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叙传-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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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的国际高科技市场的努力，因而在美方乃至部分“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成员看来显然更 具挑战性。它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中方要为之付出多得多的外交努力，当然，驻美使馆在其中 扮演了一个无法替代的角色。
1986年1月28日，这本来应该是里根在国会发表他的国情咨文的日子，但一架名为“挑战者 ”号的航天飞机的爆炸改变了这一安排。里根和华盛顿的重要人物全都赶往休斯敦的约翰逊 宇航中心，为在爆炸事件中罹难的七名宇航员举行了追悼仪式。而对美国一些大型发射公司 来讲，这起事故还意味着它们试图用航天飞机取代卫星发射业务的计划遭到了重创。就在那 起悲剧性的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国驻美使馆科技处向国内提交了一份重要的报告，报告分析 了该事件对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的影响，其中也包括它有可能给中国业已成熟的火箭发射 技术进入这一市场而带来的商机。
报告受到了国内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加快了进军国际市场的 步伐。1986年上半年，拥有长征系列火箭的中国长城公司从澳大利亚的一个卫星用户那里得 到了初步承诺，即后者愿意使用长征火箭发射两颗从美国休斯公司购买的商业卫星，当然， 前提是美国政府必须为休斯公司的卫星发放出口许可证。看来，是向美国正式提出发射要求 的时候了。
美方在1986年8月收到了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准予发放卫星出口许可证的说明词。但中方 的要求立刻遭到了美国国防部、商业部、国务院、国会以及“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主要成员 ，比如英国和法国的一致反对，其理由是卫星过境有可能导致技术泄密，而且即使不发生这 类问题，中国的较低的发射价格也将对他们的商业利益构成“威胁”。韩叙立即要求科技处 向国内反映这一情况，并建议国内和使馆通过各种渠道共同开展工作。
善于听取别人意见的特点总能使韩叙获得一些好的建议。有位华侨认为，在说服美方有关人 员改变立场方面，出面的不能仅仅是政府官员和外交官，还应该包括一些懂行的国内专家。 他的看法被作为一项建议报回了国内，其结果是一个由长城公司负责人率领的专家组很快就 起程赴美了。在拟定被邀请听取专家意见的人员名单时，使馆特地列上了不少负责具体审批 工作的中、下层官员的名字，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既没有机会访问中国，平时也收不到 中国使馆的招待会邀请，而这种相互之间从不照面的状况显然不利于彼此间的合作，所以有 必要尽快加以改变。“我们的努力是奏效的。”公使衔科技参赞卢景霆说，“不少中、 下层官员以前反对向中国发放卫星发射许可证，但在听过国内专家组的报告之后，很多人的 态度都有所改变。”采访卢景霆谈话录音。
在说服美方做出发放卫星发射许可证的决定之前，长城公司 在争取两个具体合作方的全力支 持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1988年6月，澳大利亚的卫星用户在委托中方发射卫星的合同上正 式签字，而美国的休斯公司则在7月份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了要求发放卫星出口许可证的申 请。但此时有消息说，美国有人试图和西方一些承揽发射业务的公司一起向美国国务院和“ 巴黎统筹委员会”施压，目的在于拖延甚至是阻止这一申请获得批准。为此，中国外交 部在8月份通过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向美方提交了一份照会，驳斥了反对者提出的一 些并不成立的理由，并表示希望美方对中方的要求给予积极答复。
第五部分九 出使华盛顿（中）（5）
与此同时，韩叙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开始了一系列带有个人色彩的游说活动。美国国防部、 商业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一些国会议员们相继接到了以他的名义发出的信函。“中国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运载火箭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韩叙在信中这样写道，“除了满足国内卫星 发射需要之外，每年只能向国外用户提供大约四次通讯卫星发射服务，这决不会构成对欧洲 和美国发射服务机构的竞争，更谈不上什么‘威胁’。”韩叙还驳斥了关于卫星进入中国有 可能导致技术泄密以及中国以较低价格发射卫星将对欧美发射公司的利益构成威胁的说法。 他说：中国从不谋求任何与卫星及相关设备有关的技术秘密，这些卫星在入境时“将受到海 关的免检待遇”，而且“在入境后的运输、存放、测试和发射操作的整个过程中，卫星都将 处于其拥有者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因此，将它们运到中国发射在安全上是有保证的。在谈 到卫星的发射价格时，韩叙指出：中国的发射价格中不含有任何政府补贴的因素，如果说它 的确低于国际市场的一般价格的话，那也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比如火箭本身的设计比较实 用、发射成功率较高、全部采用国产材料和元器件、劳动力价格较低以及长城公司不追求高 额利润等等，况且，在进入国际市场的初始阶段，向客户提供相对优惠的服务，这种做法本 身是符合国际惯例的。“我认为，在为外国提供发射服务方面，中国应当受到公正的对待。 ”韩叙在信的最后这样写道，“我深信当前中国同美国及其他‘巴黎统筹委员会’国家之间 的良好关系以及彼此奉行的国际合作与自由贸易精神，一定能够使我们克服某些方面的阻挠 。”
