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叙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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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离 开上海那天，她和坚持要到车站送她的母亲在站台上抱头痛哭。葛绮云到北京后曾把这件 事讲给同宿舍的女伴们听，没想到她们听后全都哈哈大笑，因为她们丝毫也想像不出那有什 么好哭的。
韩叙的“老干部”资历和他那夹杂在黑发中的少许白发，使他看上去至少要比葛绮云年 长10岁，但实际上他只比她早出生两年。韩叙很快就开始追求葛绮云。两个月后的一个晚上 ，他在送葛绮云回宿舍的路上拥抱了她。葛绮云没有拒绝韩叙的追求，尽管他们在此之前从 未向对方表白过爱情，但葛绮云发现，韩叙的成熟和真诚已经赢得了她的心，她相信站在自 己面前的这个正用恳切的目光注视着她的人可以让她托付终身。
在那之后他们也没有多少时间体验爱情的缠绵悱恻。从葛绮云认识韩叙的那天起，他就是一 个整天都忙得团团转的人，这一点，在他们以后的生活里始终都没有改变过。他们只能在星 期天约会，通常是葛绮云到韩叙的宿舍去，因为韩叙的角色几乎总是需要他周末待在自己的 宿舍里待命。更糟糕的是，韩叙往往不得不利用这段时间清洗一周换下的衣物，那情形看上 去丝毫也不浪漫。韩叙对此深感歉意，所以每当葛绮云提出要帮助他清洗衣物时，他总是温 和但很坚决地加以拒绝，因为他不想让葛绮云为自己做得更多了。即使在婚后，他也从未让 妻子为自己清洗过衣物，而且只要有可能，他总要尽量为自己的家人多做些事情。
他们的爱情很快就被公开了，交际科的年轻人们一致鼓励韩叙要加快节奏，这种以打仗般的 速度处理感情问题的方式让葛绮云觉得十分新鲜有趣。“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在他们做出 结婚决定之前，韩叙非常认真地对葛绮云说。他谈到事情与他的健康状况有关——他在不久 前的一次身体检查中被确诊患了肺结核。葛绮云对此感到难以置信，因为他看上去目光炯炯 ，身体结实强壮。当然这并非是他们所面临的惟一麻烦，相比之下，葛绮云父亲的“历史问 题”有可能给他们的婚姻带来更大的影响，在那个出身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命运的年代里 ，让一个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某区分部书记并且与某些国民党要人过从密切的人做自己的岳父 ，这一点恐怕足以让某些人退避三舍了。
不过所有的麻烦都没有成为韩叙和葛绮云缔结婚姻的障碍， 他们决定将婚礼安排在即将到 来的新的一年， 也就是1951年2月6日举行， 因为那一天是中国的农历除夕。葛绮云写信把 这个决定告诉了母亲， 而韩叙则告诉了姐姐崇寄。他们几乎立刻就得到了家人的祝福。
预定的婚期一天天临近了，令韩叙感到焦急的是，他竟然找不到合适的时间同葛绮云去办理 婚姻注册手续。至于其他的准备工作，则全要仰仗他们那些热情的同事帮忙了。葛绮云为婚 礼所做的惟一的准备，就是为自己定做了一套在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服装——一种上衣上缀 有双排纽扣并且在腰部系有一根腰带的“列宁服”。
婚礼举行得俭朴而热闹。当时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做了他们的证婚人。韩叙的主婚人 是他的姐姐，而葛绮云的家人因为远在上海未能参加他们的婚礼，结果刚刚被任命为中国驻 联合国副代表的李一氓做了她的主婚人。不过有趣的是，李一氓似乎不太适应在这种场合扮 演重要角色，他的过于严肃的表情使他看上去更像是在参加一次剑拔弩张的谈判，然而这却 赋予婚礼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
在简短的仪式结束之后，韩叙和葛绮云被人们簇拥着参加了外交部的除夕舞会。人人都期望 能在舞会上见到周恩来，当然大家没有失望。当周恩来得知韩叙和葛绮云刚刚举行了婚礼时 ，他特地邀请新娘与他共舞。“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周恩来一边 迈着优雅的舞步一边对葛绮云说，“你们都是革命队伍中的同志，你们的关系是平等的。你 们今后要互敬、互爱、互让、互助。”据葛绮云回忆。事实上，人们 的确可以用这八个字描述韩叙和葛绮云后来40多年的婚姻生活。 过于忙碌的工作终于使韩叙的肺病明显加重了，人们看到他面色潮红，咳嗽不止，额头上不 断冒出豆大的汗珠。他自己也时常感到浑身无力，不过他仍然打算硬撑着，人们最后不得不 以组织的名义强迫他住进了北京郊区的一个疗养院。他在那里度过了整个春天和夏天，当他 重新出现在同事们面前时，他的身体看上去简直棒极了。
第二部分三 第一代礼宾官（3）
交际处里仍是一片忙碌，尽管1952年没有新大使到任，但是各种出访和来访活动却比前 一年频繁得多。韩叙回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忙着准备接待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 个访问北京的外国政府首脑——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
为迎接这次访问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交际处甚至对原有的机构进 行了扩充，一个新的科被组建起来，它将主要负责内部的制度建设，这样原有的交际科就能 集中精力专门负责国宾接待工作了。韩叙仍然是交际科的科长，不过现在人们把这个科称作 一科，这是相对于新组建的二科而言的。
