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传-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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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报上天天在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大多数党的高级干部想不通，诚如毛泽东1967年5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谢胡等人所说的那样：
《五·一六通知》已经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当时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刘澜涛也不通。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们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吧！
毛泽东提到的李井泉，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刘澜涛代表着一大批“想不通”的高级干部！
第三十一章 批判“血统论”
“血统论”能够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于在“文革”中泛滥的极左思潮，而且也与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连。
“血统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红五类”子女自恃出身好，“自来红”，无法无天；“黑七类”子女则心灵受到莫大的创伤，失去对前途的信心。
※ ※ ※
陈伯达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尽管如此，陈伯达在“文革”中，也做过一些“好事儿”。
“好事儿”之一，就是批判“血统论”。在“文革”之初，“血统论”曾一度非常流行。
“血统论”原本出自封建君主的世袭制。在“文革”中，这种封建糟粕却被披上了红色的外衣。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贴出了这样的“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产生“轰动效应”：围观者、传抄者、批评者、辩论者，比比皆是。8月1日，这副对联迅即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学校贴出，又一次引起轰动。这副对联成为“血统论”
最形象、最有煽动力的口号。于是，出身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等家庭的子女，成了“好汉”，趾高气扬；而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则低三下四，成了“混蛋”，成了“贱民”。这副对联引起激烈的辩论：有人高呼“好得很”，有人斥之为“糟得很”。消息迅速传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耳朵。陈伯达很快就作出反应。在这副对联出现的第四天———8月2日凌晨，陈伯达在接见对于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两派红卫兵时，就明确表示，这副对联“不全面”。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实际上是封建社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翻版。
陈伯达把那副对联作了修改：
“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
横批改为“理应如此”。
陈伯达向红卫兵们宣传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违反毛主席的教导。陈伯达当时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有着“中央首长”
的身份，他在多次讲话中批判了“血统论”，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影响。应当说，“血统论”能够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于在“文革”中泛滥的极左思潮，而且也与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连。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招生中长期贯彻了所谓的“阶级路线”，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即使成绩优秀也被拒之大学校门之外。所以，“血统论”一提出，便得以大肆流行。尽管陈伯达多次批判那副“鬼见愁”对联，但是“鬼见愁”对联仍在广泛传播，而且还出现了《鬼见愁之歌》，歌词就是这副对联，只是在“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句之后，加上了一句：“滚，滚，滚，滚他妈的蛋！”“血统论”以血统划线：所谓“红五类”是指家庭出身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农的子女；所谓“黑五类”是指家庭出身或者亲属中有人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其实也包括“摘帽右派”）的子女。
后来，“黑五类”又扩大为“黑七类”，即加上“走资派”和资本家的子女。在“红五类”和“黑七类”之间，还存在“中间地带”，即所谓“红外围”。“红外围”是指家庭出身为教师、店员、市民、中农、下中农的子女。
在“大辩论”中，当时流行“报成分”，即在发言之前，先要自报家庭成分。如果所报的家庭成分属于“黑七类”，马上被轰下台……
“血统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红五类”子女自恃出身好，“自来红”，无法无天；“黑七类”子女则心灵受到莫大的创伤，命中注定了“黑”，失去对前途的信心。
1966年10月16日下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中，虽然讲话的主题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内中批判了“血统论”，却是应予肯定的。陈伯达的这一讲话经毛泽东同意，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下达，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陈伯达在讲话中，首先指出高干子女的“血统”未必“高贵”，接着，陈伯达深入地批驳了“血统论”：
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那些制造和散布这种血统论的人，如果愿意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上，就应该改正错误，停止散布这种谬论。
值得提到的是，在1966年12月，一张署名“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传单《出身论》，成为又一篇批判“血统论”的力作。1967年1月28日，由“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
创办的《中学生文革报》刊登了《出身论》。《出身论》首先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地错误”。
《出身论》指出，过分强调家庭出身，“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是“红五类”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这是“不公正的现实”。《出身论》指出，一个人的成长，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家庭影响。如“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为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娘胎里决定不了”。因此，“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提出应努力“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后来，《出身论》受到追查，这才查明作者是北京二十四中学的学生遇罗克。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称《出身论》是“反动文章”。遇罗克于1968年以“恶毒攻击”的罪名被捕。1970年3月5日被处决。直至1980年，遇罗克一案才得以平反。陈伯达在“文革”中做的另一“好事儿”，就是反复向红卫兵们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在“血统论”盛行的日子，“红五类”们出于“强烈的阶级感情”，先是用巴掌、用拳头，后来发展到用皮带，对“黑六类”进行“武斗”。打人现象，越来越普遍。这时候，江青为之推波助澜，于是“打人风”迅速在全国蔓延。周恩来，陶铸、陈毅等，多次发表讲话，要求迅速制止武斗。