在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外交努力之后，美方终于决定在卫星发射问题上向中方开绿灯了— — 1988年9月9日，里根总统在批准由中国发射美国卫星的文件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不过他同 时也提出了文件生效的若干条件，其中包括双方必须就如何处理有可能发生的发射事故以及 中方发射卫星的次数和价格等问题达成一致。尽管这意味着双方还要经历一系列艰苦的谈判 ，但最关键的问题显然已经解决了。
另一项可以被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成果是，在里根签署上述文件的前一个月，美国国会通过 了修改后的《1988年贸易和竞争综合法》以及《1979年出口管理法修正案》，这两个法案进 一步放宽了美国在一般项目上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比如其中有些条款这样规定，一种产 品或技术一旦获得了出口许可，在两年内可以恢复出口，而无需再次办理审批手续。其他一 些同样性质的规定还包括缩减出口管制的范围，将中国转口产品中内含美国控制的零部件的 比例由10％提高到20％，以及任何高技术产品只要能够按时收回都可到中国展出等等。 王立著《波澜起伏——中美关系演变的曲折历程》，第252—253页。当然，它们 还算不上是实质性的改变，但毕竟还不是令人失望的。有关经济管理人才的培训也是双方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政府间的人员培训计划在 中国是由国家经委负责组织实施的，而在美国扮演这一角色的则是商业部。当时一个颇有影 响的培训计划的一部分，是在中国的大连建造一个工业和科技管理人才培训中心，而另一部 分则是从国内政府部门和大企业中选拔部分人员到美国纽约大学的管理学院学习。韩叙在每 年的12月份都要出席纽约大学为这些中国学生举行的毕业典礼以及美国商业部助理部长为他 们举行的招待会。
但在人才培训方面仅有官方渠道显然是不够的，这就是韩叙在那些年间一直在设法开辟更多 的民间渠道的原因。当然，一些国际组织也在他关注的范围之内，比如世界银行。当时中国 派驻该行的执行董事许乃炯回忆说：“韩叙曾经专门找到我说，在培养高级经济管理人才方 面，我们应该努力争取世行的支持，因为国内目前太需要这类人才了。我很快就向世行经济 学院的院长谈了我们的想法，世行方面的态度很积极，他们为此提供了30多万美元的经费， 我们后来的培训搞得相当成功。”采访许乃炯谈话录音。
能够达到同样目的的另一条渠道是直接参与世行的管理工作，比如通过推荐有竞争力的人才 参与后者的一个叫做“青年人培训计划”的招募考试成为世行的高级雇员，但这首先要打破 当时的一条政策界限，即不允许中国的公派留学生毕业后在国外谋职。韩叙又一次鼓励有关 部门写报告向国内反映情况。报告后来被送到了中央书记处，这最终使一批优秀的中国留学 生得以成为世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有人甚至在几年后担任了世行的副行长。当然，也有一部 分人后来成为国内一些新组建的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与经贸合作相比，中美之间科技合作与交流的进展则要顺利得多。当双方达成了包括教育、 农业、空间技术、高能物理、科技情报等27个领域的部门间合作计划之后，有关对口部门很 快就进入了计划的实施阶段。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中方在很多重要的合作项目上都获得了显 而易见的收益，比如中国科学家曾经通过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计划，从他们的美国同行那里 得到了不少帮助。此外，中方有关部门还通过中美大气科学技术合作计划，从美国无偿引进 了一套供气象卫星接收系统使用的计算机应用软件，它大大缩短了中国气象卫星探测系统的 建设周期。采访卢景霆谈话录音。参见王立著《波澜起伏——中美关系演变的曲折 历程》，第269页。事实上，这些合作计划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由于美国在经贸领域对中方实行技术转让限制而导致的损失。当然，中方还有比这 更重要的收获，那就是培养了一大批现代化建设急需的科技人才。
中美之间的科技合作与交流如此富有成效，这一点也许是人们事前没有料到的。美国总统科 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温斯对此就甚感吃惊，他说：在美方没有为对华科技合作划拨任何专款的 情况下，中美之间的科技合作竟然能在七八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双边科 技合作，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采访卢景霆谈话录音。