泽登巴尔总理于1952年9月28日开始了他对中国的长达20天的访问。人们在那个年代为欢迎 一位国宾而做出的种种安排在今天是难以想像的，今天人们最多只能在停机坪上看到手持花 束的欢迎人群，而那时欢迎人群会从机场一直沿途排列到来宾下榻的宾馆门口。当泽登巴尔 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前往宾馆时，出现在他眼前的就是这种数万人欢呼雀跃的场面。在接 下去的差不多三周的时间里，人们还将安排泽登巴尔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的观礼活动，并且出席毛泽东主席的宴会，此外他还将参观工矿企业、农 村和观览名胜，人们完全可以想像交际处要为一次这样的访问承担多么繁重的工作。
泽登巴尔的访问堪称圆满，中蒙双方在极其友好的氛围中缔结了《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 》。当然，人们在礼宾接待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当泽登巴尔离开中国之后，交际处 还是为接待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小差错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差错发生在一个人们事先没有预料 到的环节上：中方曾安排泽登巴尔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游览北京的北海公园，但由于泽登巴尔 精力充沛、步履矫健，游园活动提前结束了。当泽登巴尔一行兴致勃勃地走出公园时，等候 在门口的车队的司机们正在别处吃饭。陪同游览的交际处的工作人员用最快的速度把司机们 找了回来，但错误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让交际处的每个人都感到十分懊恼。
事实上，差错往往是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意想不到的情况在礼宾工作中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凡是有过礼宾工作经历的人，都忘不了那种如影随形地伴随着自己的如 履薄冰之感。有一位曾经被暂时借调到交际科的年轻人，就因为在校对第一任中国驻尼泊尔 大使向马亨德拉国王递交的国书时，没有注意到国王的名字被写成了“马享德拉”而险些铸 成了大错。要不是交际处在发现这个错误后，立即派人带着一份新印制的国书十万火急地赶 到尼泊尔替换下了那份有错的国书的话，这个过失就无法挽回了。
每当科里有人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时，韩叙都会长时间地自责，尽管大多数错误和他毫无关 系。有人说，做礼宾工作的人都是吃检讨饭长大的，这话一点儿也不夸张。韩叙因此变得 比以前更加细致周到，他开始在兜里装上一个小本子，并且随时掏出来翻看一下， 那上面记 录着每一次接待任务的详细计划，其中还包括许多临时想到的细节问题，人们甚至可以在上 面找到诸如要在卫生间里放置刷指甲的小毛刷之类的小事，但是在他看来，没有一件事情是 可以被称作小事的。
不过仅凭细致做工作是远远不够的，礼宾官必须具备的另一种重要素质是对各种突发情况做 出快速反应，而人们谈到的很多事例都证明韩叙在应变方面相当出色。最典型的一件 事发生在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出人意料地传到外交部之后， 当时韩叙刚好在交 际处值班， 他意识到应该迅速发出一份唁电。但是他不可能知道唁电应该由哪个部门起草 ， 因为这种事情还从未发生过。于是， 他立即安排交际科的一位副科长来做这件事。大约 半个小时后， 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义发出的第一份唁电的草稿就通过有关途径被逐级上 报。最后，当那份唁电几乎没被修改地发往苏联时， 那位在仓促之中受命起草唁 电的副科长竟然不敢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很显然， 他们当时 “擅自” 采取的行动， 为中 方及时向苏方及外界做出必要的反应赢得了时间。
就在韩叙忙着接待蒙古总理泽登巴尔的时候，他自己家里也开始变得一片忙乱——1952 年10月14日，他和葛绮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那是个女儿。为了祝贺韩叙的康复，葛绮云 为她取名小康。有趣的是，这似乎开了一个先例，他们为在小康之后出生的两个儿子所取的 名字也与健康有关，大儿子的名字里有一个“强”字，小儿子的名字里则有一个“健”字。
多亏葛绮云的一些热心的女同事们帮忙，否则她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照顾刚刚出生的小女儿。 不过同事们是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丈夫和父亲的角色的，尽管韩叙深知这一点，但他还是找 不到时间陪伴妻子和女儿。在那段日子里，葛绮云最怕看见的东西就是家里放着的一只棕色 皮包，那里面装着韩叙外出时使用的所有物品。每当韩叙提着那只皮包从家里消失时，她总 是忍不住要一个人哭上一场，直到她渐渐理解和习惯了丈夫的角色所要求他们付出的一切 。
