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传-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教终苎侍狻４幽鞘逼穑蠖秃苤厥诱馕弧靶悴拧薄�
胡绳也是老资格的“秀才”。早在1949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在北平召开发起人会议时，他被推举为常务委员。1956年，当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时，他是11名委员之一。据关锋回忆，在“秀才”之中，大家都习惯地称他为“胡大师”。
至于关锋，原名周主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因此他曾用“庆云”作过笔名。1933年，14岁的他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1939年起改名关锋……他只上过中学，并未上过大学。1950年，他出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处长。两年后成为山东政治学校校长。1955年，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在山东成立，校长夏征农，副校长为关锋。对于关锋的升迁而言，1956年是关键的一步：他被借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从山东跨入首都。这个研究室在北京万寿路一幢并不显眼的小楼，却是“藏龙卧虎”之地。他与陈伯达、康生、胡绳在那里共事。
当《红旗》创刊之后，陈伯达把关锋调到那里。不过，最初交给他的任务，似乎与《红旗》本身的业务无关———要他编《思想理论动态》。这一内部刊物的第一读者便是毛泽东！尽管编这一内部刊物，使关锋能有机会直接为毛泽东服务，但是关锋觉得乏味，干了半年之后，便改任《红旗》编委。
据关锋对笔者说，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因为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文末提及应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向来对中国哲学史有兴趣，便翻看了关锋的文章，十分喜欢，竟写下一段批示。于是，关锋这支笔，便受到毛泽东的青睐。
毛泽东把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找来，为的是一起商量，落实一项工作：在1963年，毛泽东便已提出，全党要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6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一次，他建议为这6本书的中文版写序。他召来5人，加上他自己共6人，正好每人给一本书写序。他自告奋勇，要为《共产党宣言》一书写序。
不过，在长沙，他们只是做准备工作。毛泽东召集他们，读一段书，论一段，为的是集中大家的智慧，以便写好序言。
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在毛泽东那里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此书在1966年底再版，林彪写了《再版前言》）。
“这是在给我编《论语》！”毛泽东打趣地指着语录本对陈伯达说，“听说，中宣部也在编这个东西。”
陈伯达吃了一惊。他身为中宣部副部长，居然不知道中宣部也有人在编《毛主席语录》。
在陈伯达看来，不论解放军总政治部还是中宣部，都没有资格去编《毛主席语录》，最权威的编者理所当然是他。何况，谁编《毛主席语录》，那就意味着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抓在手，陈伯达岂肯把这杆大旗拱手让人！
回到北京之后，陈伯达马上找人，着手编选一本最富有权威性的《毛主席语录》———
“理论家”最喜欢赶浪头，他的注意力已经从“电子中心论”转移到新编《毛主席语录》上去。
不过，他编的《毛主席语录》尚在进行中，便被来自上海的惊人消息打断了，以致他再也没有心思把新编的《毛主席语录》编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推出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
报纸一到北京，北京震惊了！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反应是：
“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他们想干什么？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么？姚文元的文章简直是胡说八道！纯粹是学阀腔调！”
刘少奇逐字逐句细读姚文元的文章。彭真给刘少奇挂电话，询问他对此文的看法。电话是王光美接的。
接罢电话，王光美对刘少奇说：“彭真同志来电话，想征求一下你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意见。我说少奇同志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再说他对吴晗同志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你看，这样回答可以吗？”
刘少奇作了明确的反应：
“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对外人讲话要格外谨慎。不过，让我说心里话，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靠的是仗势压人，我不赞成这样做。”
第十六章 与江青互相利用
从毛泽东的谈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陈伯达事先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一点不知。看了文章之后，他马上意识到此文非同凡响，必定大有来头。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后指挥乃是江青。
从毛泽东的谈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又是如何反应呢？他对友人王麦初说：
“我写的《海瑞罢官》，经上面（指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看过，有的还修改过，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会反党？我相信这件事早晚会弄清楚的。”
“大左派”们的反应如何呢？
关锋居然也对那篇“雄文”的背景毫无所知。当上海《文汇报》驻京记者找关锋谈看法时，关锋居然把姚文元的文章当作“学术论文”谈了一通。
陈伯达事先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一点不知。他比关锋“政治灵敏度”要高得多。看了文章之后，他马上意识到此文非同凡响，必定大有来头。他的“第一反应”便是自己被冷落了！
“哼，姚文元算是什么东西！”陈伯达有些愤愤。他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当年姚蓬子被捕在《中央日报》发表叛党声明，他也都知道。这一回，起用姚文元来写这样的“大文章”，把他这位“理论家”撂在一边了！何况，“保密”工作做得那么严格，对他不透半点风声。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后指挥乃是江青。他急于弄清详细的背景，特别是弄清毛泽东的态度。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保持沉默，不予转载，也不发呼应文章，南北严重对立。由他主编的《红旗》，也未敢轻举妄动，未对姚文元的文章作出直接反应。他只是赶紧在1965年12月8日出版的第13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呼应。
毛泽东在杭州。陈伯达巴不得能够去一趟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摸清情况。真巧，机会来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20来天，毛泽东电召4人前往杭州。这4个人是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不言而喻，毛泽东电召这几位“秀才”，为的是继续讨论半年多以前在长沙尚未了结的为6本马列经典著作中文版作序之事。至于田家英，因是毛泽东秘书，已在杭州。
几位“秀才”赶到杭州，不巧，毛泽东感冒了，说是大家分头先看看那6本书。几天后，毛泽东通知陈伯达，一起前往上海。他们去了上海，多日未回杭州。于是，艾思奇便与关锋结伴游杭州，胡绳则到了上海探亲。
陈伯达到了上海，住在市中心锦江饭店，才知道是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从12月8日开始，至15日结束。会议的气氛非常神秘。陈伯达到了会场，才知道会议的主题是背靠背“揭发”罗瑞卿。
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一到上海，便被软禁在上海建国西路618号一幢花园洋房里（今波兰驻沪领事馆）。
