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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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许许多多暗箭般的毒文，也不再有暴露之虞。

　　细思量，他又不由得双眉紧锁。死材料易禁，活口难封。那么多书库管理员，势必看过那些三十年代报刊。这些人一张口，就会发射出“炮打江青”、“炮打张春桥”的炮弹，更何况那个泄露“狄克=张春桥”这一天机的主炮手，迄今隐伏，未曾抓获。

　　张春桥又下一道密令……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向解放军学习”的口号响彻上海文化广场。“工军宣队进驻上海文化系统”的盛大的“欢迎仪式”，在那里举行。

　　主席台上，戴着大红纸花的工、军宣队代表，慷慨激昂地发言，不断引述姚文元在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九月二十二日，一支由穿绿军装和蓝色工装者组成的队伍，挎着鲜红色的语录袋，步入上海图书馆大门。军人六名，工人二十七名。这支“领导一切”的队伍，事先接到张春桥的密令，肩负特殊使命，进驻这“敌情非常严重”的单位。

　　张春桥毫不含糊地说：“上海图书馆有一批很坏的人！”

　　不仅“坏”，而且是“很坏”；不只是一个，而已是“一批”。上海图书馆的“敌情”如此严重，张春桥这一句话就说得够清楚的了。

　　在上海市革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张春桥说及有人用三十年代资料“炮打”他，顿时竖眉瞪口，穷凶极恶地说：“以后谁再要提这个事，我就不客气了，我是要整人的！”

　　果真，张春桥“不客气了”，“整人”了！

　　徐景贤为“整人”定下了罪名：“上海图书馆有人曾提供了三十年代资料，就是提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

　　不言而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现行反革命。

　　在“清理阶级队伍”、“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口号下，“整人”开始了。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徐家汇藏书楼的工作人员。诚如一九七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所披露：“藏书楼的九名工作人员，包括工勤人员、图书馆修补工，也没有一个逃脱‘四人帮’的魔掌。甚至临时在藏书楼工作过的人、进过藏书楼的人、接触过三十年代资料的人，统统成了‘审查’对象。”

　　藏书楼那百年老屋里，刀光剑影闪耀，腥风血雨可闻，一时间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自危。

　　“学习班”不断收进“新学员”。只进不出，挨整的人数从九人扩大到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以至五十多人！

　　张春桥还不解恨。他批评进驻上海图书馆的工、军宣队还太右，指派得力干将、市文教组头头徐海涛亲自坐镇上海图书馆，工宣队员增至三十七人，军宣队员增至九人。

　　大军压境，乌云欲摧藏书楼。

　　张春桥激将了：“‘一办’（即市文教组——引者注）的徐海涛，你好像没有一点波涛。我看你很怕。（徐海涛马上答曰：“我不怕！”）我看你怕。怕什么？在这块阵地上战斗，不准备头破血流是不行的！”

　　徐海涛掀浪兴涛了。

　　一九七○年二月九日，徐海涛杀气腾腾，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了“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动员大会”。

　　坐在台上，他的手指朝上海图书馆主楼顶上的巨钟一指，骂声咧咧：“你们上海图书馆的钟楼，不是钟楼，那是炮钟！”

　　这句话，顿时成了徐海涛的“名言”！

　　徐海涛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张名单。台上念一声，台下的打手们抓一个。

　　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被抓进了隔离室。

　　徐海涛还宣布，对这些被拘留者的家，进行“保密检查”。

　　多么动听的词儿——“保密检查”，其实就是抄家！抄家的重点，是收缴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防扩散材料”。惟其“防扩散”，故日“保密检查”。

　　以下是一部分被隔离审查者的名单及隔离期限：

　　费毓龙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

　　罗良健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

　　施龙生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六月。

　　任光亮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年五月。

　　刘　萱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年五月。

　　于为刚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年四月

　　当年，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如今，张春桥则“封书囚儒”！秦始皇焚书坑儒，为的是“禁止儒生以古非今”；张春桥封书囚儒，为的是遮盖自己的罪恶，掩人耳目。

　　满口马列的张春桥，到头来率由旧章，拾起封建帝王的牙慧。“藏书楼案件”，震惊上海。一九七一年四月，王洪文把“藏书楼案件”列为上海所谓“十大反革命案件”之一，竟又增派工、军宣队二十多名。

　　在那风云变幻的岁月，忽地全国上下掀起“五·一六分子”来了。

　　徐景贤像绕口令似的，把“藏书楼案件”提到了新的高度：“清查‘四·一二’，就是清查‘五·一六’，清查‘五·一六’，就要清查‘四·一二’。”

　　如果将来不出版一部《文革辞典》的话，不用说后人将弄不清楚这些“四·一二”、“五·一六”了，就连现在三十来岁的人也不知所云。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文化系统清查“五·一六”动员大会上，藏书楼又成了重点目标。王秀珍声色俱厉，大叫道：“‘五·一六’分子在藏书楼查了那么多的材料，杀了他们的头也不解恨！”

