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回忆录 作者:李敖-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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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他那时还兼事务主任，可以“上下其手”，为我们供应蜡纸、白报纸、油墨等等，鼓励我们办“初三上甲组报”，于是班长陈正澄任发行人，我做总编，赵天仪（“台大哲学系事件”时被挤出台大教职，是大好人，可惜做了诗人）写钢版，就办起来了。一次还因为批评到了高班生，被他们兴师问罪。可见我李敖办刊物贾祸，固其来有自也！

　　因为我的中文在班上出色，自然被杨锦铨老师另眼看待。有一次作文，谈到中文程度，我写道：“现在学生的中文程度要比过去差一倍。”他批改时，不以为然，批曰：“怎么可以数字计量？”作文簿发下来，我没说什么。三十六年后，他退休了，我托石文杰送我的书给他，以示不负师教之意。顺便请石文杰转告他：“奥斯投傲慢与偏见》小说中，就有谁比谁漂亮一倍的用法。”四十六年后，我在电视节目《李敖笑傲江湖》中提到他，称赞他，移居美国的他知道了，送了他花了二十年刚刚完成的一套大书——《说文意象字重建》给我，我大吃一惊，他如此勤勉，有如此成绩，真是高人一等。他写信给我说：“我兄名满天下，却如此念旧，衷心感动不已！”我跟杨锦铨老师四十多年未见，但是师生之谊，悬而不断；念旧之情，老而不衰，其交也君子。

　　从初二到高一，十四岁到十六岁，我因为中文好，参加过多起演讲、辩论、论文比赛。初二时得过全台中市第四届全市语文演说竞赛，得初中组第二名（第一名是四姊，她代表省立台中女中；第三名是张立纲，他代表台中二中。张立纲的哥哥张立豫后来成了我四姊夫，张立纲也变成院士级的学者）。高一时参加台中市论文赛、本校论文赛，皆获第一名。高二时在《合作经济》第二卷第十二期发表《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这是参加庆祝第三十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得了全台湾第一名，并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我用那笔钱买了中华书局版四十册的《饮冰室合集》。

　　在参加各种比赛以外，我在高一也写过《李敖札记》四卷；并在《学生》杂志第四十六期发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新生报》发表《〈英伦归来〉的启示》、《生也有涯知无涯》；另外还写了《学习英语的目的》、《诸葛亮的军政》、《虚字的对联》、《字形的对联》、《毋忘在莒的出处》、《行李考》等稿子。这时我十六岁。

　　1953年我十八岁，念高三，只念了十几天，就自愿休学在家。我那北京大学毕业的老子他随我的便，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他当时正是台中一中中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于是，我蹲在家里，在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也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从读〈胡适文存〉说起》及《李敖诗集》等。我有这么好的写作能力，和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有关。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进台中一中后，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京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高一时候那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就可看出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所以我就自动休学了。

　　我在台中一中可谓无书不读，但在思想定型上，却是读了许多书、困学求变以后的事。思想定型的范围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左右问题、中西问题、新旧问题。……这些多方面的问题，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困惑，由于水平不好、政治干扰，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失败了，他们困惑终身，无法在思想定型上有又早又正确的判断。在这方面，我是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外，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也有过一段时间的困学求变的过程，这段时间最明显的是在初中，到高中后期，我就逐渐定了型。在困学求变的过程里，一位最重要的人物曾经“逼近”了我，但终于被我“摆脱”，这位人物，就是钱穆。我在小学时代就知道钱穆，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开明文史丛刊》，其中收有《孟子研究》，就是我最早知道的钱穆的著作。到台湾后，由于国民党统治思想、管制书刊，进步和左派的旧书都查禁了，新书一本也看不到，我的许多时间，都花在研究古典上面，钱穆的著作，自然成了我的部分读物。

　　当时共产党批判逃离他们的学者，共分两个型，一个是“胡适型”，一个是“钱穆型”。我对他们两位，都分别加以注意。但胡适远在美国，钱穆却因阴错阳差到了台湾台中，使我先结识了他。结识的原因，得力于同学徐武军。徐武军外号“日本和尚”，因为他爸爸是日本留学的，故有这一称呼。徐武军在台中一中，有点特权似的，原因是他忽来忽去、去了又来。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爸爸是徐复观，先举家来台，后感台湾情况危险，又全家迁到香港。韩战发生后，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台湾不危险了，又全家迁回台湾。徐武军住在台中市的一幢单门独院平房里，很考究，我去过多次，可是从来没见过徐复观（虽然十年后，我跟他大打笔仗并且大打官司），客厅里书甚多，墙上有毛笔字赫然曰：“架上书籍，概不外借。”我至今记忆犹新。

　　1952年钱穆应淡江英专（淡江大学前身）校长居浩然之邀，在惊声堂讲演，不料天花板突然下落，钱穆受伤。那时徐复观想在学术界插一脚，故拉拢钱穆，把钱穆接到台中徐府养伤。后来改住存德巷一号。徐武军是我好朋友，他受了徐复观影响，课本以外知识知道不少，和我很谈得来。他说，你李敖程度这么好，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我问是谁，他说是钱穆，我听了很高兴。不久，他就跟钱穆约好，1952年6月15日，徐武军带我走进存德巷一号，见到了钱穆。钱穆身穿府绸小褂，个子很小，满口无锡土音，乍看起来，长相与声名不大相符，简直使我有点怀疑眼前这位，是不是就真是钱穆。他为人极为亲切，对我们两个高二学生，全无架子，聊起天来。我向他请教治国学方法。他说并没有具体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我去看钱穆的时候，手中拿着我的《李敖札记》第二卷，钱穆接过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我写的《梁任公上南皮张尚书书》，他很惊讶，问我梁启超这封信的出处，我告诉了他。这件事，使我有两点感想，第一，他不耻下问，真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风度，令我敬佩；第二，他竟不知道这封信的出处，他的学问的广度令我起疑。

