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3-魔鬼的面料-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世纪的儿童条纹不只是一种排斥的标志—但任何标志都是排斥的符号，因为它们强调属于某一类别，因此不属于对立类别—而且还是卫生的标志、干净和有益健康的保障［88］。此外，长久以来，条纹衣服一直被认为没有其他衣服那么容易脏。在化学和物质性方面这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但在感觉上并不完全如此。条纹总是起着障眼法的作用。它既展示又隐藏，因此有助于掩盖污点。稍后我们再来讨论条纹的这种视觉作用。　　　　
　　　　既卫生又干净，因此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儿童条纹还含有游戏的意思。或者是因为儿童所穿的缘故，或者更是因为儿童的条纹在这里酷似我们已经碰到过的另两类条纹：一类是休闲、假期和海边的条纹；另一类是江湖艺人、笑剧演员、所有以这样或那样的身份“表演”的人的条纹。让孩子穿条纹衣服有时是为了寻求一种“转瞬间的”、滑稽模仿的，甚至乔装改扮的效果。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我们祖辈的水手装。它是干净的、朴素的、“时髦的”，但同时也是愉快的，甚至“滑稽的”。这是第二等级的装束，令人同情，让人觉得有趣，甚至可笑。它的条纹是快乐的，因为它与化妆有关。正如小丑和笑星的条纹是快乐的一样，像科吕什那样的舞台明星，不久前还穿着带条纹的儿童背带裤搞笑，这绝非偶然。还有像奥贝利克斯（同名连环画中阿斯泰里克斯的伙伴）那样的人物，穿着一条蓝色和白色竖条纹大短裤也并非偶然。科吕什和奥贝利克斯是不同类型的人，但都是喜剧演员，是“可笑的斑马”。不过，正如18世纪的布丰一样，现代社会对斑马—一般只有在书中才能见到［89］—有一种难以抗拒的温情和好感。这是一种奇特的动物，“与众不同”，活泼好动，特别是好像化了妆一样。因此，它总是显得很年青。没有“老斑马”，不管是从本义还是引申意义上讲。对于过着体面生活的成年人来说，穿喜气洋洋或鲜艳夺目的条纹衣服是一种怪诞行为，表示他想哗众取宠或离经叛道。这样的条纹只属于年青人，属于小丑，属于艺术家，通常出现在衣服上，或与儿童、节日、游戏有关的其他载体上：糖果（比如水果香糖）、玩具、赶集商人的临时木棚、马戏团和剧院的道具［90］。　　　　
　　　　今天，儿童的条纹完全是卫生的和明朗的、与游戏有关并且充满活力。商业公司依据这些特性来推销给年轻人和所有希望保持青春的人使用的产品。将条纹用于商业目的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著名的洁诺牌牙膏，它是在60年代末主要针对年轻人推出的一种白色的牙膏，外面围着红色条纹，牙膏从管里挤出时，效果妙极了［91］。而且效率绝对高。条纹的存在突出了牙膏的卫生特点，使之成为一种混合产品，似乎加快了牙膏挤出的速度，同时使这一过程显得快乐、有趣、诱人，将刷牙变成了一种游戏。这种带红色条纹的白色牙膏，人们真想把它吞下肚去！事实上，人们消费这种牙膏比消费普通牙膏多。牙膏用得更快，因为有了这种牙膏，刷牙不再是一件苦差事，而是一种乐趣。因此人们在牙刷上放上更多牙膏。从营销角度看，开发出这样的产品是天才之举。一旦投放市场，这种洁诺牙膏就占据了销量第一的位置。随后其他公司纷纷仿效，但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取得这一开拓性品牌所拥有的成功。其名称本身洁诺（Signal：信号）与条纹相结合，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标志性徽章：所有条纹首先和始终是一种信号［92］。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体育条纹，其用途就是为了让人能从远处看见，它与儿童条纹有许多共同特征：它不只是标志性的，而且还是卫生的（它与身体接触）、游戏的、夏天的、年轻的、充满活力的［93］。像儿童一样，大量使用条纹的运动员是“可笑的斑马”，他处于社会的边缘，这里有小丑、街头卖艺者、演员、所有那些当众表演的人。运动场上的条纹衣服如果不能被看做是排斥的标志，至少可以被看做是用于隔离和化装的目的。从许多方面说，运动员就是现代的喜剧演员。　　　　
