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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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疑虑倒并非多余。就连她也看出，医生们“都不敢负责”——拍马者固然不乏其人，但是更多的人出于畏惧。
畏惧什么呢？因为她是“春桥同志的妹妹”！
果真，一次普通的手术，却出了个意料不到的大事故……
指名道姓请来麻醉名医
三月三十日，为张佩瑛动手术的日子终于来临。
天刚朦朦亮，护士已经进入经过严格清洗的手术室＿一切就绪。就连病人搁脚的木板、置膝的膝枕，也都放到规定的地方。
妇产科医院麻醉师叶景馨，也早就在手术室里忙开了。这位护士出身的麻醉师，今天格外小心。她已把两台麻醉机擦得干干净净，放置在手术台旁。本来，用本院的那台麻醉机就可以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有人以为还是用中山医院的麻醉机更保险。昨天上午，她特地赶往中山医院，借来一台最好的麻醉机。
预定手术在上午八点开始。张佩瑛在七点半就进入手术室。当她在手术台上躺好，手术的主持者、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就来到了。随即，外院的、本院的领导、医生、护士，络绎步入手术室。
万事俱备，唯不见方兆麟医师。
方兆麟，何许人也？
那是妇产科医院党总支在拟订“手术组名单”时，发觉麻醉师一环太弱——叶景馨恐怕难以独力挑此重担。党总支向一医党委提出：“希望中山医院能派一位政治上、技术上都比较可靠的医生。”他们还指名道姓点将，要求派中山医院麻醉科主任方兆麟医师。
方医生年近“知天命”，有着多年麻醉经验，何况又是该科唯一的党员。叶景馨曾师从于他。
上级规定，方医生倘离开上海三小时以上，务必事先征得领导同意，并告知行踪。因为他是高干医疗小组成员，多年来为柯庆施、刘亚楼等许多高干治病。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他是上海应急治疗小组成员。理所当然，妇产科医院党总支对方兆麟医师寄予厚望。请他出师，可以确保张佩瑛手术麻醉工作万无一失。
方兆麟医师向来准时。面临这次重大手术，时钟已经敲过八下，怎么还不见他的影子？
一辆自行车在肇嘉洪路匆匆东行。骑者左手握龙头，右手扶书包架——架子上横放着一只蓝色的钢瓶。钢瓶太滑，虽然骑者不时看了看手表，心中焦急，但是不得不慢行，生怕钢瓶从车上滑下。偏偏不巧，自行车链条又滑了下来，又延误了时光。
此人便是方兆麟，那蓝色的钢筒里，装着麻醉剂——笑气。
方医生临时被点将调来。他没有参加最初的大会诊。会诊确定的麻醉方案的“硬膜外局部麻醉”。方医生看了张佩瑛病史，得知她因肌肉注射已发生左下肢坐骨神经麻痹，倘若再用“硬膜外麻醉”，可能会发生别的问题。出于一片好心，方医生建议改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又有医生提出，采用乙醚全身麻醉，可能会在手术后带来肺部并发症。方医生觉得有理，提出了最安全、最可靠的麻醉方案：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然后输入一部分笑气，以减少二醚的用量，预防手术后肺部并发症。
这一方案，得到了手术负责人的同意。
不过，这一方案在手术前一天才确定下来。三月三十日一早，方医生到中山医院库房领笑气。须了一瓶，拧开开关，发觉瓶内剩气不多。他又返回库房，换了一瓶，拧开开关，发出“嗤”的一声，他满意了。然而，钢瓶上落满灰尘，他用水冲净，这才放上自行车。
如此这般折腾，加上肇嘉洪路正在挖防空洞，到处堆着土，道路坑坑洼洼……
终于到了斜桥。自行车一转弯，方医生看见了“红屋子”，舒了一口气。然而，一看手腕上的表，他又双眉紧皱：八点十分。
他风风火火跑上三楼，已有好多人在手术室门口等他了。天气尚冷，他的前额却沁出豆大的汗珠。
“方医生，你怎么迟到啦？”
一听这话，他的脸上火辣辣的。
他把笑气钢瓶往地上一放，连忙进更衣室换衣服，入洗手间洗刷双手。
一位护士把钢瓶拎进手术室，递给叶医师。
“方医生，用哪一台麻醉机？”叶医师在洗手间门口问了一声。
“用我们医院的！”方医师答道。
当方医师洗好手，叶医师已经把笑气钢瓶装上了中山医院的那台麻醉机……
尚未动刀，患者突然死去
“手术未动，麻醉先行”。麻醉师历来是“先行官”。
方医生洗好手，上阵了。八点二十分，他从叶医师手中接过装好镇静剂“硫苯妥钠’”的注射器，对张佩瑛说：“老张，我给你打针了。稍微有点痛，不要紧的。”
张佩瑛点了点头；说：“打吧，没关系。”
