这所有美国教会背景的学校的另一个好处 是，崇健不必像大多数孩子那样忍受屈辱的亡国奴教育，因为日本人暂时还无法像对待其他 学校那样插手这所学校的事务。
育英中学在北平是以高水准的工科和体育教育而著称的。凡是想进入这所学校的学生， 都必须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当然，他们还要缴付高昂的学费。那些最终能够留在其中就读 的学生不仅学业出色，并且多半来自生活优裕的家庭。
根据考试成绩，崇健被分在了由分数最高的学生组成的甲班。让他感到意外和高兴的是 ，他在这个班里碰到了以前结识的一个要好的朋友。那个名叫潘超的男孩子只比崇健大半岁 ，但他却一直把崇健视为一个稚气未脱、不谙世事的小弟弟，这种印象一直被保留到他离开 北平去解放区时都没有改变过。
潘超很快就开始邀请崇健在放学以后到自己家里去玩儿，这种情形在班里的其他同学之间很 少见。崇健几乎立刻就喜欢上了潘家，因为他发现潘家的气氛和自己家的气氛截然 不同，那是一个使人感到温暖的家庭。潘超的父亲是一家相当有名的私人银行——国华银行 驻北平分行的经理，这家银行的主要股东是江浙财阀。崇健经常见到的是潘超的母亲，她是 一个很有修养并且慈爱宽容的女人。潘家的五个孩子都是在她的照料下长大的，她和每个孩 子都很亲近，并且从不在他们面前摆出一副威严的面孔。就像崇健很喜欢潘家一样，潘家的 每一个人也渐渐把他看做是自己家庭中的一员，即使他在潘家做错了什么事，他也一如往常 地受到欢迎。
1940年初，当崇健16岁的时候，宽厚仁慈的外婆患肺炎去世了。仅仅隔了35天，他的母 亲也由于悲痛过度引发了脑溢血，在昏迷一周后离他们而去，那一年她才56岁。外婆和母亲 的接连去世，对孩子们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尽管父亲一直都是家中的君王，但一个没有了 女主人的家庭便好似一个没有了灵魂的家庭，尤其是因为孩子们和父亲之间在感情上一直都 很疏远，所以随着外婆和母亲的离去，他们在感情上也失掉了归宿。
由于沈家彝坚持不为日本人做事，他的收入已大不如前。为了减少开支，他把大家都集 中到前院，也就是原来的老房子里居住，而后院很快就租给他的一个学生去住了。也许是让 他一个人支撑整个家庭的各种事务实在太困难了，在妻子去世还不到50天的时候他又续弦了 。然而那位吸食鸦片的继母和丈夫的前妻留下来的孩子们之间几乎没有建立起任何联系，而 且因为她的到来，崇健觉得自己和这个家庭之间的最后一点感情的牵连也被切断了。很快， 对于人生理想的追求就变得比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起来。
这一年的秋天，班里转来了一位名叫张大中的学生，他比崇健大三岁。他的出现，使崇健第 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人，不过崇健是直到两年以后才知道后者的真实身份的。当年下半 年，张大中在班里发展了两名学生党员——饶毓菩和王湘，这两个人在后来帮助崇健进入解 放区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二年年初，育英中学党支部成立了，张大中担任了支 部书记。在这个支部的外围很快便聚集起了一批进步学生，崇健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1995年5月出版 ，第118页。
不过在育英中学期间，崇健和几位党员学生之间的交往似乎不像他的好朋友潘超那样密切。 由于比崇健更早地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潘超常常喜欢和党员学生们一起探讨一些有关时局或 政治方面的问题。应该说，这和潘超的家庭不无关系，他的父母不仅不限制他的阅读，而且 还把进步书刊甚至是革命书刊放在家里，孩子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它们，比如胡愈之的《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考察记》，这本书对潘超就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但是和崇健在一起 的时候，潘超却从不谈论政治问题，因为崇健的一脸童贞总是让潘超觉得他还远没有成熟到 可以谈论政治问题的年龄。就像是不忍心过早地打碎他童年的梦境，潘超始终都把他们的关 系限定在一种亲如手足的纯粹的友情里。
1941年初，张大中领导下的育英中学党支部开始在学生中组织起了小型的读书会。读书 会的成员们相互传阅一些哲学、社会科学和进步文艺方面的书刊。虽然没有迹象表明崇健是 这类读书会的正式成员，但是他的弟弟们刚好也是在那个时期发现他开始偷偷阅读进步书刊 的。为了瞒过自己的父亲，他的行动相当隐秘，除了常常忍不住要去翻动他的东西的弟弟们 以外，家里的其他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就是在那个冬天，沈家彝忽然觉得家中的几个男孩子在名字以外也应该有个号了，他很 难得地想要先听听孩子自己的想法。不过崇健的几个兄弟对此事的反应十分冷淡，因为在他 们看来，这无非是在满足父亲的一种喜好罢了。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崇健对这件事却表现 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很快就提出来希望自己的号里有一个“洪”字，比如叫效洪或希洪，这 显然和他当时正在阅读的一些进步书刊有关，他是想借此表达自己的人生追求。但这并不符 合父亲的想法，父亲希望看到的是，他的几个孩子们都能够像他那样尊崇古代的圣贤。因此 ，他最后赐给每个孩子的号里都隐含着一位圣贤的名字。从崇健开始，兄弟三人的号依次是 叙韩、慕颜和希孔。其中的韩是指韩非子，颜指颜回，而孔则是指孔圣人了。不过这些孩子 们在后来的选择显然让沈家彝觉得自己的希冀落空了。
