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传-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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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关锋纠缠不休，非要把那段话写进去不可，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恢复。后来，关锋把这件事告了密，田家英被加上了一条罪状。
说法之四，《田家英小传》的作者彭亚新，他以为：
田家英对毛泽东的意见有保留。为了保护这场批判运动可能伤害的同志，在整理毛泽东这次讲话时，田家英毅然删去讲话中涉及彭德怀的内容。还删去了毛泽东表扬关锋、戚本禹的一段谈话。
整理讲话的事关锋知道，他与戚本禹合谋向江青告密。江青立刻给田家英加上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
说法之五，是余广人的文章，他以为：
田家英认为这篇谈话内容很重要，建议搞个谈话纪要送给中央同志看。在整理时，他认为《海瑞罢官》不过是附带提到的，和其他附带提到的许多话不必记入纪要。这样，就搞出了一个删去了所谓“海瑞罢官的要害”的谈话纪要。
说法之六，是田家英之女曾自（引者注：田家英本姓曾）和曹应旺所写的《田家英与毛泽东的诗词交》，原文如下：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人谈话，谈到《海瑞罢官》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这个谈话纪要时认为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并不是《海瑞罢官》和其他问题，于是删掉了这句话。这个删掉了“《海瑞罢官》的要害”的纪要，在江青、陈伯达、关锋等人的陷害下，成了田家英的一条罪状。
以上六种说法，加上关锋的回忆，总共八种，各不相同。究竟谁的说法更符合真实，有待于历史学家细细考究。
此后的情况，如同邓力群1980年在田家英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描述的那样：
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
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的话。1965年，家英同志参加整理一个谈话记录。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反对把《海瑞罢官》一剧说成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事后不久，被一个混进党的坏人告发，从此对他定下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大罪……
家英同志对于混进党内并身居高位的坏分子，像陈伯达、江青之流，很早就看出这伙人的恶劣品质，曾长期同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并被他们恨入骨髓。撬掉田家英，是陈伯达与江青的第一次“联合行动”。陈伯达早已恨透了田家英，这一回借助江青之力，既除了宿敌，又赢得江青的信任，陈伯达可谓一举两得。
第十七章 炮制《纪要》
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高度评价”，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资本。
陈伯达的两个“点子”，赢得了江青的喝彩。自从陈伯达与江青“结盟”之后，很快的，江青邀这位“老夫子”参与“机要”了……
对于“偶尔露峥嵘”的江青来说，组织、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只是打响了第一炮。可是，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要实现女皇梦，不能不提高自己的声望。她，求助于林彪。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前往苏州，拜会林彪，请林彪拉她一把———她要搞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求林彪给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名义，以提高声望。
林彪和江青悄悄地说了一些什么话，不得而知。但是，有段话是后来载入《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
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高度评价”，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资本。须知，江青当时正欲在政治舞台崭露头角，多么需要林彪这样的“大人物”的提携！
尽管她是“第一夫人”，但是她深知毛泽东绝不会对她作这么一番“高度评价”的。
从林彪那里拿了“令箭”，“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便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锦江宾馆开张了。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正式成员，只不过5个人，即江青、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据云，在18天内，“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看电影13次”、“看戏3次”。
说是座谈会，其实是江青“一言堂”。江青讲，别人记，如此而已。用江青的话来说，她是请林彪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座谈会结束了，由部队的“秀才”把江青那番哇啦哇啦的“高论”，整理出一份“纪要”。
江青对这份“纪要”很不满意，求助于“老夫子”和张春桥。尽管“老夫子”和张春桥都并无军职，却比那4个穿军装的出席座谈会的正式成员的作用更大。
“老夫子”不愧为“理论家”，看了“纪要”草稿，给江青出了两个重要的“点子”。
关于第一个“点子”，他说：
“17年（引者注：指建国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文艺的继续和发展。”经陈伯达这么一“指点”，对于“文艺黑线”的批判，一下子便“刨根究底”了！江青马上采纳对《纪要》作了修改：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段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关于第2个“点子”，他说：
“要讲一段江青同志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那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东西；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此言正中江青下怀，一下子就把江青麾下的“样板戏”定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
江青丢一个眼色，张春桥马上执笔，在《纪要》中补入了一大段文字，为江青歌功颂德。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陈伯达的这两个“点子”，赢得了江青的喝彩，以为“老夫子”到底有“理论水平”。
只是关于30年代文艺，怎么会成为“文艺黑线”的“源头”，连张春桥都有点说不清楚。
江青只得劳驾陈伯达：“‘老夫子’，你写一下吧！”
陈伯达思索了一下，写了这么一段文字，后来被补入《纪要》之中：
“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30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30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
有人说陈伯达是有野心而无主见的“理论家”，这话颇有见地。在30年代，陈伯达写过《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曾用十分坚定的口气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如今却说“国防文学”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的“理论”如同橡皮泥，可以随意捏来捏去，以迎合不同的需要。
