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叙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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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带给人们的创伤往往是深重而持久的，尤其是一场延续了六年之久、并且波及全世界 4/5人口的战争。为了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赈灾救济工作，刚刚组建起来的联合国便成 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旨在“使因联合国武力克复或敌人退却而 获得解放地区的人民立即获得衣、食、住的资助，防止瘟疫与恢复健康，筹备安置无家可归 的难民及战俘，协助复兴紧迫需要的工农生产”。用于善后救济的经费，来自联合国中那些 未曾遭受战争蹂躏的会员国的捐赠，其总额大约在20亿美元左右，而这笔款项的1/4将被用 来援助中国。
第一部分二 解放区的外交实践（3）
为了执行对中国的援助计划，联合国救济总署特别设立了中国分署，它由数百名来自几 十个国家的各类专家组成。与此同时，蒋介石政府也成立了一个相应的工作机构——行政院 善后救济总署。但它显然无权决定对解放区的援助问题，而后者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破坏及损 失程度使它有理由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援助，于是，延安在原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的 基础上也成立了一个相应的工作机构——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它的英文名称的缩写（CLARA ）“珂莱拉”听上去就像是一位妙龄少女的芳名，不过人们似乎更愿意称它为“解总”。它 由包括周恩来、董必武、李富春等15人在内的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解总”的办事 机构最初设在延安的杨家岭，但它很快就在上海、天津和石家庄等一些重要的大城市设立了 派出机构。
1946年上半年，当联合国救济总署中国分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由重庆迁往上海之后，“ 解总”的主要工作也逐渐从杨家岭总部转移到上海办事处。这个由“解总”秘书长伍云甫担 任负责人的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与联合国救济总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就救济物资的分 配及发放问题进行谈判，不难想像，这场谈判从始至终都是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关于救济物资的分配比例是当时谈判的主要问题之一，根据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分配原则，它 所提供的救济物资必须依照被救济地区人民的相对需要公平分配，而不得因为任何理由对任 何人有所歧视，尤其是不得有政治信仰方面的歧视。如果这项原则真的被遵守了的话，解放 区就将获得救济总额的3/5，但实际上这个比例只有区区2％。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 立场与他们在调处问题上的立场如出一辙，他们只知道把大量的救济物资交给蒋介石政府， 但却根本不在乎后者将那些物资用于发动内战。
黄河归固复堤的问题是谈判的另一个焦点，它主要涉及的是从救济物资当中提供复堤所需的 工程款项、重要物资以及对必须迁徙的居民发放迁移和安置费等一系列事项。蒋介石政府企 图将此事变成一个分割乃至消灭解放区的阴谋，他们不仅不履行已经签署的有关付款协议， 甚至还对工程所涉及的区域屡屡发动军事进攻。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上述行为同样采取了纵 容态度，这显然助长了后者的气焰，并且使中国更快地滑向了内战的深渊。
韩叙是在“解总”成立两年后被调往它的天津代表处担任英文秘书的。和“解总”驻上 海办事处相比，天津代表处要小得多，事实上，它的常驻工作人员通常只有代表和秘书两个 人。不过这个代表处的工作也相对单纯一些，它主要负责救济物资在解放区范围内的分配、 运输、发散以及与黄河归固复堤工程有关的具体事宜，此外，它还负责接待进出解放区的外 籍人员和国际友人。
后来被人们称作新中国外交界元老之一的王荫圃是这个代表处的负责人。他从事涉外工 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初期，他当时是两位著名的自愿援华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和 柯棣华大夫的翻译。军事调处期间，他曾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的翻译科长。他的 外表常常会使人误以为他是一位陕北农民，但实际上他却精明干练，并且非常善于结交各种 朋友。碰巧的是，王荫圃和韩叙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当然，他对自己手下的这个年轻人的才 干相当赞赏。作为他的主要助手，韩叙后来有机会参与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工作，其中 包括组建第一个官方外交机构——北平人民政府外侨事务处。
人们在位于英租界内的利顺德大饭店里可以找到“解总”驻天津代表处的办公地点，它 的门牌号码是111。这家饭店建于1863年，它的历史几乎和天津开埠的历史一样长。一位 英国传教士为了给越来越多的来华外国人提供一个住处而建造了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它都是天津最为豪华的饭店。选择这里做办公地点，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同上层人物打交道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掩护有关人员的身份。韩叙开始穿上挺括的西装出入其间，他的公开身 份是国际红十字会救济署的派驻人员，而在那些不知情的人们看来，他更像是一位年轻的 商人。《利顺德大饭店与近代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108页。
