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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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庆施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说实在的，张春桥对她并不陌生。当年，崔万秋常常跟他说起蓝苹。他从报纸、画刊、电影中，早就认识这位“影星”。他知道她是一个心眼儿小又很高傲的女人，在她面前倍尽小心。
她对张春桥呢，虽说当年同在上海滩，而且说不定还在崔万秋家见过这个穿蹩脚西装的狄克，不过她的眼界甚高，是不大会记得住这样的小人物的。何况，张春桥也尽力假装不知她的底细，一字不提三十年代的往事。他明白，那已成了她的一块心上的创疤。
在柯庆施的介绍下，她与他握了一下手，算是结识了。
那天的谈话，差不多只在江青与柯庆施之间进行。张春桥只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的表情。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为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张春桥在一旁细细观察着。他发觉，江青依然保持当年蓝苹的风度，口若悬河，不断地做着手势，常常放声大笑，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女人。
那天，江青漫无边际地说了好多好多。善长于归纳的张春桥，把她的见解归为三点：
第一，她要“破”，也就是批判。她要批《海瑞罢官》，要批《李慧娘》，要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
第二，她要“立”，也就是提倡现代戏。这一回，在上海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只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狭窄，她想改成京剧，推向全国；第三，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她的“基地”。今后，她要常来上海，不是为看病而来，是为建设“基地”而来。
这一次与江青会面，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从此，江青的印象之中，有了张春桥。
在“女客人”坐着软卧包厢离开上海之后，一颗信号弹从上海《文汇报》升起。
那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署名“梁壁辉”。这是根据江青的旨意，和柯庆施一起组织，张春桥参与密谋，在上海打响的批判“三家村”的第一炮。
“梁壁辉”何许人？俞铭磺的化名。
《“有鬼无害”论》批谁？批孟超的《李慧娘》，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孟超，江青的老乡——同是山东诸城县人。他比江青大十二岁。早在一九二四年，孟超就来到上海，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开始写诗、散文，并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在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创作室副主任、幻灯编辑室主任。
一九六一年《剧本》第七、八期，发表了孟超写的昆曲剧本《李慧娘》。与此同时，北京开始演出《李慧娘》。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发表了廖沫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赞扬了昆曲《李慧娘》。
作为同乡，江青不仅熟知孟超其名，也了解他的家世。自然，孟超的《李慧娘》的上演，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江青给这出历史剧“上纲”，认为是“借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她看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心想，你为“毒草”叫好，连你一起批！
最初，江青想在北京找人支持她，发表批判孟、廖的文章。无奈，北京并非她的“基地”。彭真是北京市市长，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邓拓是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廖沫沙乃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廖、邓后来被称为“反革命的三家村”，彭真被说成是“三家村的黑后台”。面对北京那样的阵营，江青当然无法开展她的“批判”。
她来到上海，发觉有柯庆施那样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有张春桥那样的谋士，有姚文元那样的棍子，她得到了支持。正因为这样，她所组织的第一篇批判文章，成功地在上海登出来了。这是她与阿庆施、张春桥第一次“协同作战”……
关于这第一篇批判文章，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把她的“认识过程”谈得很清楚：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如今，人们提及“文革”，便会提及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梁壁辉的《“有鬼无害”论》鲜为人知。其实，真正的“前奏曲”，是这篇《“有鬼无害”论》。正是《“有鬼无害”论》的成功发表，使江青把她的“争取批评的权利”的希望寄托于上海，这才有了第二篇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两出戏的书记”
新鲜，新鲜，身上没有一个“音乐细胞”的张春桥，忽然借起电唱机、录音机来了。
新鲜，新鲜，在上海的“中南海”——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宿舍张春桥家里，忽然传出一阵阵唱京戏的声音。
就连西皮、二黄也分不清楚的张春桥，忽然成天价守在电唱机、录音机旁，闭着双眼，歪着脑袋，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在那里细细听着《霸王别姬》、《打渔杀家》、《群英会》、《三岔口》。
恨只恨，当年的狄克怎么只顾着骂鲁迅，不去学几句京戏？如今，只好“临时抱佛脚”了。
古曰：“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打从“女客人”那里得知她要“立”，要搞“京剧革命”，要抓“京剧现代戏”，张春桥就马上意识到，赶紧学点京剧！
结识“女客人”之后，张春桥发觉，一旦得到她的青睐，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她是比柯庆施更好的“梯于”。投其所好，顺着她的所好在上海抓“京剧现代戏”，显然是一条接近她的捷径。
不过，她的“语言”，张春桥几乎听不懂；
“四平调轻飘飘的，无论如何不要用那个玩意儿。”
“我对西皮有怕。”
“反二黄低沉，如果达不到激昂，就有损革命英雄形象。”
“昆曲、吹腔、高拨子，最好不用，群众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这一连串的“行话”，使张春桥如坠云雾之中。他不得不学习京剧ABC——这一回，可万万不能闹当年乱标古书的笑话！
