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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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三月六日，陈毅亦作长篇讲话，声言“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提出应“脱帽加冕”。
柯庆施对周恩来、陈毅的广州讲话持异议，不许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传达，而陈其五却上台传达了周恩来、陈毅的讲话。于是，代表们对上海文艺界的“左”
的倾向，大加声讨。特别是巴金，毫不客气地把“姚棍子”批了一通。巴金尖锐地说：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去，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给震坏……棍子决不会自己消灭，我们也无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销框框的人高抬贵手，检讨、沉默和懦弱都解决不了问题……”
巴金把“姚棍子”称为是“专门看风问、摸‘行情’的‘批评家’”，声言他“并不是作家的上级”！“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样一种法律，指定批评家比作家高一等”！
巴金讲毕，全场爆发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掌声，充分表达了作家们对于“姚棍子”的愤怒。陈其正走过去，紧紧握着巴金的手，激动地淌下热泪。
陈其五是个直性子的人。当场，他对巴金的讲话，大加赞赏，说道：“巴金的讲话，有充沛的革命感情，充满了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良心，使我感动得流泪！”
打在姚文元身上，痛在张春桥心里。张春桥咬牙切齿道：“陈其五，你等着吧，非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不可！”
整人要有机会；机会终于来临。四个月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提醒人们，队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何庆施从北京开会回来，要在上海寻找阶级斗争的“靶子”，“谋士”张春桥马上把整陈其五的材料，摊在何庆施面前。于是，张春桥便借助于“阶级斗争”，要除掉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一九六二年冬天，上海奇寒。陈其五步入上海思想工作会议会场时，只觉得有点冷，却没想到张春桥在会上对他发动了突然袭击。一时间，他一下子成了上海“阶级斗争”的靶子。他，中箭落马了……
张春桥大胜，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不久，张春桥召开上海宣传系统党员大会。他以部长的身份，宣讲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撤消陈其五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职务，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又过了几个月，干脆，开除了陈其五的党籍！
从此，陈其五被逐出上海，“发配”到江苏扬州，在江苏农学院当个教务处副处长。
陈其五的老战友们，实在看不下去，向党中央反映意见。无奈，张春桥依仗着何庆施，已有恃无恐了。张春桥双臂交叉在胸前，哼了一声，冷冷地说道；“不管你北京南京，将军无帅，就是要叫你陈其五永世不得翻身！”
在扬州，陈其五写下了悲愤满腔的六言诗：
冷落门前车马，
新桑碧柳低垂。
莫道幽居寂莫，
举头可望青天。
在“文革”中，陈其五备受苦难，是可想而知的。张春桥整人，非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九六八年，趁着“打击右倾翻案风”，张春桥提醒人们：“陈其五并不是死老虎！”
于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文汇报》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两大版的长文《陈其五在为谁翻案？》，又把陈其五批了一通。这篇文章一开头，那口气便咄咄逼人：
陈其五何许人也？旧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扬的死党，霸占上海思想、文化领导岗位多年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道道地地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就在柯庆施同志亲自主持下对他进行了批判，并且罢了他的官，撤了他的职，把他开除出党。
某些天真的人们一听，会说：啊！原来是一只“死老虎”。不对！陈其五不是死老虎，而是一条虽已落水却总想重新爬上岸来咬人的疯狗。他被革命人民揪出之后，非但从来没有任何低头认罪的表示，而且随时都在准备翻案，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时刻准备突然在某一个早上向革命人民猛扑过来，咬人，吃人。为了表示这种反革命的决心，他特地从一具也曾被罢过官的封建僵尸于谦那要挖来了一首黑诗，疯狂地叫嚣：“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一个多么死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啊……
这篇经过张春桥亲自审定的长文，例举了陈其五的种种“反动言论”。今日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倒正是证明了陈其五的“反动言论”全然没错。悉照原文摘录干下：
他恶毒地咒骂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三面黑旗”，胡说什么总路线“从头到尾有错误”，大跃进是“大破坏”，人民公社弄得“十室九空”，声嘶力竭地鼓吹“三自一包”，宣扬“分田到户”……
他猖狂地叫嚣“胡风问题现在尚未定案”，扬言要“把宣传系统下放在农村的右派分子，都调上来工作”，真是起劲得很哪！
文章当然不忘陈其五对“姚棍子”的那些批评，要清算这笔账：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姚文元同志对反革命的文艺黑线、黑纲，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就为了这一点，陈其五对姚文元同志恨之入骨，疯狂围剿，恶毒地咒骂姚文元同志“简单粗暴”，是“棍子”、“框框”，这种攻击，到一九六二年，便达到了高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做革命的棍子，专门痛打你们这一小撮死硬的阶级敌人。
如此看来，“棍子”之称，连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承认，只不过要加“革命”两字，成为“革命的棍子”！这种“大批判”文章，今日看来，实在令人忍俊不禁。
文章提及了张春桥，用了这样的词句；“一直坚定地支持姚文元同志战斗的张春桥同志”。张为姚之后台，讲得最明白不过了。
文章也谈到，打倒陈其五是颇为不易的，“用陈其五自己的话来说，他所以敢于如此猖狂地进行反扑，就是因为‘上面还有人同情我’，‘下面还有群众基础’”。
文章开列了为陈其五“翻案”的“上面的人”的名单：刘少奇、陈毅、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江渭清，说他们“一直对抗柯庆施同志的指示”。文章特别提及，“陈丕显就曾经偷偷地召见陈其五，要他‘再回到党内’，‘两三年不行就四五年、七八年’。”
张春桥能够面对那么多“上面的人”，打倒了陈其五，足见他在一九六二年已经具备相当大的能量。
自从去除了陈其五这个“心腹大患”，张春桥独揽上海的思想、文化领导大权了。
此后不久，张春桥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到了一九六五年，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成为上海举足轻重的人物。
第四章 与“第一夫人”结盟
“女客人”把上海视为“基地”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上海延安西路二○○号——文艺会堂，人头济济。
上海元旦联欢会，正在那里举行。