陈伯达所起草的布告，也就是1966年11月18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发出的《重要通告》。全文如下：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允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这样做是违犯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如果有人在幕前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1966年11月20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转发了中共北京市委的这一《重要通告》，并加以下按语：
北京市委11月18日的重要通告，很好。现在转发全国，请各省、市、自治区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名义大量印发，在学校、厂矿、机关或其他单位内张贴。各地如有同样的情况，照这个通告办理。
第三十二章 冲击国防部
国防部乃军机要地，何况国防部部长是“副统帅”林彪，学生们难道吃了豹子胆，怎敢冲击国防部呢？
林彪先是有点惊讶，说：“啊？冲进国防部了？”
陈伯达的一张条子，平息了一场风波，“中央文革”显示了“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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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进行曲”在时起时伏地“进行”着：五月，《五·一六通知》；6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7月，工作组“抓游鱼”；8月，《炮打司令部》；9月，大串连，红卫兵涌向北京；10月，“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入11月，全国性的大动乱恶性爆发了……
11月2日，“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幅标语，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外国通讯社驻京记者纷纷发出急电，报道来自中国红都的爆炸性新闻。从此，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已经成了“打倒对象”。
过了一天，中国各报以醒目的地置，登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在一起的照片，清楚表明现时中国的领导核心是由这5个人所组成，已经摈弃了刘少奇和邓小平。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中国处于大动荡之中。
11月8日凌晨2时，一桩突然爆发的事件，震惊了北京：从来门卫森严的国防部，遭到几百名学生的冲击。学生们从国防部南门朝里冲，要冲进国防部大院。警卫部队紧急动员，组成一道人墙，拦阻学生。学生与警卫部队发生了冲突……
国防部乃军机要地，何况国防部部长是“副统帅”林彪，学生们难道吃了豹子胆，怎敢冲击国防部呢？
原来，那理由很简单：“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前来冲击的学生，主要是张家口外语学院的学生，也有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的学生。据说，国防部李天佑副总参谋长在这些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生们前来国防部兴师问罪，要求批判李天佑。
事关重大。国防部立即把紧急情况报告全军文革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刘志坚不敢怠慢，马上打电话向林彪报告。接电话的是林彪秘书张云生，据他回忆：刘志坚的电话讲了半个多小时，萧华又来了电话，他也报告了类似的情况，也主张对冲击国防部的学生进行严肃处理。
向林彪报告事情有几条禁忌：在他临休息前，不能向他报告任何事情，否则会影响他睡觉；他在睡觉的时候，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叫醒他；他才起床后，由于精神尚未完全恢复，也不能听讲任何东西；他在用饭时乃至饭后半小时内，不但不能听讲文件，就是与人谈话，都会“出汗”。这些不成文的“规矩”，在林办已延续多年：谁违反了它，谁就要对林彪的健康负责。由于这一切，我在清晨接到刘志坚和萧华主任的电话报告，直拖到上午9点钟以后才得机会向林彪报告。
林彪先是有点惊讶，说：“啊？冲进国防部了？”可是，他并不想直接出面处理。林彪踢皮球，把难题推给军队的文革小组去处理。
军队的文革小组李曼村、谢镗忠、辛国治出面劝说学生们退出国防部，可是，学生们不予理睬，因为军队的文革小组毕竟没有太高的威信。
就在林彪睡觉的时候，军队的文革小组已向“中央文革”求援。陈伯达不吭声，他知道国防部是林彪的天下，他怎能插手？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声，在国防部大院里不停地喊着。军队文革小组无法解决问题，只得再次向“中央文革”求援。陈伯达知道这是林彪踢过来的“皮球”，也就显示“中央文革”的“威力”了。
陈伯达派出了手下的张春桥、戚本禹两员大将，会同“中央文革”的军队成员谢镗忠，出现在国防部。
“同志们！同学们！我是伯达同志派来的……”那时的张春桥，还不算显赫，他扛出了组长陈伯达的牌子，赢得了学生们的一片掌声。
张春桥掏出一张纸片，宣读陈伯达亲笔写的“指示”。
据档案所存，陈伯达的“指示”全文如下：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今天的事不管你们有这样或那样千条万条的道理，但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的神圣的国防部这件大事来，你们的多种道理都站不住脚了。你们忘记了大道理，把这样的小道理摆在大道理之上，怎么能够说是正确的呢？
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有什么事可以一个一个谈清楚，有什么委曲可以一个一个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学们要用大道理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骂人不好，打人更不好，请同学们好好想一想，不要在那里顶了，你们年轻，不要以为自己都对，谁也说不得，我说的这些都是好意，都是从大道理出发的。希望你们不要轻听轻信，偏听偏信，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道理上前进。再说一句，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今天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以后还可以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因为身体不好，托张春桥、谢镗忠和戚本禹三位同志来接见你们，说这番话，请你们考虑。
张春桥念毕，大声问道：“同学们，伯达同志的话，你们拥护不拥护？”学生们只好答道：“拥护！”
“好。既然大家拥护伯达同志的意见，马上就退出国防部！”张春桥紧接着说道。
闹了一天的学生们，这时只好散去，退出了国防部大院。
陈伯达的一张条子，平息了一场风波，“中央文革”显示了“神通”。
“谢谢陈伯达同志！”从林彪那里，传来这句话，使陈伯达分外高兴，虽说他早就认识叶群，可是跟这位“副统帅”并无多大来往，毕竟一个是“秀才”，一个是“兵”。这一回，陈伯达接住了林彪踢过来的“皮球”，“理论家”跟“副统帅”之间有了“友谊”……
第三十三章 安亭事件
上海的风波也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惹起来的。中共上海市委在“文革”之初，按照刘少奇的部署，也派出了大量工作组。甚至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中共上海市委还不知道北京的“行情”，仍在那里派出工作组。上海的学生、工人起来驱逐工作组，中共上海市委强调：“北京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上海派工作组是对的！因为中共上海市委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