　　钱穆翻完了我的札记，一边夸奖我，一边转过头来，温和地对徐武军说：“你不如他。”我奇怪钱穆竟这样当面教育徐武军，也许他住过徐府，跟徐武军很熟的缘故。

　　临告辞前，钱穆约我再去看他。那时我家住存德巷十三号台中一中宿舍，每天经过他门口，看他很方便，可是我没有再去。后来他回到香港。我在第二年（1953年4月14日）写了一封信给他，表示我对他的感谢，并请他“给我以指教”。我还问他两个问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一四四页云：“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

　　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到那里

　　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

　　随便去新疆。”这一回史实，在罗香林先生的高级中学本国史下册第二页

　　中，却有如下地说法，“先是清主旻宁，即位后改元道光，颇有图治之志，

　　既平回疆之乱，遂于道光十一年纳将军长龄之议，以回疆‘西四城’闲地，

　　招民开垦，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汉民因是得盛徙其地。”罗先

　　生所述“纳将军长龄之议”一语，似有所据，与先生所云，时间上相差甚

　　远，不知何故？再者，《国史大纲》第三页第十一行云：“美人安达生名

　　此曰北京人”一语，他书皆作“瑞典人”，不知何故？

　　半个月后（4月29日），我收到钱穆的回信，全文如下：（原信没有标点，标点是我加的。）

　　李敖学弟如面：

　　　　昨奉来书，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著能持之有恒，继续不懈，

　　将来必有成就，可喜可贺。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

　　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虽有聪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

　　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特以此相

　　勉。能熟诵“庄”书，亦一佳事，然“论”“孟”尤为重要，须时时玩

　　索，心体力行。盼先就《朱子集注》细细研读，勿以能读过为了事。此

　　乃学者所宜终身常诵之书。穆最近有《四书释义》一种，亦在台北出版，

　　与《中国思想史》同收入国民基本智识丛书中，内有旧稿《论语要略》

　　《孟子研究》两种，为初学治“论”“孟”者指示涂辙。最近又泛事

　　《论语新解》，刊载于某杂志，以后当按期邮寄。当知学问与德性实为

　　一事，学问之造诣，必以德性之修养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养为限度，

　　苟忽于德性，则学问终难深入，此层务盼注意。《近三百年学术史》若

　　能细读，可获许多治学方法，恨手边无此书可以相赠。所询两节，关于

　　新疆汉民移植，罗书亦有据，然大量之流入乃在后；安达生为瑞典人，

　　《史纲》系一时笔误，未经校出也。《国史新论》短期内或可付樱穆最

　　近恐无来台之便，得暇盼时时来书，以获知君学问进诣为快也。匆此，

　　即询进步

　　　　　　　　　　　　　　　　　　　　　　　　钱穆启

　　钱穆的信，写得工工整整，足见此公主敬修养的一面。信中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鼓励，固因我的好学引起他的注意，也实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信中说他要“按期邮寄”他在“某杂志”的《论语新解》连载，他言而有信，果然按期寄来（“某杂志”是香港《人生》杂志），使我对他益发感念。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这真是怪事！

　　与钱穆通讯后第三年（1955），我进了台大历史系。台大历史系是“胡适型”的地盘，对“钱穆型”是隐含排挤的。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与钱穆通讯后第九年（1962），我已经成为成熟的战士。我在《文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开始激烈地攻击了钱穆，这种攻击一直不断，在我们会面后三十四年（1986），我还发表文字，大表我对他倒在蒋介石怀里的不满，我说：

　　　　试看钱穆写《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歌颂蒋介石是“诚吾国历

　　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

　　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肉麻兮兮，已是

　　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大令人失望矣！回想钱穆当年给

　　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

　　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我又说：

　　　　回想我与钱穆的一段因缘，我的确完成了“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

　　我”的阶段，可惜的是，钱穆本人，却愈老愈“自缠”得愈紧了。如今

　　他过九十岁生日，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人人称庆，我却别有志哀，——

　　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

　　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

　　在钱穆死前不久，我去“故宫博物院”，远远地望见了他，他已老态龙钟、步履维艰。我没有趋前问候，但心里一直感念他，毕竟在我少年时代，他曾经被我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我、帮助过我，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现代史”的人说来，真是“上古史”了。

　　我在台中一中，最难忘的一位老师是严侨。严侨是福建福州人，是严复的长孙。身材瘦高、头生密发、两眼又大又有神。三十一岁时到台中一中，那是1950年八月间，他比别的老师稍晚来，但却很快使大家对他感到兴趣。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洒脱、多才、口才好、喜欢喝酒，有一点点疯狂气概，令人一见他就有对他好奇、佩服的印象。有一次高班生踢足球，足球踢到场外，正巧严侨经过，此公也不走路了，突然直奔此球，奋身一脚，就给踢了回来。大家为之叫好，他也趁机加入，大踢特踢起来了。

　　那时台中一中图书馆主任是陈联璋老师，主办每周讲座，邀老师们做专题讲演。严侨应邀讲过一次“人的故事”，最有趣的，是他在讲演中大谈“演化论”而不是他祖父宣传的《天演论》，他说“天演”的天字不妥，该译为“演化”，这一不跟祖宗走的气魄，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又讲过一次“家畜山羊”，从高加索山羊。西班牙山羊、波斯山羊、喜马拉雅山羊说起，如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