林彪在会上猛烈地攻击罗瑞卿“篡军反党”、“反对突出政治”。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冤案，自此时拉开序幕———第一步，便是打倒了“罗”。陈伯达作为“秀才”，对于罗瑞卿接触不多，未能射出“重磅炮弹”。不过，会议那紧张的气氛，使他不由得想及1959年在庐山上批斗彭德怀。
毛泽东正忙于处理罗瑞卿问题，陈伯达没有机会从他那里探听消息。
上海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仍嘱陈伯达回杭州去。因为关于为6本马列著作写序的事，还要照计划进行。为写序用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字本整整两木箱也已从北京运抵杭州。
终于，在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召集5位“秀才”开会了。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那天，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一边抽着烟，一边海阔天空地聊着，话题并不只是涉及作序的事。
艾思奇和关锋按照自己的习惯，一边听毛泽东的谈话，一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记录，几乎是毛泽东一个人在谈，别人很少说话。
毛泽东的谈兴确实很浓，话题广泛，思维活跃。谈着，谈着，他谈起了《红旗》杂志，陈伯达不由得竖起了耳朵。
毛泽东提及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12期所载邵友勋（引者注：朱波的笔名）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
在对邵友勋的文章评论了一番之后，毛泽东提及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戚本禹那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提及了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陈伯达非常仔细地听着毛泽东的话———虽然毛泽东是在那里趁兴而说：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从毛泽东的这一段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向来“跟准”毛泽东的他，心中有底了。
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
“向你致谢，‘老夫子’！”江青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心中狂喜，而且也为陈伯达向她献媚感到兴奋。年已花甲的陈伯达，连毛泽东都当面喊他“老夫子”。“老夫子”身为中宣部副部长，却表明了与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等“阎王”完全不同的态度，从此，江青多了一位“盟友”。
江青深知毛泽东那段话的分量，催促田家英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并把消息转告张春桥、姚文元。
本来，那天毛泽东跟陈伯达等人只是工作漫谈，艾思奇和关锋也只是按平日的习惯记下毛泽东的话，以备今后参考，事先并没有想到要把毛泽东的谈话整理成为“纪要”。田家英那天也记了些，不过不是每句都记，只记了一些重要的话。田家英只得求助于艾思奇和关锋：“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
艾思奇、关锋都是快笔头。两人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第二天上午，艾思奇和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的那段话。
有人知道了，曾提醒田家英：“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回答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其实，田家英这话，只是托词。1959年在庐山上，他就对彭德怀深抱同情。他对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也早有看法，所以毅然删去了毛泽东谈论这两篇文章的那几句话。
※ ※ ※
纪要印出来了。
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看没有那段话，先是吃惊，继而震怒。因为他们要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主要目的就是要用毛泽东的这一段“最高指示”压人。江青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陈伯达去问关锋：“那一段话，是谁删的？”
很快地陈伯达和江青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由于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后来他背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以致被迫害而死———当然，田家英之死还有其他原因，但是“篡改毛主席指示”却是导致田家英自杀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这样，关于田家英“篡改毛主席指示”，是一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关于这一事件却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笔者以上所述，是根据笔者1998年3月初，笔者在北京对不久前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关锋的采访。笔者以为，尽管关锋是田家英的“冤家对头”，又是此事的“告密者”，而且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关锋毕竟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他的叙述毕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陈伯达也是重要的当事人。据陈伯达说，关锋所讲的记录如何整理他不清楚，但是田家英删去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是无疑的。
关锋所叙，是否属实？读者诸君可以从以下种种说法加以比较：
说法之一，是1998年8月12日的《作家文摘》所载王凡先生所写的《田家英之死》一文，对笔者采访的关锋的回忆提出异议，认为：
一、艾思奇没有参加过记录的整理；
二、记录是关锋整理的；
三、关锋整理的记录本来就没有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因此根本就不存在田家英删去那段话的问题。
说法之二，是胡乔木的回忆。田家英夫人董边赠给笔者《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书中收入胡乔木的回忆文章。胡乔木根据田家英生前对他所叙，认为：
一、那记录的整理者是田家英本人，是田家英从杭州回到北京之后整理的；
二、田家英在整理记录时“坚决不提”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
胡乔木的回忆如下：
1996年初，毛泽东曾向家英等人谈及姚文元的文章，谈话的情况家英曾详细告诉过我，当时我们十分不安，联想到杨尚昆、罗瑞卿两同志分别在1965年11月和12月被撤，感到政治风云日益紧张险恶。家英对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林彪夫妇虽深怀戒惧，对毛主席始终敬爱忠诚。正因为这样，他在回京后整理毛主席谈话时，坚决不提《海瑞罢官》是吴晗用来影射彭德怀罢官的说法。王、安、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5月22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引者注：另一人为安子文）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家英迁出中南海。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不得不在5月23日衔冤辞世。
说法之三，是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的文章：
在整理毛泽东这个讲话时，田家英提出，不要把这段话写进去，因为它不符合事实，《海瑞罢官》与彭德怀问题没有关系。这个意见先得到胡绳的支持，艾思奇也表示同意，唯有关锋不表态。回到北京，关锋纠缠不休，非要把那段话写进去不可，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恢复。后来，关锋把这件事告了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