在泽登巴尔之后，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来访很快就变得不再那么罕见了，事实上，在接下 去的两年间，交际处每年都要接待差不多五位外国政府首脑。在任何一位国宾来 访之前，交 际处都要用很长的时间做各种准备。尽管每一次的接待都有所不同，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却 是在被不断重复的。人们对这类事情渐渐失去了新鲜感，比如准备卫生间里的各种用具、测 试房间里的温度、确定宴会的菜谱、安排来宾座次以及在会谈地点摆放痰盂，等等。这些琐 细的工作常常会使人产生这样的看法，即礼宾工作远不像各种实质性会谈那么重要，有人索 性把它视为一种“侍候人”的“低人一等”的工作。韩叙很快就觉察到了人们情绪上 的微妙变化，他开始不断提醒人们不能忽视礼宾工作所具有的“很强的政治性”。不过他后 来承认，他自己在当时对这一点也缺乏深刻的理解，他甚至一度认为从事礼宾工作对个人的 事业发展并没有多少好处。人们在最初产生诸如此类的想法其实是很自然的，但是当大家越 来越深刻地了解了礼宾工作的意义之后，就很少有人再坚持这种浅薄的看法了。
自从交际处二科成立以来，建章立制的工作有了明显进展。当然，这并非仅仅是二科的工作 ，事实上，整个交际处的人都参与了编写一本叫做《交际工作参考资料》的小册子的工作， 此举被认为是逐步建立和完善礼宾工作制度的重要努力之一。小册子的内容既包括几年来人 们搜集到的其他国家的礼宾资料，也包括人们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堪称成功的经验。韩叙在 制度建设方面的贡献是得到人们公认的，这首先是因为他负责起草过一系列基本 的制度条文，另外也因为他在使礼宾工作从其他事务性工作中逐渐分离出来的过 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曾经长期负责国际俱乐部和外交人员服务处的管理工作，在此期间 ，他帮助这两个机构确立了各自的工作范围，因而推动了新的分工格局的出现。
交际处的工作显然已经渐渐步入了轨道，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人们不再像最初几年 那样常常显得手忙脚乱了。但是当人们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之后，有人则开始依赖经验。周 恩来所具有的过人的洞察力让他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有一次，当一份由交际处 报送的接待方案被放到他的办公桌上时，他敏锐地发现，这份方案与此前报送的另一 份方案几乎如出一辙。这件事让他感到很生气，他不仅当即否定了方案，而且还在上面严厉 地批示道：“不要作文抄公。”这句话后来被写在了交际处的一块黑板上，目的在于时刻提 醒人们，永远不要试图以一劳永逸的态度对待工作。采访高建中谈话录音。
即使是一直从事礼宾工作的人，往往也会为周恩来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感到吃惊，他的所 作所为总在告诉人们，在达到重要的外交目的方面，礼宾工作并不是不能发挥独特作用的手 段。正因为如此，所有重大的礼宾安排都要经过他本人的批准，有些安排甚至还要得到毛泽 东主席的首肯。
周恩来的一大特点是喜欢亲自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完成某些关键环节的工作，此外他还 常常通过提问的方式检查有关领导干部对工作的熟悉程度。他的提问很有特色，当然也很令 人紧张，这不仅是因为任何含糊的回答都逃不过他的耳朵，还因为那些问题本身难度相当大 。特别是由于周恩来不赞成人们狭隘地理解自己的工作，所以他常常会提一些超出人们工作 范围之外的问题。不少级别相当高的干部都曾经因为答不出他的问题而受到过当众批评。
韩叙是少数几个基本上能够经得住周恩来考问的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每天记卡片的 习惯，他总是要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把那些需要记忆的东西分门别类地写在小卡片上 ，以便随时背诵或查阅。卡片的数量和他记住的东西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很多人都对 他的记忆力感到惊诧不已，但这并不是仅靠记忆力就能做到的，更重要的是靠毅力以及对工 作的极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此外，韩叙的记忆力和毅力还使他在识别人的面孔方面表现出了过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 某些场合很管用。比如在举行大型的正式宴会之前，总是由他向周恩来总理介绍排着长队等 候打招呼的各国使团成员的姓名和身份，而他的介绍从来都准确无误。他的这一特点，每次 都会给在场的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这也正是韩叙很快就深受使团成员欢迎的原因之一。当然，他所做的不仅仅是 能够准确地认出他们，更重要的是他非常善于了解他们的意图，而且他从不会以外交官式的 彬彬有礼去敷衍对方，除非他们提出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否则他们是不会失望的。因此， 不论碰到了什么问题，当外交官们需要找人帮个忙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韩叙。
1954年，交际处终于结束了自己在早期外交工作中的历史使命，被一个更符合国际外交 惯例的部门——礼宾司取而代之。韩叙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使他在第二年升任为礼宾司专员 。在外交部的所有专员中，他仍旧是最年轻的一位。
他开始参与更高层次的决策，这使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