第一部分一 逐理想而去（3）
外婆和母亲去世以后，崇健比以前更经常地出现在潘家。他和潘超之间依然不谈论政治问题 ，但他们却谈论过前途。潘超从他阅读过的一些进步书刊上知道了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尽管 他并不了解这个观点的确切涵义，但他开始意识到经济的重要。于是，他打算在中学毕业之 后报考大学的经济学专业，而他选中的学校则是在北平享有盛名的燕京大学，这不仅是因为 它在当时不受日本人的控制，更重要的是，那里曾经是“一二·九”运动的发祥地。他把这 些想法告诉了崇健，在中学即将毕业的时候，崇健和自己的好朋友选择了相同的志愿—— 燕大经济系。
1941年夏天，风光旖旎的燕京大学迎来了它自抗战爆发以来在北平招收的第五批、同时 也是最后一批学子。在日本人铁蹄践踏下的北平城里，燕大已经成为一座美丽的“孤岛”。 尽管这时距离它不得不关闭自己的大门还有不到100天的时间，但是这座著名的学府依然保 持着高贵的气度。那种在风雨飘摇中显露出来的从容不迫和在高压统治下的我行我素，使每 一个慕名走进燕大校门的学生都深深地感受到了尊严的力量，而保持尊严在一座已经沦陷多 时的城市里是多么重要。那其实是燕大历史上一段最为艰难的日子，学校已经被迫改变了过 去的许多做法，然而它尽量不使这些变化影响到依然对它寄予极大期望的学生们，它一如既 往地恪守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这使当时一批优秀的青年人得以在烽火连绵的 北方寻找到一方难得的净土。
在燕大自由的空气里，崇健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身心的解放，他终于离开那个令人感到 压抑和冰冷的家了。他和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潘超住在同一间宿舍里，不过当他们可以朝夕相 处的时候，他们却仿佛在一夜之间长成了大人，玩耍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诱惑，他们埋 头于汲取知识，并且开始思考一些重要的人生问题和寻求救国之道。他们在白天甚至很少照 面，因为潘超不大到课堂上去听课，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燕大的图书馆里。那里收 藏着许多人们在其他地方已经很难看到的书刊，其中最吸引潘超的就是关于中国革命和“一 二·九”运动的各种读物。
但崇健依然是一个守纪律的学生，他总是按时去听每一堂课。不过他在课堂上的收获并不比 潘超在图书馆里得到的少，就像燕大并不禁止图书馆向学生出借进步书刊或革命书刊一样， 它同样也不限制教授们按照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去教导他们的学生。尽管校方的初衷 是希望在一种西方式的宽松氛围下向中国的年轻人灌输西方的意识形态，然而具有讽刺意味 的是，燕大的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对崇健个人来说，很幸运的一件事是他在燕大接触到了一些一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 救国主张和长期同情中国革命的进步教授。在他们当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就是经济 系的林迈可教授。
在燕大许多学生的印象中，林迈可教授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事实上，他的确出身于英国 的一个绅士家庭。但林迈可的父亲不仅是一位男爵，他同时还是一位哲学家，并且在牛津大 学的贝里奥学院担任过15年院长。林迈可本人也毕业于牛津大学，他非常喜欢无线电，他 的寓所也因此成为燕大的党员学生们常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在他那里收听短波新闻，然后再 把从中了解到的抗日战场上的消息传播给其他的进步学生。就在燕大被日本人强行关闭的当 天凌晨，林迈可和另一位英籍教授班维廉一同从西山进入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且受到了 聂荣臻司令员的接见。班维廉甚至还给八路军的通信部队上过大半年的物理课。
操着一口浓重的牛津腔，并且总是衔着一只烟斗，这就是学生们看到的讲台上的林迈可。他 讲授的是经济学说史，其中既包括古典经济学，也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但他显然对马 克思的学说评价更高，他告诉他的学生们，马克思的经济学是迄今为止阐释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的最科学、同时也是最正确的理论，他说他是在对各种学派的学说体系做过认真比较之后 得出这个结论的。参见《燕大文史资料》第9集。
林迈可的这个看法对崇健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应该说，这位令人尊敬的英国教授是将 他的兴趣导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初的人。崇健开始阅读他所能找到的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