　　　　不过运动条纹有另外一种重要作用，是在儿童和喜剧演员身上不易察觉的象征性作用。通过使用这种条纹而不是那种条纹，运动员被置于某个团队中，而这个团队属于某个俱乐部，某个城市，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体育条纹服从与纹章和旗帜近似的规则。在所有重大比赛中—比如重大足球比赛，或者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最为精彩的体育表演：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田径决赛—场上运动员身穿五颜六色的服装，这些服装有很明显的纹章图集的特点，令人想起中世纪的骑士比武。在田径运动员的背心和短裤上，图案的颜色千变万化，如同在骑士的盾牌和旌麾上一样。这些图案常常由横条纹、竖条纹、斜条纹构成，令人想起俱乐部或国家的旗帜。如同骑士一样，运动员也将自己的旗帜穿在身上［94］。　　　　
　　　　运动服还在期待它的历史学家们研究。人们希望在这方面不但出现综合论著而且还出现类似军装历史学家们所拥有的图案集，那些图案集数量之多达到令人焦虑的地步。人们还想知道为什么在某些运动中（垒球、篮球、冰球、拳击）大多数裁判都穿一开始就属于他们的条纹服装，为什么在其他运动中（例如足球、橄榄球）这种从视觉上能够清楚区分裁判和运动员的服装未被采用。人们特别想知道在某个俱乐部中，条纹和颜色在各种运动的不同队伍（职业的、业余的、青年的、预备的）的运动衫上是如何变化的。它们如何形成体系，如何并入城市的象征系统，支持者如何使用它们，其起源、历史、含义如何。贵族的（像法国的拉辛俱乐部的天蓝色和白色）、大学生的（巴黎大学俱乐部的紫色和白色）、公司的（ASPTT、ASPP等）、军人的和工人的、体育的条纹是如何互相对称的。甚至像都灵的尤文图斯那样威名远扬的足球俱乐部，尽管它那著名的黑白两色竖条纹横扫所有欧洲赛场，但对它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这一点令人遗憾，特别是因为，对于符号和社会规则历史学家来说，体育的文字材料和图形资料十分丰富，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　　　　
　　　　


四、现代条纹（19—20世纪）条纹表面—危险表面

　　　　可笑的斑马有时是坏蛋。其实不管从视觉上还是从社会角度说，条纹都表示着重强调，以至区别好条纹和坏条纹的界线常常模糊不清。一方面是水手、游泳者、运动员、小丑、儿童，另一方面是疯子、刽子手、囚犯、罪犯。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是既属于这个世界又属于那个世界的各种人，其共同点是处于社会的边缘。社会懂得玩弄这种多义性来保持模棱两可或含糊不清，特别是在条纹的含义变得复杂的近代。　　　　
　　　　因此，在美好时代，前卫的人们已经有了“坏蛋”条纹，它在一战后得以保留，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它的主要表现是颜色刺眼的粗道横条纹衬衫或背心。这种衣服既带挑衅性，又令人不安，还有讽刺意味。它至少融合了三类我们已经研究过的条纹：苦役犯的条纹、水兵的条纹和田径运动员的条纹。　　　　
