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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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口，再次对准了张春桥！
街头流传新编儿歌：
三人十只眼，
阴谋篡大权。
唯恐天下还不乱。
同志们，怎么办？
就是要和他们顶着干，
要把他们的阴谋来揭穿！
所谓“三人十只眼”，准都明白：江青、张春桥戴眼镜，两人八只眼，加上姚文元，不就“三人十只眼”了！
另一首新儿歌，也够辣的：
蚍蜉撼大树，
边摇边狂叫：
“我的力量大，
知道不知道？”
大树说：
“我知道，
一张报，两个校，
几个小丑嗷嗽叫。”
这里的“一张报”，指的便是上海的《文汇报》；“两个校”则是“四人帮”
当时的据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常用“梁效”这笔名发表大块文章，攻击周恩来，批评邓小平。至于“几个小丑”，指的便是“四人帮”。
第三次炮打张春桥的导火线，就是那“一张报”……
三月五日，是周恩来的诞辰。新华社在这天凌晨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电讯，内中提到了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队级斗志。”全国各报差不多都在三月五日全文转载了这一电讯。然而，三月五日的《文汇报》与众不同；第一版醒目地刊登于会泳手下那个文化部写作组以“初澜”笔名所写的大块文章。
这“初澜”是于会泳挖空心思才想出来的，取义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萍也；青，江青也。“初澜”即“出蓝”的谐音。新华社那条电讯，被挤到第四版去。据说，因“版面不够”，删去了电讯中周恩来的那四句题词。可是，也就在这个版面上，居然腾出地位，刊登了吹捧毛远新在辽宁“政绩”的两部电影的广告。
三月五日《文汇报》一发行，《文汇报》社不断接到读者质询电话；“为什么删去周总理的题词？”
“三·五事件”尚未平息，“三·二五事件”又风波叠起。
那是二十天后，《文汇报》头版刊登《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新闻稿。文中有一句话，深深激起了读者的震怒。那句话说：
“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所谓“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当时对邓小平的“专用代同”，谁都一看就明白的。至于“党内那个走资派”，显而易见，是指周恩来。
“《文汇报》骂周总理是‘党内走资派’！”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众多的读者反反复复捉摸着《文汇报》头版的那句话。短短几天之内，《文汇报》接到抗议信件四百二十多封，抗议电话一千多次。
“《文汇报》如此狗胆包天，后台是张春桥！”本来，愤怒的汽油早已撒遍中国大地，《文汇报》“三·五”、“三·二五”事件的火花，点燃起反张春桥的熊熊烈火。
张春桥的神经，像二胡的弦，一下子拧紧了。
张春桥的眼睛，天天盯着《内参》；张春桥的耳朵，夜夜听着各地爪牙从长途电话中传来的密报。
三月十一日，福建省中部并不很出名的三明市，街头突然贴出长篇大字报《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作者是三明市农机公司的赵大中。大字报明确指出，“张春桥是坏人！”
三月二十五日晚，南京大学有三十个小组上街刷大标语：“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南京轰动了！
这时候，来往于南京站的一列列火车，成了大学生们刷大字标语最集中的地方。
因为火车一开动，刷在车厢上的大字便成了“流动标语”，北上北京，东进上海，沿途点火，全国轰动。
大学生们最得意的一条大字标语，便是：“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
“驴头”是谁？一想到张春桥那如驴之头，个个哑然失笑。
三月三十日，南京人民对“驴头”指名道姓了。南京市中心一座大楼上，醒目地挂出大字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
四月一日，南京铁路中学校园水泥地上，刷出大字标语：“打倒张春桥，清除隐患，挖出定时炸弹！”
从南京传来的每一条消息，都使张春桥惶恐不安。他无法稳坐钓鱼台了。姚文元不时从《人民日报》那里，把“炮打”的消息告诉张春桥。张春桥忽地问姚文元：
“你读《红楼梦》，最欣赏的是哪一句话？”
姚文元茫然，不知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及了《红楼梦》？
张春桥自己答复了自己的提问：“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说罢，一声长叹！
张春桥的话，倒使姚文元记起《红楼梦》中的另一句格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姚文元和王洪文给南京打电话，充当灭火消防队。于是，南京广为张贴《四·一电话通知》，声称：“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予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