须知，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北平的《晨报》上，便登载过这样的广告：
“山东王泊山昆剧团来平，李云鹤演出《玉堂春》。”十七岁的李云鹤，后来成为蓝苹，后来又成为江青。她自幼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平剧、昆剧。只有懂得她的“行话”，才能与她有着共同的语言。一个门外汉，张春桥费煞苦心，突然狂热地钻研起京剧来了……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江青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感到满意。她从十二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本来，这是张春桥很好的为她效劳的机会。
可惜，当时的她对张春桥还是初识，竟把这道地的“上海货”交给了北京的中国京剧院去改编。张春桥知道了，连连顿足，深为遗憾。
关于这个过程，江青曾这样讲述过：
为《红灯记》我是化了不少心血的。我为了想查明这个故事是虚构还是写实，曾到处打听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谈谈，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实。假如这个剧本竟为叛徒立了传，那可怎么办？单是这件工作，就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其它关于剧本处理方面的，就不说它了。
对这个剧本（爱华沪剧团的演出本），我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之后，感到还是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好。其它有的剧本刘人物简直有很大的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张春桥刚刚失了一个“球”，紧接着又失了一“球”！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秋，江青又看中了“上海货”——沪剧《芦荡火种》，却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去改编京剧《沙家洪》。不仅如此，为了帮助北京京剧一团排演好《沙家洪》，江青还把演出《芦荡火种》的上海人民沪剧团请到北京去！
张春桥连失两“球”，着急了。他对江青说：“上海不光是‘破’，也能‘立’呀！江青同志，给上海交任务吧，我一定把上海的京剧界组织好。”
终于，江青给张春桥交任务了。江青又来上海了，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上海举行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用当时的宣传词句来形容，这次观摩演出是“在何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举行的。
柯庆施在会上慷慨激昂，讲话的口气是非常硬的；“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柯庆施如此有恃无恐，敢于断言戏剧界“十五年来成绩寥寥”，是因为十多天前——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何庆施送去的《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写下一段至为重要的批示——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两个批示”中的一个。
这个批示，三年后成为发动“文革”的“理由”之一：
各种艺术形式—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中，江青走到哪里，张春桥就跟到哪里，张春桥把江青请到了上海京剧院，“指导排演”《智取威虎山》。
这么一来，《智取威虎山》打上了“江记”印戳，成为上海第一出由“江青同志亲手培育的革命样板戏”。
张春桥乐了，上海也终于有了“样板”。
紧接着，一九六四年冬，江青在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江青对张春桥说：“《海港的早晨》也可以改编成京戏嘛！”
哦，第二个任务也下达了。
张春桥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在上海树起了两块“江记”的样板戏。
张春桥因此博得一个雅号：“两出戏的书记”！
江青剋了张春桥一顿
张春桥抓“样板戏”之“乐”、之“甜”，是人所皆知的：张春桥正是借助于这条捷径，迅速地接近了“第一夫人”，博得了她的好感，从此扶摇直上。
可是，内中的苦、酸、辣，却是外人莫知。向来守口如瓶的张春桥，大约是太累了，大约是太烦了，偶然地吐露真言。
那是张春桥的一位熟友，回忆往事，对笔者谈及有趣的一幕：
康平路，他遇见多日未见的张春桥。
他拍了张春桥的肩膀：“老兄交鸿运啦！”
“唉！”张春桥竟喟然长叹。
“怎么，还叹气？”他感到奇怪。
“一言难尽，太累了！”面对老朋友，张春桥这一回并不掩饰。
“日夜写文章？”他问道。
“不是写文章，是做记录。她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记下来。特别是在看戏的时候，她喜欢看到哪里说到哪里。剧场里那么暗，我记的时候看不见字，回家以后要重新整理，怎么不累？”张春桥叹毕，忽然意识到什么，马上闭紧了嘴，急匆匆走了……
倘若当年他不对老朋友说出这番真话，今日的人们恐怕很难想像张春桥那时候的苦、酸、辣。
“女客人”是个乍乍呼呼的女人。她的话，一天可以装一箩筐。她随时随刻都要发表“指示”，而她的“指示”又往往那么琐碎，那么拉杂，从演员的衣服上要不要露出一点儿棉花，到背卡宾枪呢还是拿“三八式”，她全要发表“指示”。而她又是一个喜欢耍脾气的女人，一点她讲过的“指示”没有照办，哪怕是她提出的门帘上多打一块补丁的“指示”没有照办，她都要发火，要训人。
伺候这么个“女客人”，真把张春桥弄得苦不堪言。
她，“淌着心上的血”，“培育”着“革命样板戏”。张春桥这位“两出戏的书记”，笔不离手，本子不离手，只要她讲一句，他就记一句。每一回，张春桥向京剧院传达“江青同志指示”的时候，总是详详细细，一字不漏。
也真“难为”张春桥，在笔者所看到的各“样板戏剧团”整理的“江青同志指示”中，唯有张春桥来自整理的那几份最为详尽。
张春桥所整理的《江青同志对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指示》，长达万言，几乎达到“有言必录”的程度：
舞台调度，杨子荣一上来就来了个武生的亮相，这样不好。应该跟着锣鼓点子上来，吧相亮在报告、敬礼的地方，灯就打在他在脸上。
在李妻被土匪打死的时候，老太太要用低的声音喊出“孩子他娘……”这要过硬，声音低，又要送到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至。不能大喊大叫。
杨子荣可以从容地脱掉大衣。脱大衣要注意方法，不能顺便一放，杨子荣可以搞一个姿势，表现隐蔽自己。
白茹要急着去救孩子，可以用葡萄糖合炒面，给孩子吃。
演员中没有一个搓手表示天气冷的。
小分队要改名字，小分队是苏联的称号，当时东北常用的是剿匪队或追剿队。
光是“有言必录”、“句句照办”还不行。江青常常坐一个主意，站一个主意。
昨儿个这么说，今儿个那样讲。辛辛苦苦、战战兢兢的张春桥，少不了挨她的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