　　　　这类条纹主要为男性所有。例如莫泊桑去塞纳河岸边划船和寻欢作乐时穿的就是这种条纹衣服。印象派画家们在描绘河边小咖啡馆里与交际花厮混的郊区汉子时常常也用这类条纹作为表现物，因为它们刺眼，因为它们有区分作用，因为它们属于音乐和运动，画家们总是被条纹表面和条纹织物吸引。他们很早就将条纹引入自己的画中（前面提到的例子有热罗姆·博希和皮埃尔·勃鲁盖尔），从加洛林王朝的宗教画一直到当代的抽象艺术，数个世纪以来从未停止过。一些画家走得更远，他们偏爱条纹衣服或装饰。比如毕加索，可以说他也是一匹“可笑的斑马”，从头到脚都是条纹，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展示他的条纹衣服，他公开宣称为了画一张好画，必须“给屁股画上道道”［95］。离我们更近的另一个例子是达尼埃尔·比朗，二十多年来，他几乎从未离开过条纹的主题［96］。正如13世纪一样，条纹仍然让人议论纷纷。　　　　
　　　　在分析当代条纹的绘画和音乐功能之前，我们要强调的是20世纪初的“坏蛋”条纹在今天的广告、连环画和幽默画中仍然随处可见。只一件横条纹背心就足以表现一个流氓、阿飞、恶棍或者一个惹事生非但不一定十恶不赦的人。《镀镍的脚》中的菲罗沙尔很久以来一直是穿这类条纹针织衫的连环画主人公的典型形象［97］。相反，具有威胁性的条纹是二三十年代出现的美国强盗和黑手党教父的“AI　Capone”条纹。尽管也很刺眼，但它不再是横条纹，而是竖条纹，不再出现在衬衫或背心上，而是出现在西服外套上。电影把这种西服变成了最常使用的盗贼的衣服特征之一，并且促进了它在多种形象艺术中的广泛应用。在法国和意大利，漫画和报上的素描几乎每天都使用条纹西服来强调这个或那个政客的可疑或不正当性。一件俗不可耐的宽条纹西服足以在人民所推选的人与危险的黑手党成员之间作细微的区分［98］。　　　　
　　　　因此，贬义的条纹并未随着苦役犯监狱的终结和海滨浴场或体育运动的兴起而消失。在我们的社会中还能见到它们，只不过比起正面意义的条纹来，其存在不那么明显，规则性更强。此外，其含义已有所变化：它不再指魔鬼，像中世纪一样，甚至不确指破坏社会秩序，像过去和不久前一样。它主要让人联想起危险，其作用更像是一个信号而不是排斥的符号。路标大量使用条纹：到处都充斥着红白两色的条纹，警告人们有危险，要小心行走，不要进入这里或那里。注意，施工！慢行、绕行、停下、服从—这些就是大街小巷上红白两色条纹告示牌传达给我们的直接或间接信息。这两种颜色，一种表示禁止，另一种表示容许，它们的结合充分强调了条纹的双重性：它既是指南又是障碍，既是过滤器又是栅栏。在某些情况下只要遵守各种限制就可以通行；在其他情况下则必须止步。比如在放下栏杆的平交道口，在边境哨所或者在遇到警察设置的路障时。所有这些地方都大量使用红白条纹作为标志，这种标志不但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也许这是今天最醒目的标志［99］—而且还让人感到有些不安，甚至觉得害怕。在这类条纹背后总是隐藏着危险，与危险同在的是由宪兵、警察、狱卒或关务人员代表的权力—另一种危险。条纹常常引出制服，制服常常导致惩罚。　　　　
　　　　路标使用的红白条纹的主要作用就好像屏障一样。可以说它是只能在某些条件下才能跨越的一道门或一道栅栏的缩影。简单的一个红白横条纹路标放在路中央（有时具体表现为一个平交道口）具有与条纹颜色相同、放置地点相同的巨大栅栏门一样的效果。在这里我们归纳出条纹作用的主要特点：借代。条纹是一种无限重复的结构，无论是出现在极小的还是极大的表面上，其特性不变。部分相当于全部，结构优先于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在使用条纹方面有极大的灵活性，并且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将它用作记号、符号、标记、象征或标志，无论是什么载体、技术和背景。　　　　