当年张春桥为之写过《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的那个熊佛西，已是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了。熊佛西主持联欢会。当他宣布：“现在，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讲话。”全场响起了掌声。
这一回，何庆施所发表的，并非应景讲话。他利用这一次对上海文艺界讲话的机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具有独创性的口号：“大写十三年！”
何庆施说：
“最近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电影《李双双》，还听人说过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些戏写的都是解放以后十三年来的现代生活，这很好，很值得提倡。”
说了这么一段话之后，何庆施加以发挥道：
“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
本来，这样一段话，也没有什么大错。但是，他继续加以发挥，那就走向了“左”的极端：
“今后在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
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本来是无比宽广的。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一下子把历史题材以至革命历史题材，全都一刀砍光。不光是“古人”、“死人”不能写，连“活”的“洋人”也不能写！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刊登了柯庆施讲话。
他的“大写十三年”的片面性口号，立即遭到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的坚决反对。
张春桥急急地找姚文元，你一条，我一条，拼拼凑凑，写了个《大写十三年十大好处》……
柯庆施的讲话，引起了上海的“女客人”的注意。
“女客人”虽然住在北京中南海，却常常不声不响地往上海跑。她来来去去，行踪唯有中共上海市委交际处、上海铁路局公安处和上海锦江饭店保卫处知道。她从不坐飞机，为的是怕从半空中摔下来。她来去总是坐京沪特快列车，而且总是包一节软卧，供她和几个随从乘坐。一节软卧车厢，寥寥数人而“卧”。她宁可让别的铺空着。她喜欢耍这么大的“派头”。
她一到上海，就住在位于市中心茂名路上第一流的锦江饭店。这座由原先的华懋公寓与茂名公寓组成的宾馆，是她当年在上海滩的时候所非常熟悉的。她住进豪华客间，从不轻易露面。
此人便是江青，当年上海滩上的电影演员蓝苹。为了替她的行踪保密，上海有关部门为她取了代号——“客人”或是“女客人”。
“女客人”常常来上海，最初是为了治病。她的病颇多，诸如精神官能症、慢性胆囊炎、急性膀肌炎、植物性神经系统病症等。虽然北京也有着第一流的医生和医院，她偏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曾给她的人生历程打上深深的印记，她最浪漫的一段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
她是一个生性好强、不甘寂寞的女人。当年，二十来岁的她，闹得上海滩沸沸扬扬，大报小报登满她的“明星”生活以及跟唐纳、章泯离离合合、打打闹闹的新闻，已经最充分不过地显示了她的个性。
无奈，在延安，在她成为“第一夫人”的时候，组织上告诫过她，不参与政事，她也一口答应。好不容易，她在那里捱过了漫长的寂寞的日子。她自己也明白，新来乍到，羽毛未丰，无法染指党政大事。
进入北京之后，她探头探脑，要管点“闲事”了。
一九五○年七月十一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委员有周扬、陆定一、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田汉等文艺界名流。她挤了进去，也当个委员。
她并不想当个徒有虚名的委员。她试着管点“闲事”。据她自己后来回忆，她曾“力排众议”，不怕“光荣地孤立”，在电影指导委员的会议上“多次提出批判《清宫密史》”。结果，谁也不予理睬，简直气坏了她。
一九五一年，她总算出过一回风头。那年二月，《武训传》在全国上映。她对周扬说：“《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周扬不以为然，竟顶撞了她：“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到了这年五月二十日，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了，因为这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显然，天平的砝码倾向了江青一边。
江青趾高气扬了。她第一次露面，率领“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堂邑一带，进行了一个来月的调查。据她说，她冲破了周扬派去的秘书钟惦裴等的重重“阻挠和破坏”。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连载经毛泽东修改、江青等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这是江青赢得的第一次胜利。
她一次次参加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一次次进行“指导”。正当她欲大展宏图之际，于一九五二年二月病倒了，不得不去疗养。
在疗养中，她仍想重返政治舞台。一九五四年九月中旬，她曾忽地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周扬、邓拓、林默涵谈话，透露了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消息：毛泽东十分赞赏刚刚出版的《文史哲》杂志上两个小人物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她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两个小人物的文章。
周扬嗯嗯了一番，送走了江青。江青天天翻《人民日报》，一个来月过去，居然毫无动静。显然，周扬没有把她的意见放在眼里。
十月十六日，再度发生重大的转折：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的同志，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批评了周扬这样的“大人物”，支持了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
毛泽东的信中提及：“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这里所说的“有人”，正是指江青。
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遵嘱毛泽东的意见，刊登了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江青第二次又获得了胜利。
紧接着，她又病了。一病，就是七年——从一九五五年病到一九六二年。病中，她只是挂着“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样两个空头官衔。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她决心第三次涉足中国的政治舞台——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
她从前两次的较量中，已经有了经验——只有借助于毛泽东的崇高威信，她才能胜利。
一九六二年九月，就在毛泽东发出“干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她约见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的严重问题”。跟前两次一样，部长们并没有听进她发出的警告。如她所形容的，叫做“充耳不闻”。
正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何庆施在上海发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崭新口号，与她不谋而合。
于是，“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这一回，她不忙于治病，也不忙于调看内部电影。二月下旬，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何庆施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说实在的，张春桥对她并不陌生。当年，崔万秋常常跟他说起蓝苹。他从报纸、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