111号房间的来往信件和电报似乎比其他房间要多得多，这一点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特 务的注意，但是除非他们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否则他们只能待在饭店外边盯梢。当然，每天 进出这个房间的客人也让他们感到眼花缭乱，尤其是各种各样的外籍人士。不过这对韩叙来 说却成了一个结交朋友的好机会，事实上，他和他们当中的一些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 友人的确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就包括后来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的格兰特先 生，他当时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军调部之间的联络官员。
然而这段独特的经历只延续到了这一年年底，由于内战的全面爆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 署在1947年11月中旬不得不宣布停止在华的一切救济工作，与此同时，“解总”也不得不陆 续撤销了它设在国统区的所有公开代表机构。
天津代表处是直到最后时刻才撤离国统区的，而当时的情形显然已经相当危险了。由于 国民党当局坚持要对准备撤离的“解总”工作人员实行检查，代表处不得不向有关方面提出 了严正抗议。“如果一定要进行检查的话，我们将拒绝撤离。”代表处的人员这样表明了自 己的态度。这无疑是美国人最不愿意听到的一句话了，因为倘若代表处的工作人员不能安全 撤回解放区的话，那些当时还留在解放区的美国人就有可能变成人质。于是，美国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开始向蒋介石施压，直到后者电令天津当局放弃了对“解总”工作人员进行检查的 打算。不过盯梢的特务仍然在饭店门前不停地走动，为了防止他们跟踪，天津地下党派人装 扮成了国民党天津稽查处的特工，将韩叙等人“押解”出城。离开饭店时，韩叙鼓励饭店的 职工们不要放弃斗争，他说：“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利顺德 大饭店与近代天津》，第108页。
尽管内战的爆发导致了联合国对华救援工作的停顿，但是其他一些国际救援组织仍然在 向解放区提供与医药和妇女儿童有关的救援，而接待这些组织的成员并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 成了韩叙撤离天津以后的新工作，他当时是“解总”驻石家庄代表处的秘书，在“解总”被 迫撤销了设在国统区的所有办事机构之后，这个代表处已经成了各种国际救援组织同解放区 保持联系的主要渠道。
在刚刚调往这个代表处后不久，韩叙就受命陪同由一批国际友人组成的公益服务会第19医疗 队，考察了从石家庄至天津之间的解放区所辖范围内的医疗状况。这个医疗队由四名外籍医 务工作者组成，他们此前一直在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并曾协助和平医院筹建过若 干个分院。这次艰苦而愉快的旅行使韩叙和医疗队中的一位来自美国的金发姑娘建立了友谊 ，那位名叫玛格丽特·斯坦利的姑娘对韩叙的热情和才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真正令人 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在37年之后，当韩叙在1985年以中国驻美大使的身份参加在美国明尼苏 达州举行的美中友好协会成立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时，一位来自依阿华州立大学的上了年纪的 老妇人走到了他的面前，要不是她的手上奇迹般地拿着一张他当年同第19医疗队的外籍医生 们拍摄的合影照片，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站在自己面前的老妇人竟然是37年来一直杳无音 信的玛格丽特·斯坦利。这次意外的邂逅使他们之间的友情得以延续，玛格丽特为韩叙翻拍 了自己保留的有关那次旅行的所有照片，而韩叙则帮助她实现了到中国旧地重游的梦想。
1948年的下半年，韩叙几乎一直都在忙于与一项总额为50万美元的医疗援助有关的工作 ，这项援助是由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提供的。全部援助计划包括为解放区培训一批医 护工作者、建立一座疫苗血清制造厂以及运入一批医药物资。受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 的派遣，由一位名叫艾乐思的医生率领的华北工作队于8、9月间先期抵达石家庄，同“解总 ”商讨该项援助计划的具体实施办法。韩叙是以翻译的身份参加整个商讨过程的，此外他还 兼做会谈记录，并且负责编写和打印会谈纪要。双方商讨的问题非常广泛，它们涉及了实 施援助计划的所有环节，比如援助物资的运送途径、用于联络的电台的安装、设置有关办事 机构的地点等等，甚至还包括志愿进入解放区工作的外籍人员的薪金发放办法以及宗教信仰 问题。
