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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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毅也站了起来说：“不要走，要在这儿斗争！”

　　谭震林一听，回过身来，又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大声地说：“陈老总，我不走！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儿也不走！”

　　这时，陈毅怒火中烧，放炮了：“延安整风的时候，就有许多老于部挨整。

　　‘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引者注：指当时康生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

　　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过整吗？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现在，不能再重复这些错误！”

　　陈毅的话，直刺对面那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康生。康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陈老总快人快语，继续放炮：“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张春桥的脸，像冻住了一般，毫无表情。唯有他的眼珠在转动。谁“放炮”，他的眼珠子就朝谁瞪。他竭力用脑子记住对方的每一句话。他并不马上“回击”。

　　他一言不发。他有充分的“涵养”。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之后，他曾主动“邀请”一批历史学家开座谈会，“虚心”地“征求意见”。历史学家们指着他鼻子痛骂，他也毫不动气。他向来的策略是“后发制人”。

　　坐在张春桥一侧的姚文元、王力，则仿佛成了记录员似的，两支笔在本子上刷刷地记着，记下对面射来的每一发“炮弹”。

　　在陈毅猛烈地放了一通炮之后，叶剑英说话了：“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也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呢？”

　　李先念上阵了。他往日讲话总是那样不紧不慢，此刻他的语气显得急促：“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

　　听到这里，谭震林又激动起来，他大声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我连哭都没有地方哭！在办公室里，跟前有秘书；回去到家里，跟前有孩子。我只能背地里流泪！”

　　李先念深有同感，说道：“我也哭过三次！”

　　这时，坐在对面的谢富治，再也忍不住了，插嘴道：“不要从个人出发嘛，要从全局出发。”

　　听了谢富治这话，谭震林猛然又站了起来，怒目圆睁，缓缓地说，每一个字都重千钧：“我不是为自己哭，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这场由张春桥引起的中央碰头会上的大论战，便被称为“大闹怀仁堂”。

　　张春桥果真“后发制人”。当天夜里，他和姚文元、王力一起，驱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在那里一起核对了笔记，由王力连夜写出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

　　第二天，在江青的安排下，张春桥手持那份记录，和姚文元、王力一起到毛泽东那里，告老帅们的状。张春桥知道，只有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才能压得住那班老帅、老将军、老干部。

　　江青没有去，张春桥领着头。毛泽东抽着烟，靠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张春桥那添油加醋的汇报。毛泽东毕竟熟知他的老战友们的脾气，只是听着，并没有说什么话。

　　但是，当张春桥汇报到谭震林拿起大衣要走的时候，毛泽东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说了一句话：“他不愿于，让他走嘛！”

　　姚文元和王力，又一次充当记录员。他俩立即记下这句“最高指示”。

　　当张春桥提及陈毅批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深深地激怒了。

　　两支笔沙沙地同时记下另一段“最高指示”：“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张春桥坐在红旗牌轿车宽敞而舒适的座位上，得意地笑了。

　　他马上要成为“最新最高指示”的发布官。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别说陈丕显不在话下，那谭震林、陈毅也马上被赶入打倒之列……

　　也就在这一天——二月十七日，当毛泽东在与张春桥等谈话的时候，谭震林在奋笔疾书。“大谭”忧民忧国如焚，把心中的积愤倾注于纸上。当时，“大谭”尚不识林彪的真面目，把一封长信写给了此人：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日“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斗了，戴了高帽，坐了气机（引者注：指“喷气式飞机”，比噏挨斗时低头、弯腰、双臂后曲的样子），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工、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要斗下去，拼下去。……

　　在谭震林的信中，还有一段直接谴责江青的话：

　　他们不听毛泽东的指示，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毛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这里的“武则天”，指的便是江青。

　　直言不讳，“大谭”的信充分显示了他的磊落耿直的性格。

　　他没想到，林彪跟江青坐在一条板凳上！

　　林彪收到谭震林的信，写下一段批示：“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谭震林的信，被林彪转送给毛泽东。

　　二月十八日深夜，毛泽东紧急召见了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毛泽东请来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叶群也在座。

　　这天夜里，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当面批评了自己的老战友李、陈、叶。康生用这样一句话形容当时的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

　　毛泽东拥有最高权威。他的这次“震怒”，成为转折点。

　　从此，老帅、老将军、老干部们的“二月抗争”，被说成是“二月逆流”。

　　“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箩”

　　大的字，写在纸上，贴满了北京城。

　　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露面。那话里充满着得意。下面是当时传单上所印的张春桥讲话记录稿：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

　　刚才姚文元同志说了，我们最近到北京去了。我们是十二号去的，是毛主席要我们去的。（鼓掌，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有一张大字报问张春桥为什么又到北京了呢？那我现在可以答复：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北京的。（掌声）

　　我们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当天很快就接见了我们。后来，主席又召集了中央会议，讨论了上海的工作，还有其他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以前，毛主席又接见了我们。刚才姚文无同志说了，我们首先应该向问志们汇报的就是：主席的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群众呼喊，听毛主席的话，不折不扣实行毛主度的最新指示！）我们每一次谈话的时问都是很长的，但是主席的精力非常旺盛，始终都很愉快。每一次谈话，他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好多上海的情况只要我们提一句，主席就知道了，他就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情况，非常关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北京一个星期，每天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知道，主席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一再地接见我们，这不只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感到光荣，我们知道我们是代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去的，我们代表在座的问志们去向毛主席汇报的。（掌声。众呼，毛主席最坚决地支持上海革命造反派！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此时的张春桥，已在扮演“钦差大臣”的角色。他借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抬高了自己，保护了自己。他的头上，已经戴着金灿灿的光圈，成为上海至高无上的权威。