　　　　人行横道线今天已不再用钉钉子表示，而是用一系列交替出现的白色和黑色条纹表示，就像是斑马的皮毛一样（以至于德国人干脆把人行横道线称为“斑马线”，）它是路标条纹的另一种形式，与危险、障碍、禁止和允许有关。这是必须通过但并非可以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通过的地方。地上的条纹既表示可以通过又表示难以通过。黑色区域和白色区域交替出现，使得服从和谨慎成为必要，仿佛有可能会掉入两道白色条纹之间的空隙似的。这里同样涉及过滤器：让行人的脚过去，但留住他的全部注意力。　　　　
　　　　其他类型的条纹也有这种过滤器的作用，比如百叶窗和帘子上的条纹。这里同样涉及形成屏障同时放行，保护但并不完全禁止，阻止有害的并引导有益的。这种过滤器的性质也许是条纹的主要功效。在谈到个人卫生时我们已对此作过分析：直接接触赤裸皮肤的条纹衣服对皮肤起保护和净化作用。现在在谈到房子时我们又发现了这种作用：百叶窗一般是由成条纹状的板条组成，它保护里面的人特别是熟睡的人避免一切外来的危险，无论是噪音、寒冷、风、不怀好意逛来逛去的人、坏人还是魔鬼。正如睡衣上的的条纹一样，百叶窗上的条纹保障睡眠的安宁。这一保护作用对于传统的农舍是如此重要，以至在好些地方（萨瓦、蒂罗尔），如果百叶窗的物质结构不成条纹状，条纹就会被直接画在木板上［100］。　　　　
　　　　有时，寻求保护会物极必反。过多的条纹不再能过滤危险，反而可能会招致危险。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在1945年专门以此为主题拍了一部电影，名为Spellbound（《爱德华大夫》）。在电影中主人公对线条和条纹感到恐惧，因为小时候一起玩时，他的弟弟在一道栅栏门上被戳死了，强烈的负罪感始终纠缠着他。希区柯克的影迷们并不欣赏这部影片，把它看做是一部“平庸的心理分析情节剧”［101］。但条纹专家们却对阿尔弗雷德大叔描绘条纹形状和图案的强迫性运动的精湛技艺感到由衷的赞叹：透过一个帘子的光和影的变幻，栅栏门和铁条的形状，滑雪道上的足迹，透过快速行进的火车车窗看到的铁路枕木和电线杆飞快的后退［102］。通过这部电影，可以清楚地看到条纹的世界为什么和在什么程度上可以令人不安，让人窒息和感到束缚。因为同样的双色系列的更替不断重复。所有条纹都是一种节奏，甚至一种音乐，如同所有音乐一样，除了表示和谐和愉悦，它还可以表示嘈杂、爆炸，还有疯狂。　　　　
　　　　


四、现代条纹（19—20世纪）从痕迹到标志

　　　　条纹与音乐之间的关系是古老、深刻和多样的。在社会方面，首先通过衣服表现出来。早在古罗马时期，音乐家们就已穿上了条纹衣服，正如后来封建时期的吟游诗人，哥特绘画中的奏乐天使或本世纪前半叶的爵士乐手们一样［103］。音乐家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看见他们穿上条纹衣服丝毫不让人感到奇怪，正如我们已经谈到过的所有被社会排斥的人和被天主弃绝的人一样。另外，演奏音乐很容易让人想起条纹装饰。一张简单的乐谱、小提琴或竖琴的琴弦、管风琴的琴管、钢琴的键盘本身不就像是某种条纹吗？　　　　
　　　　不过，条纹与音乐的关系更密切、更重要，几乎是本体论的。条纹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musica”，这是从中世纪的拉丁语赋予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上说的，这个词含义极为丰富，比法语词“音乐”要丰富得多。如同“musica”一样，条纹是音色、速度、节奏、和声、比例；如同“musica”一样，条纹是调式、流畅、时值、激动、快乐。它们有共同的词汇：音阶、音调、音级、弦律线、渐强、间距、音程等等，特别是它们都与秩序概念有关系，不管是分类还是命令［104］。音乐在人与时间之间建立秩序，条纹在人与空间之间建立秩序，既包括几何空间也包括社会空间。　　　　
　　　　自然界中条纹表现极少。一旦人们遇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