方医生熟练地把针头刺进张佩瑛的静脉，缓缓地推进药水。他一边推进药水，一边注视着张佩瑛的表情。没一会儿，张佩瑛闭上双眼，睡熟了，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按照操作规程，叶医生给张佩瑛戴上了面罩，输入氧气。
方医生拿起装有“司可林”的注射器，又开始注射，做全身麻醉前的诱导。按照操作规程，一在注射“司可林”之后，才往面罩里输入乙醚。
就在“司可林”刚刚射入张佩瑛的血管，一个护士吃惊地说道：“方医生，病人的手指甲发紫！”
方医生也为之一惊。所有的医生、护士都满脸惊讶。
当他打完‘司可林”，张佩瑛在颤动着，皮肤渐渐青紫，嘴唇乌黑。在场的一医党委、妇产科党总支领导脸色发白。
方医生以为输氧不够，当即决定：“插管输氧！”
叶医生拿定面罩，方医生以熟练的动作，把氧气管插入张佩瑛气管，开大了氧气开关。
奇怪，患者青紫有增无减，呼吸停止！
这时，心率每分钟八十八次，血压也正常。
患者怎么会停止呼吸？医生们急促地交换着意见。
手术室里顿时骚乱，人们惶惶不安。手术主持者，决定施行人工呼吸。
方医生遵嘱开始给张佩瑛做人工呼吸。不久，血压剧降，心跳难以听出。
就在这时，上海中山医院所有的广播喇叭，响起了急找司机的声音。
著名胸外科专家石美鑫教授，匆匆坐上小轿车——几分钟之前，一医党委负责人从妇产科医院来电话，要他火速赶到。
当石美鑫奉召赶到之后，一辆又一辆小轿车陆续驶入方斜路。于是，便出现本文开头时的场面。
名医们在研究者抢救方案。人多嘴杂，意见纷坛。犹如一条船上，忽地来了众多的“老大”。真的有点像张佩瑛在手术前所担心的那样：“从表面上看，大家都负责，实际上大家都不敢负责。今后要出问题，就可能出在这个问题上！”
有人紧皱双眉，有人托着下巴，有人踱着方步，有人闭口缄后。
妇产科医院党总支负责人Y出了一身冷汗，内衣冰凉地贴在脊梁骨上。这次张佩瑛手术，他是总指挥。这些日子里，请专家，大会诊，订措施，做准备，忙得他连睡觉都不安稳。方医生就是他亲自点名请来的。他本来想立个大功，而眼下却闯了个大祸，他怎不六神无主，大汗涔涔？他，呜呜咽咽，不由得哭了起来！
方医生也一身水湿，白大褂上满是汗液。一则心慌意乱，二则不停地给张佩瑛做人工呼吸，汗珠叭嗒叭嗒往下滴，冷汗跟热汗混流在一起。
抢救措施逐步升级：注射麻黄石碱。注射地塞米松。体外心脏挤压。大隐静脉切开。颈外静脉穿刺输液……上午十一时，终于决定由石美鑫教授开胸，作心脏按摩。
方兆麟从手术台旁退了下来，让位给石美鑫。这时，他才缓了一口气，绷紧了的神经松弛了一下。
方兆麟的目光无意之中，投射到那台从中山医院借来的麻醉机上，顿时像触了电似的……他欲言又止，终于咽下了到了嘴边的话、忙乱之中的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方医生那忽然变得惨白的脸。
呼吸停止。心跳停止。血压=O，抢救工作仍在不断进行。
电击。一次，两次，三次。毫无反应。
用尽了一切抢救措施。直至下午三点二十分，疲惫不堪的“白大褂”们这才离开了手术台……
当晚，经过“白大褂”们的分析，讨论，初步确定了张佩瑛的死因：
“所用的硫苯妥钠和司可林两药，或过敏，或变质，发生毒性的作用。也有人提及了肺栓塞的可能性。”
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连夜写出了《关于张佩瑛同志在手术麻醉过程中不幸死亡的情况报告》，当即打印，直送“马徐王”：
“市委：
我们沉痛地向市委报告，春桥同志的妹妹张佩瑛同志于今日（三月三十日）上午八时二十分在我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手术麻醉中，突然发生心脏变化造成不幸死亡……”
手稿送去打印之际，“春桥同志的妹妹”一句被删去了。
此后，所有关于张佩瑛猝死的文件中，再也未见过“春桥同志的妹妹”字样。
心照不宣。谁都明白其中的含意，谁都不在白纸黑字上表露。
徐景贤在这份报告上，批了这样一句话：“对张佩瑛同志的死因要调查弄清。”
翌日，——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天。
四月一日一上班，上海市文教组、上海市卫生局和上海第一医学院关于张佩瑛死因联合调查组便成立了。上海市卫生局工宣队政委C出任调查组组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出任副组长。调查组的级别如此之高，原因同样在于那句被删去了的话——“春桥同志的妹妹”。
好在这个调查组的活动，是公开的。
本来，大幕已经闭上
雷厉风行。一组快节奏的短镜头。
四月一日夜。一医。
在征得张佩瑛的丈夫和张佩瑛的三哥、在上海铁路局工作的张铁桥的同意之后，她的遗体被送上了解剖台。
作为紧急任务，一医病理教研室教师和上海瑞金医院病理医师连夜解剖张佩瑛尸体。