　　一九六七年，是张春桥直线上升的一年：

　　在掀起全国性的“批判二月逆流”的高潮之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一人之中，倒掉了六人，即陶铸、邓小平、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只剩下五人，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贺龙、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也被打倒，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取而代之——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只是规定，“中央文革”成员列席政治局会议。这时，列席者居然代替了出席者！于是，在中共党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怪事，一个在党章上都查不到的“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政治局、书记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一下子成为地位显赫的人物。从那以后，中央文革均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者并列的形式发出。“中央文革”权重一时。

　　也就在这一年，“中央文革”中的三员大将也倒了——王力、关锋、戚本禹。

　　因为毛泽东批评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社论是大毒草，“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动口号。三个秀才成了炮制这一口号的林彪、江青的替罪羊。这下子，“中央文革”只剩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人。张春桥大权在握了……

　　炮口再度对准张春桥

　　物理学上有一条这样的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

　　其实，物理学的定律不只适用于物理学。张春桥的高压政策、倒行逆施、待务统治、残酷迫害，骑在上海人民头上拉屎撒尿，那强人的反作用力早已形成。

　　“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以仅仅两小时的时差，被张春桥用“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用“工总司”压了下去。

　　十五个月过去。如同本文开头所写——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爆发了更为猛烈的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高潮。

　　《文汇报》突然成了脱缰之马。在“一月革命”中“新生”的《文汇报》，本来成了张春桥的手中的舆论工具，这天却甩离“张春桥轨道”，成了炮打张春桥的“舆论大炮”。

　　这天的《文汇报》，打的是“拐弯炮”。今日的年轻人，倘若重读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的《文汇报》，会如坠云雾之中。那是在特殊年代用特殊方式进行的“炮打”。在第三版，印着这样的通栏标题：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誓死保卫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忽然来了这么五个“誓死保卫”，究竟出了什么大事？

　　哦，“注释”就在第三版上，全文转载了这年四月七日《北京日报》社论：

　　《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不知内情者，把《北京日报》的社论读了一遍，仍不得要领。

　　当然，当然，如果把《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印发的传单《十个为什么？》读一遍，那就会明白一些：

　　一，最近上海市召开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为什么新华社不发报道？

　　二，《人民日报》、新华社为什么一连三个月不转载、转发上海的社论？

　　二，北京三月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之后，上海三月二十八日召开二十万人大会，为什么张春桥来自和群众一起上街游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四，前几天江苏省革委会成立的消息里（引者注：江苏省“革委会”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成立，三月二十五日见报），张春桥的名字为什么放在最后，又不加“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

　　五，北京“三·二四”会议，为什么姚文元不让驻京办事处把消息捅到上海？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

　　六，第二军医大学“红纵”（引者注：即“红色造反纵队”的简称）为什么在沪特别吃香？他们公开反邱会作（引者注：邱会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为林彪死党），把矛头指向林副主席，上海市革委会为什么没人去碰一下？

　　七，张春桥原在石家庄报杜当社长，杨、余、傅都是晋察冀那个山头的。

　　八，张春桥在市革会扩大会上呼叫打倒杨、余、傅时，为什么紧张到把“傅崇碧”叫成了“邱会作”？

　　九，《解放日报》、《文汇报》都是毛主席支持的，为什么张春桥提出要合并成一家？

　　十，为什么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康愿以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

　　这份《十个为什么？》传单，当然要比四月十二日《文汇报》说得明白得多。

　　不过，“三·二四”是什么样的会议？“北京三月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又是怎么回事？跟张春桥又有什么关系？

　　事情的突然爆发，是在三月二十二日，林彪发布两项命令：一项命令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项命令是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

　　当天夜里，余立金被捕。杨成武、傅崇碧遭软禁。

　　当时，杨成武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立金为空军政委；傅崇碧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召集驻京机关部队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林彪作了长篇演讲历数“杨余傅”之“罪状”：

　　“……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

　　林彪还说，“杨余傅”是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

　　对于“杨余傅”的“批判”，在三天之后——三月二十七日，又升级了。北京工人体育场涌入十万之众，倾听着“中央首长”对于“杨余傅事件”的说明。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登台，作了极为“精彩”的演讲。

　　陈伯达这位“哲学家”，着眼于事物的“彼此联系”，作了如下推理：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后台，他们是刘、邓、陶遗留下来的余党，同时又是刘、邓、陶的小爪牙……”

　　你看，陈伯达一下子就把杨余傅、王关戚、刘邓陶串连在一起。

　　康生主管组织大权，此人最擅长于“揭老底”。他仿佛忘了王、关、戚一直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却翻出了陈账烂芝麻：

　　“钻进中央文革的刘邓分子王关戚，企图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央文革。王力是什么人？王力是个国民党。王力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他在一九六二年莫斯科裁军会议上就实行邓小平的‘三和一少’的路线，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欣赏，还要送给他金质奖章。关锋、戚本禹是什么人呢？

　　他们是彭真的亲人。我介绍一下，黑帮反革命叛徒彭真收买关锋、戚本禹。向他们联络，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