1986年和1987年的两个新年，韩叙夫妇都是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甘·凯利夫妇于官邸举行 的新年招待会上度过的。作为在中美军事外交关系建立之初就介入其中的为数不多的外交官 之一，韩叙多年来一直同军方人士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他每年都要单独宴请军方人士，只要 翻一翻大使官邸的客人名录就可以找到很多军人的名字，比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劳 海军上将、副主席赫雷斯空军上将、美国空军参谋长莱瑞·D威尔奇将军、助理空军部长 托马斯·E库帕、助理空军副参谋长卡尔·R史密斯、陆军参谋长约翰·A威克曼、陆 军军士长格兰·E莫瑞尔以及他们的下属。当然，军人们也不停地向韩叙发出各种邀请， 这一点甚至使他在华盛顿的外交使团中也相当引人注目。
如果说，中国大使同美国军方人士之间的密切交往向外界传递了什么信息的话，那就是中美 军事关系本身的发展是令人满意的。一个人人都能看到的事实是，中美军方高层人士之间的 互访相当频繁。1986—1988年间，双方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以及上将军衔以上的高级官员的 互 访不少于十次，以至于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在1986年10月份访问中国时曾经用“不绝于途” 一词来描述彼此往来的密切程度。但还有一些事实人们并不太了解，那就是中美双方正在积 极推进的几个技术合作项目，这些项目涉及美方为中方改造歼—8 Ⅱ型战斗机、提供使一 家大型火炮工厂现代化的一揽子计划以及出售与MD—46 Ⅱ反潜鱼雷有关的技术等等， 罗伯特·S罗斯著《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第314页；苏格著《美国对华政策与台 湾问题》，第545—546页。它们显然比高层互访能说明更多的问题。
计划耗资五亿多美元的歼—8 Ⅱ型战斗机改造工程是中美军方之间最大的合作项目。根据协 议，美方将为中方的50架飞机安装一套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而这套设备将使歼—8 Ⅱ型战 斗机的性能超过美国的F—16A型战斗机。王立著《波澜起伏——中美关系演变的曲 折历程》，第261页。空军成了这个又被称作“和平珍珠”项目的代理人，但整个工 程则将通过美国国防部的对外军事销售渠道进行。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同美国在一般贸易领域对中国所实行的技术转让标准相比，美国军 方对华军售的尺度看上去要宽松得多。“美国对中国的军售在韩叙任内可以说上了一个台阶 。”驻美使馆武官张武堂回忆说，“当时美方通过了一个《军事销售法案》，该法案规定对 华军售可以不再提交国会讨论，并且还可以延期付款。”采访张武堂谈话录音。
这项宽松的法案明显鼓励了美国军方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的积极性。海军武官牟宪仆说：“ 当时美军对我们相当开放，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大部分军事设施，其中也包括地下发射井。在 武器出售方面也是一样，实际上，‘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很多限制都被打破了。” 采访牟宪仆谈话录音。
海军的态度看上去尤其积极，海军部长莱曼甚至主动让海军出钱为中方订制了两门被称作“ 最后一道菜”的近程低空密集型火炮，因为他知道中方对这种火炮很感兴趣。但他没有料到 的是，中方当时并没有足够的经费购买这种火炮，尽管它们已经被生产出来并被打上了“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标签。莱曼后来曾经用非常遗憾的口吻对中方有关人员说：“我知 道你们经费紧张，我只是想让你们少买一点，这样你们就可以回去仿造了。”同上 。
事实上，中美军方之间的技术合作并不仅限于武器方面，随着军事职能部门之间交往的增加 ，双方在军队管理、后勤保障、装备维修以及军事医疗等方面也取得了相当有意义的合作成 果。参见罗伯特·S罗斯著《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第314页。1987年11 月，中美双方又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军用信息保密协议”，这标志着双方 在军事情报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到了80年代末，美方显然希望进一步扩大双边合 作的范围，他们甚至向中方提出了在太平洋海域联合举行军事演习的建议。如果有人认为当 时中美军方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过了国家关系，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 良好的合作态势在“八九风波”后戛然而止，包括歼—8Ⅱ型战斗机改造项 目在内的所有合作项目都半途而废，这显然是双方都始料不及的。
尽管韩叙经常参加华人的聚会，但他却从不接受某个华人或华人家庭的单独宴请，这曾经使 一些在联络处时代交往密切的老朋友们感到有些失望。不过韩叙只是迫不得已才做出了这种 选择，因为一旦他接受了某个朋友的邀请，他的日程表中将充满了这类安排。当然，韩叙并 不希望他的老朋友们因此认为他们的关系有所疏远，他所选择的方式是尽量参加他们的团体 活动，不仅如此，使馆专门为华人举办的活动也明显增加了。负责领事工作的参赞陈其道说 ：“我们建议在春节期间增加集体宴请的人数和次数，这个建议被大使采纳了。这样做的效 果很好，尤其是那些老朋友们，他们感到一切都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采访陈其 道谈话录音。
当时的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