解剖结论：
“病理检验发现内脏淤血、全身水肿等病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内脏微血管严重扩张，管腔空虚，含血量少。上述变化反映了全身血容量的不足以及循环衰竭的存在，并由此而促进了休克的发展和脑疝的形成，以至抢救无效死亡。”
四月二日。上海药物检验所。
紧急任务。查验不知名者的腹水、右胸水、小便以及手术所用葡萄糖复合液。
结论：
“均未检出氰化物、亚硝酸盐、巴比妥类，排除以上毒物中毒。”
四月三日。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紧急任务。已用过的一支硫苯妥钠空瓶和一支司可林空瓶，要求提取瓶中残液与未用过的同类注射剂比较。
红外光谱分析。紫外光谱分析。层析法分析。
结论：
“药品性质一致。”
四月三日下午。
专家云集一医，讨论、分析张佩瑛死因。出席者有中山医院内科，华山医院皮肤科、内科，上海第三人民医院内科，新华医院麻醉科，瑞金医院病理科，一医教育革命组……
会议记录：众多的专家反复讨论药物过敏的问题，但是新华医院麻醉科医师提及了可能是笑气中毒导致死亡。
四月六日晚。妇产科医院三楼手术室，灯光通明。
手术台上躺着的不是张佩瑛，而是兔子。
调查组正、副组长及组员在一旁仔细观察。
兔子戴上面罩。输氧。一分钟后，兔子全身青紫，与张佩瑛死亡过程酷似。
结论：
“动物实验，证实了新华医院麻醉科的推测是正确的——患者死于笑气中毒。”
四月七日。中山医院。
调查组与方兆麟谈话。
四月八日。中山医院。
方兆麟承认了错误，写出了检查。张佩瑛死因大白。
方兆麟检查：
“我在心脏按摩后，在一旁休息，突然见到麻醉机上笑气筒下部四周有湿与霜，感到奇怪。根据自己的经验断定必有漏气。我再看一下麻醉机，原来是一台单向的，只能用氧气的麻醉机，我顿时大吃一惊，几乎瘫掉了！”
根据方兆麟的检查，不妨重演三月三十日上午的镜头：
方兆麟满头大汗，赶到妇产科医院手术室。
他把笑气钢瓶往地上一放，连忙去换衣服，洗手。
一位护士把钢瓶拎进去，交给叶景馨医师。
“方医生，用哪一台麻醉机？”叶医师问。
“用我们医院的！”方医师答道。
叶医师未用过中山医院那台麻醉机，不熟悉性能，不知道那台麻醉机不能用笑气。她把笑气瓶装了上去，而且打开了开关。
方医师呢？在匆忙之中，也疏忽了。他是主任医师，而且常用那台麻醉机。不过，如他所言：“麻醉的准备工作大多数是科里同志或进修的同志准备好的。由于误装了笑气，开关又开着，大量的笑气直接进入氧气管道。”
经过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用气相色谱仪测定，由于误装了笑气、以致输出的氧气中，笑气含量高达百分之九十六，而氧气仅占百分之四。
于是，给病人输氧气，变成了输笑气！
在抢救时，越是想多输氧气，结果输入的笑气越多。
张佩瑛之死，便是死于笑气窒息。
方兆麟医师承认了错误：
“第一，由于工作粗心，出了医疗事故，造成病人死亡，自己的心情是沉重的。
“第二，当自己发现笑气瓶上结霜，知道了事故的原因，由于想到死者是张春桥的妹妹，心中极为害怕，不敢主动说出事故原因。”
直至今日，当我采访方兆麟医师时，他仍重复十二年前说过的话，依然为自己的过失感到痛心。
他在写出检查之后，请求领导给予处分。
事情到此，可以说该拉上大幕，宣告“剧终”了。
四月十一日，中山医院党总支书记Fa，起草了调查报告。这一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调查查结果：
“在历次运动中，没有发现方兆麟重大政治问题。
“在业务上，方兆麟一贯埋头工作，认真负责，服务态度较好，抢救病人随叫随到，从不计较时间，并有一定的钻研精神。
“方兆麟担任麻醉工作已有二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各种麻醉的操作都比较熟练，有关麻醉学方面的知识也比较全面。他自一九五八年起担任华东医院的高于会诊和手术时的麻醉工作，亦曾多次赴外地为高干或高干家属做麻醉工作，均未出过麻醉死亡事故。
“方兆麟基本上拥护党、拥护毛主席。
“据我们了解，方兆麟同志平时与张佩瑛同志没有什么接触，也没有听到他对张佩瑛同志的什么议论。”
调查组副组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是张佩瑛手术的主持人。她也实事求是，不仅同意中山医院党总支的报告，而且十分中肯地说；“我们不仅要替死者负责，而且要为活人负责。”“张佩瑛之死不是政治事件。”她在报告上加了一段话：
“我们认为，关于这次麻醉死亡事件，从方兆麟同志一贯的表现分析，到目前为止，未发现阶级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