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不言而喻，所谓“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亦即“炮打张春桥”的文绉绉的代用词。
南呼北应。南京的反张烈火尚未扑灭，蓦地，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烈火升腾，在两辰年清明节总爆发了。
清明节——农历三月初五，阳历四月四日，正值星期天，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达二百万人次！一个又一个白色花圈，郑重地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无限哀思，一片深情，献给离世三个月的周恩来总理。据统计，从三月十九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的红小兵在纪念碑前献上第一个花圈，至四月四日深夜，共有一千四百多个单位献上了二千零七十三个花圈！
银花簇拥在纪念碑四周，诗如潮，歌似海。这一回，人们用一首首诗歌作为一发发炮弹，射向江、张、姚（当时的王洪文的面目，尚未完全暴露）。
一首《读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有感》，斥责张春桥为“伪君子，卖国贼”：
三月二十五，妖雾起黄浦，
《文汇》充当马前卒。
攻击总理真露骨，
当用开水煮！
伪君子，卖国贼，
谋权篡政心太黑。
几番梦中称王侯，
无奈是鼠辈。
好儿女，皆揩泪，
总理灵前列成队。
驱妖邪，莫慈悲，
要以刀枪对！
令人捧腹的是一张题为《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的大字报，署名“赤脚医生”。人们拥着挤着，围在大字报前。于是，不得不由一个小伙子高声朗读。一边读，人群中一边发出轻蔑的哄笑声。
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
《文汇报》负责人：
读贵报三月二十五日奇闻，真为你的身体担心，让我给你检查一下吧：哦，原来发了高烧，发烧引起神经错乱。建议赶紧治疗，否则亿万人民不饶。治疗方法：
一，把你们的意图写到题目里去，大张旗鼓地讲嘛！古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死到临头便发狂。可以再发表令人一目了然的文章。那时人们的眼睛就会闪光——红光。同时你们的眼睛也会闪光——绿光。这样会收效如神。除不如仙人之外，自然病除。以为上策。
二，停刊万年吧。大为遗憾，不能除根，引为下策也。
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见笑，见笑。
赤脚医生
丙辰清明
思念总理，总是伴随着斥责奸佞之辈。一首《斩河妖》，锋芒直逼江、张、姚：
斩河妖
读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翻案奇文，怒火满腔，挥笔疾诗。
翻案图穷匕首见，
攻击总理罪滔天。
浦江摇桥闪鬼影，
誓斩河妖红霞现。
诗中“浦江摇桥”，指的便是“江”青、“摇”文元和张春“桥”。
更有“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从南京传至北京，痛快淋漓地斥骂江青和张春桥：
妖风起处，定有妖精，
妖为鬼域，必显灾情。
乱党乱军，祸国殃民，
尾巴高翘，始露原形。
原名狸精（注：江青笔名“李进”的谐音），化名蒋亲（注：江青的谐音），
年方六十，实在年轻。
奇装异服，迎接外宾，
妖态百出，不得人心。
攻击总理，手段卑鄙，
蒋帮敌特，配合密切。
欺骗主席，罪大恶极，
狐假虎威，借助钟馗。
鬼喊打鬼，贼喊捉贼，
当年武斗，她是罪魁。
有个同伙，妖法更多，
名叫蠢翘（注；“春桥”谐音），最会奸笑。
两妖合作，收集喽罗，
篡权计划，有纲有目。
先夺舆论，伪装老左，
谈古论今，蛊惑人心。
侈谈什么，儒法斗争，
无非想当，封建皇帝。
自己复辟，不须放屁，
打击正直，排除异已。
滥用法权，施出诡计，
既想遮天，又想盖地。
张春桥陷入了第三次炮打之中。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危机，已经横下一条心。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张春桥在写信给儿子张旗（小名毛弟）的信中，透露过自己的心迹：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引者注：即第二次庐山会议，张春桥曾受到林彪集团的激烈攻击），我思想上己准备全家被杀了……
此后，在姚文元面前，张春桥曾露出一句真言：“爬得高，跌得重哪！”
前两回的炮打，他靠江青、林彪替他解围。这一回，怎么办呢？
两项决议使张春桥忧喜参半
四月四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会议。主持者是华国锋。
华国锋两道浓眉仿佛拧在一起。往日，他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大开腔。眼下，他是代总理兼公安部长，是毛泽东指定他主持中央工作，把他推到第一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无法再保持“中立”。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党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已经作了一次表态：“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四月四日——星期日的晚上，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谁都心中明白，要对正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摊牌。