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例如他后来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时候，曾坚持认为发展是主要任务。自从陈伯达把“文艺黑线”上溯到30年代，于是，所谓“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便成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受到了挞伐。
《纪要》经过陈伯达、张春桥的修改，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自改了3次。1966年4月10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全国团、县级党委。《纪要》不仅成了发动“文革”的重要舆论准备，而且在全党突出了江青的地位，为她不久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奠定了基础。
在共同炮制《纪要》之后，江青益发倚重陈伯达，而陈伯达也不敢小觑这个当年的蓝苹，对她恭维、恭敬起来了。
第十八章 起草《五一六通知》
陈伯达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极大的信赖：江青和张、姚起草批判《海瑞罢官》时，完全瞒着他；江青搞《纪要》时，请他帮助修改；这一回，毛泽东把起草《通知》的重任，压在他的肩上。南北对峙，形势严峻。1966年2月，当江青在上海忙于搞《纪要》时，北京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正忙于起草另一个与《纪要》唱“对台戏”的文件。真是历史的巧合：在上海锦江宾馆里开座谈会的是五个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讨论起草文件的也是五个人！
北京的五个人是彭真、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
五人小组是1964年五六月间，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
这个小组针对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引起的一场大风波，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人称《二月提纲》。《二月提纲》的主要内容共六个方面，其中第四点特别强调，左派学术工作者要“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相互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另外，还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显然，这些话不指名地批评了姚文元及其同伙。
2月8日，彭真等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之后，于2月12日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
印发文件时，觉得“五人小组”一词不明确，姚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临时加上“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此之前，这个小组一直只称“五人小组”。
尽管《二月提纲》在正式发布前，由彭真等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汇报，但毛泽东在不久之后便支持江青的《纪要》，而斥责《二月提纲》为“修正主义纲领”。
毛泽东不满于《二月提纲》。1966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跟康生谈话时，多次批评了彭真。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康生指定王力起草一个通知，准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据王力对笔者说，他记得，他所拟的《通知》只一句话，即：“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3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这个《通知》经政治局讨论同意。
《通知》急送毛泽东，他不满意，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毛泽东找“理论家”陈伯达，要他另行起草《通知》。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领会毛泽东所说的《通知》“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那是要我写一篇大文章呀！”陈伯达当过多年的毛泽东政治秘书，颇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陈伯达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极大的信赖：江青和张、姚起草批判《海瑞罢官》时，完全瞒着他；江青搞《纪要》时，请他帮助修改；这一回，毛泽东把起草《通知》的重任，压在他的肩上。
陈伯达找到了“快笔头”王力合作。由陈伯达主稿，王力协助，两人很快在1966年4月初写出初稿。
初稿在钓鱼台讨论。康生在初稿上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即称《二月提纲》为“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康生此人，比泥鳅还滑。作为“五人小组”的成员，他参加过《二月提纲》的讨论，并和彭真一起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此刻，他一甩袖子，说《二月提纲》是“背着他搞的”，提高了嗓门痛斥《二月提纲》。这么一来，《二月提纲》仿佛只是“四人小组”的“汇报提纲”，与他无关了，论奸雄，康生堪为其首。
《通知》初稿送毛泽东。这时，康生又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份大事记作为附件，一起下发。”这么一来，《通知》的规模就越搞越大了。
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来起草通知。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起草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名以下人员为组员：康生、江青、王力、吴冷西、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这个小组后来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班底。陈伯达主持起草《通知》，康生负责起草《大事记》。
《通知》起草完毕，并未在杭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亮相，却由康生带到北京。《通知》不敢交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怕那里会“泄密”———让彭真知道；康生把《通知》弄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手下的公安部印刷厂去排印。云密风紧，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便见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每逢五·一、国庆，原是必定上天安门城楼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一直开到26日才结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另外，也涉及了田家英。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其实，它的全称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