　　无端受审，无端蒙尘，朱保炯成了第一个牺牲者。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六日，朱保炯悄然服下过量的肺结核特效药“雷米封”，自杀身亡，以死相抗。

　　青年工作人员袁嘉锡被逼得精神失常，他，只不过在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即原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引者注）“红影组”为了写《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录》，来借三十年代电影杂志，由他经办；他，只不过在“四·一二”炮打的时候，说过“张春桥是叛徒”、“藏书楼有张春桥的罪证”。他被定为“清查重点”。

　　一九七○年二月十三日，袁嘉锡被送入“学习班”；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袁嘉锡被隔离审查。

　　尽管他在隔离审查时精神失常了，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市公安局仍发出了逮捕证。

　　他锒铛入狱，直至一九七三年三月才被释放……

　　费毓龙做了一场噩梦

　　斗换星移。

　　和风吹煦的日子，我推开那扇灰色的边门，步入藏书楼。

　　院子里的水泥路，扫得干干净净。草地上绿草完葱，彩蝶翻飞。

　　楼下的阅览室里，日光灯通明，白发银须的教授，身穿警服的公安干部，戴着眼镜的中青青年学者，正在灯下翻阅那些用繁体字竖排的旧报章。照相机在咔嚓作响。复印机上的指示灯在闪烁。那些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印的封条，早已无影无踪。

　　我沿着宽大的木楼梯上楼，那里静寂无声，我在书堆里找到了费毓龙。他正聚精会神地翻阅着一百多年前出版的英国缮本书籍。

　　他，文质彬彬，正襟危坐，说话慢条斯理，年近花甲。他被隔离审查达两年零七个月。旧事重提，他黯然神伤，如同做了一场噩梦……

　　他，一九五一年毕业于沪江大学。来到上海图书馆以后，一直管理科技方面的外文书籍。他懂英语、俄语、法语、拉丁语。本来，他一向在总馆工作，跟徐家汇藏书楼毫不相干。

　　仅仅因为极为偶然的原因，他被卷进那可怕的政治漩涡。一向做人小心谨慎的他，居然也给扣上“炮打分子”的可怕罪名。

　　藏书楼所藏的中文旧报刊，本来根本用不着他这个英语系的毕业生去当管理员。

　　“文革”开始，藏书楼原来的一些老管理员靠边了。他这个既无政治问题，又无“反动言行”的人，被临时派往那里工作。他是个胆小怕事、安分守己的人，从不去翻看那些三十年代的旧报刊，况且他对那些内容也毫无兴趣——当他见到年轻的工作人员翻看蓝苹剧照时，他还好心提醒他们，不要看这些，免得招惹是非。

　　一九七○年二月九日，当上海图书馆召开“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大会”的时候，他感到有点异常，因为他一走进会场，刺有人跟着他。他坐下来以后，前后左右马上有人坐下来，不时用目光扫视着他。

　　徐海涛坐在台上，逐一念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名字，念一个，揪一个。

　　突然，徐海涛念到了“费毓龙”！那几个事先坐在他旁边的人，马上把他的手臂拧到背后，按下了头，来了个“喷气式”。

　　他，一个“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人，就在当天被隔离审查。

　　他，单独隔离。隔离室在上海图书馆主楼的三楼。这座楼原本是旧上海跑马厅的“摇彩间”，他所住的隔离室是原先的厨房间。没有窗户，终日不见阳光，二十四小时开着电灯。看守不时从门上的小孔往里窥视。冬日，冻得发抖；夏天，热得像蒸笼，坐在那里不动也出汗。

　　吃着食堂的剩菜。吃不饱，但也饿不死。冬天用冷水刷牙，夏天不许洗澡。尿盆在封闭的小房间前发着熏人的臭气。

　　他想念着妻子、父母和两个孩子。音讯全无。连通信的权利也被剥夺。

　　最可怕的，莫过于孤寂。面壁而坐，终日无言无语，不许与人说话，生怕“扩散”。

　　人乃后物之露。人有思想。思想关不住，锁不上。只要他活着，他总是在思想，想这，想那。即使是窗外一、两声鸟鸣，也会激起他思想的涟漪：“鸟儿能自由翱翔于蓝天，我连鸟也不如！”

　　深夜，整座大楼死一般的寂静，世界像凝固了似的。忽然，响起了脚步声，那是看守来提审同楼的审查对象。他这一层楼里，关押了好多个“炮打”者。声声脚步，由近而远，迈过一级一级楼梯。声声入耳，又在他的思想中产生恐惧的感觉；仿佛每一步都是从他的身上踩过。

　　他过度的敏感，过分的慎微，天长日久，他竞产生幻觉、幻听。他常常觉得母亲在耳边亲切呼唤他，待他答允了一声，母亲忽地消失，不知去向。他又觉是有人朝他走来，可是，始终站在他的前面原地踏步，总是跟他保持一段距离。他一伸手，幻影倏然而逝，无从寻觅。