不过韩叙没有来得及参加与该项援助计划的实施有关的工作，他于1948年底被确定为筹 建北平外事工作机构的人选之一，并被调往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等待 北平解放。尽管韩叙在“解总”工作的时间才不过一年半，但这段经历无疑使他成为一个拥 有相对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的干部。或许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解总”在某种程度上被人 们认为是培养新中国外交干部的摇篮。据不完全统计，外交部的老大使中至少有八位是在“ 解总”工作过的。 1948年11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下辖的第三兵团向驻扎在张家口外围的 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击，从而揭开了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之间进行的最后一场战略决战——平津 战役的序幕。由于负责防御北平的国民党军事长官傅作义最终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北平在 战役打响一个月后便和平解放了。
当韩叙再次回到那座他非常熟悉的城市时，竟然产生了一种令他惊讶的陌生感，当然， 使他感到陌生的不是那些街道和建筑，而是洋溢在整座城市中的“新社会”的氛围。北平已 经成立了过渡性的政权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之下，还将组成负责管理市 政的人民政府，而韩叙将要参与筹建的，便是隶属于人民政府的一个重要机构——外侨事务 处。如果说它与以往那些负责处理涉外事务的部门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是一个真正意 义上的官方外交机构。作为外侨事务处负责人王荫圃的主要助手，韩叙开始和各国驻华使领 馆中那些仍然留在北平的外交官们打交道，事实上，这成了他从事官方外交工作的起点。
外侨事务处所承担的工作十分繁杂，这不仅是因为各国驻华使领馆在北平保留了大量的办事 人员，同时也因为北平是各国侨民相当集中的城市。不过外侨事务处在当时所开展的一项主 要工作，就是逐步肃清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特权，这项工作又被形象地表述为“打扫干净屋 子再请客”，这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制定的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之一。
《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人们首先要做的是重新确定各国驻华使领馆及其工作人员的待遇，它被形容为一项斗争 性很强的工作。由于新政权尚未与任何国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它对国民党统治时期 在华设立的使领馆一律不予承认，并且其外交人员也只能被作为普通侨民对待。这项决定是 由中共中央外事小组做出的，这个小组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之前是负责处理涉外事务的最高 机构。在执行上述规定时，某些领事馆曾就降低他们的待遇问题向外侨事务处提出过交涉甚 至是抗议，但是它们都被严正驳回了。
韩叙花费大量精力解决的另一类问题是清点和处理原驻华使领馆的房产。新政权对不同 国家使领馆的房产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最为严厉的处理方式是无条件没收，但它仅仅适 用于外国驻军的兵营和少数敌对国家的使领馆。与此相反的一种做法是允许使领馆继续留用 房产，当然它同样不是针对大多数国家的，或者说它只适用于一部分对华友好的国家。至于 大多数国家使领馆的房产，新政府采取的则是一种折中的做法，即在暂时搁置产权的情况下 对其进行征用。
对居住在北平的外国侨民进行必要的管理，这也是外侨事务处所承担的一项重要工作。 不过真正需要花费精力管理的是一些西方国家在北平设立的官方或半官方新闻机构的记者。 在与他们所属的国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之前，他们被禁止在中国境内从事采访活动。但有 些记者显然不想遵守这样的规定，他们甚至还对新政权进行了违背事实的或者是攻击性的报 道，其结果是他们受到了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驱逐，其中有几份驱逐令就是由韩叙当面送 交给被驱逐人的。
在外侨事务处工作期间，韩叙开始表现出多方面的才干，他思路敏捷，见解独到，处理 问题机智灵活，并且非常善于交际和组织、协调。大家对他的评价是热诚坦率，工作认真负 责。不过也有一些同事对他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他有优越感和表现欲，而且作风浮躁，在 感情上和群众有隔阂等。
第一部分二 解放区的外交实践（4）
这些批评使韩叙醒悟到，尽管他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但他在思想意识上显然还带有 他所生活过的那个旧社会以及他所脱胎出来的那个阶级的烙印。他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为小资 产阶级的个人英雄主义，他在有关会议上公开检讨说：自己总幻想一鸣惊人，建树奇迹，因 而形成了虚荣和浮躁的作风，凡是做了工作，总想叫别人知道，并且喜欢追求超群的见解， 喜欢强调自己和大家的不同。他还说，自己在工作中虽然表现积极，但那不是纯洁的革命的 积极性，而是掺杂了个人英雄主义的积极性。
为了时刻警醒自己，他在一个笔记本上抄录下了当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 中的一段话：“个人英雄主义是剥削阶级的特性，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一定的有限的作用， 在今天某些阶级里，也可能有一点点进步作用，但在我们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特别是我们党 内，却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考虑一切问题都是从个人出发。……他从不知道革命 利益与反革命利益的区别，因此发展到严重的时候，就成为像张国焘那样的叛变分子。”
他接着又抄录了一段有关新英雄主义的论述：“新英雄主义是群众英雄主义，是无产阶 级思想的一部分。……他看革命利益高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