会议开始不久，由北京市市长吴德报告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姚文元的秘书匆匆进来，递给姚文元一张纸头。姚文元看了一下，马上就说话了：“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我来念一份大字报。这是刚刚在纪念碑前贴出来的，许多人围在那里看。《人民日报》记者也在现场，抄了下来，打电话传录，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标题叫《大事记》……”
姚文元念起了《大事记》：
一、七四年一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二、七四年二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污蔑中央领导同志，污蔑文化大革命，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三、七五年一月，主席识破了江青的野心，召开了四届人大，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四、七五年七月，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民心大快。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
江青听罢，拍案而起，像扫机关枪似的，冲着华国锋说道：“这种大字报，贴在天安门，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你管不管？中央的人身安全还有没有保证？是谁把党内的机密，泄露出去，要不要查？写大字报的人，要不要抓？天安门广场闹得这个样子，你这个代总理、公安部部长，还管不管？如果你不管，我去找主席去！”
江青从姚文元手中，夺走那张《大事记》，站起来要走。
华国锋连忙请这位“第一夫人”坐下来。
江青气鼓鼓地坐下，朝毛远新说道：“远新，你好好记一记，回去向主席汇报。
尤其是华代总理的话，你一句一句都要记清楚！”
华国锋一脸尴尬地坐着。
姚文元这么一煽，江青这么一问．“军师”在节骨眼儿上说话了。张春桥的话不多，他的一句却起码顶江青十句。张春桥慢条斯理地说：“天安门闹事，使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匈牙利，想起了那个纳吉。纳吉原先是匈牙利的部长会议主席，给赶下了台。他在一九五六年就煽动闹事，发动叛乱，当上总理。我看，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
王洪文马上附和道：“春桥同志说得对。天安门闹事的总后台，就是邓小平！
刚才文元同志念的大字报上，那些家伙不是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待，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锋同志，政治局该对天安门闹事采取强硬措施了……”
华国锋终于定下调子——“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决定采取紧急措施……
四月四日子夜，向纪念碑献花圈的人们已经散去。空旷的广场上，小山一般的花圈在风中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只有一些自告奋勇看守花圈的人，在纪念碑四周巡逡。
凌晨三时，突然，黑压压的队伍、成群的大卡车，包围了纪念碑。五千民兵、三干公安干警、二百辆卡车袭击那层层叠叠的花圈。先后只用厂一个小时，两千多个花圈被二百辆卡车运走。五十七个看花圈的人全部被抓走。
翌日，当旭日照耀着天安门广场，北京的市民们这才吃惊地发现：花圈和诗，全都不翼而飞。
人民震怒了，成千上万的人，闻讯冲向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四周，已被军警布置了一道警戒线。据说，纪念碑从今日起开始“维修”，不得放花圈！
怒不可遏的群众，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花圈哪里去了？看花圈的人哪里去了？是谁下达的命令？
天安门广场响起嘹亮的口号声：“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红色的广场，英雄的广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三千多爱国学生在这里聚集，燃起了“五·四”运动革命烈火。如今，“四·五”运动又在这里爆发……
张春桥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写给儿子张旗的信中，谈及了自己的“四·五”感想：
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引者注：指位于天安门广场一侧的人民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
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这，一段，外人不知道，你们也不要吹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