　　他明白，他的神经开始错乱了。为了打破过度的寂寞，他开始背《实践论》，一句一句地背，希望把注意力转移到背书上。可是，毕竟无法终日背书。放下书来，那种可怕的孤寂感，又袭上心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

　　一次又一次提审他。他实在交代不出什么：他被调往藏书楼，管理报刊成了他的工作。人家要借什么，他按照借书单，把报刊借给读者。仅仅如此而已。可是，当那些读者成了“炮手”，专案组一查借书单，是经他的手借出去的，就把他押进了隔离室。因为提供“炮打”材料也是“炮打”！然而，他，能坦白什么？能交代什么？

　　他无法交代，便被认为态度顽固，受到斥骂。仿佛只有他承认自己是什么“五·一六分子”，这才是“老实”，这才是“坦白”。

　　他发高烧，额头滚烫，不得不上医院。可是，在医院里他的后边一直有两个看守紧紧盯着，人们对他投来鄙夷的目光，似匕首，如利剑，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从此，他发誓不去医院，任凭高烧折磨着自己。

　　他，终于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片。他还吞下了在地上找到的轴承里的钢珠。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赶紧离开这恫瘝至深、鬼哭神嚎的世界。

　　然而，他欲死不成。他被看守发现了，送入医院灌肠……

　　他又挨斗受批。

　　他气糊涂了。在一份交代里，把“向毛主席请罪”的“向”字漏了，成了“毛主席请罪”！可是，他竟没有发觉，把交代交上去了。

　　幸亏一位工宣队员，是心眼挺好的老师傅。师傅看了他的交代，没有声张，叫他赶快补上个“向”宇。就这样，使他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怪不得徐海涛骂有的工宣队员“太右”。然而，被派去整人的人，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心情抑郁是癌症的引发剂和催化剂。在费毓龙关押期间，父亲以泪洗面，死于肺癌。

　　临终之际，还在病床上不断呼唤着费毓龙的小名：“丽生啊，丽生啊……”

　　费毓龙的弟弟毕业于南开大学，在洛阳部队工作。当时患风湿性关节炎，住院治疗，得知哥哥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弟弟变得精神恍惚，在病床旁摔了一交，严重脑震荡，遽然而逝。

　　可是，费毓龙在隔离室内与世隔绝，一点也不知道父亲、弟弟离世的消息。

　　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关押审查，实在查不出费毓龙的“四·一二罪行”和“五·一六罪行”。他被定为“一般工作错误”，终于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二日获释。

　　直到这时，他才得知父亲和弟弟受到牵连，早已不在人间。他失声痛哭，两天水米不沾牙……

　　噩梦醒来，他已是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人了。心脏变形，呈套鞋形。高血压，医生给他开长病假，组织上也多方照料他。

　　可是，他却把病假单塞在衣袋里，忙于上班，他要追回那白白耗费了的十年时光。

　　如今，他正埋头于整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大量外文珍本图书。这些书大都是当年那些传教士携来中国的。他精通多国外语，非常适合做这样的研究工作。他从堆积如山的外文旧书中，发现明代科学家徐光启译的《几何原本》所依据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版本，一百年前传教士所著《徐家汇孤儿院》缮本，一七○六年出版的雅尔兰·义迭思所著《使华三年历程记》，一六八二年巴黎出版的比利时人南怀仁的《天主教在华传教情况公开信》等等。他如鱼入水，探骗得珠，在一片深海中寻找宝贝。

　　虽然“文革”给他留下了一身病和辛酸的回忆，但今日他的心情却是舒畅的。他用两句话，概括今昔：

　　在“文革”中，盘旋于他的脑子的是“士可杀不可辱”；如今，他常常想到的是“士为知己者死”。因为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要报知遇之恩。

　　这就是他，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士”的心声。

　　主炮手人安在？

　　费毓龙只是偶然涉足藏书楼，横遭飞祸，被隔绝人世于斗室之中。他显然并不是“四·一二”的主炮手。

　　主炮手安在？

　　我问费毓龙。他却面有难色，说道：“你不见得能够找到他！”

　　奇怪，天底下哪有找不到的人？何况此人住在上海，怎么会找不到？

　　费毓龙劝我，欲访此人，一定要请上海图书馆党总支助一臂之力。

　　我来到了党总支办公室。书记陈雷、副书记狄华，很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情况：他叫葛正慧。揭露“狄克=张春桥”的，就是他。在“藏书楼案件”中，受迫害最深的，也是他……

　　档案上清楚地记载：经王维国、徐景贤批准，上海市公安局于一九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逮捕葛正慧。经五年零两个月的监禁，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获释。

　　如今，为什么难以找到他呢？

　　两位书记告诉我其中的缘由：葛正慧已经退休，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