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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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那位麻醉医生怎么样了”，居然也被调查组查到了，受到审查！

　　听说认调查组如此“忠心耿耿”，如此“认真负责”，“不放过一个疑点，不漏掉一条线索”，王秀珍眉开眼笑，得意了：“这个案子，如果交给公安局去搞，我看就搞不出来！”

　　她对调查组不断鼓气：“你们要继续全力以赴，查清问题，不要难为春桥、洪文同志了！”

　　不过，调查组也非铁板一块。其中有死心塌地替张春桥卖命的，也有不以为然的。

　　调查组的一位成员实在着不下去，写信给徐景贤，指出：“至今，我没有发现方兆麟有蓄意谋害的事。现在调查组拼命从这一方面去查，恐怕不妥。”

　　徐景贤把这一意见转告王秀珍。

　　王秀珍哪里听得进。她说，她到张春桥家大过了，张春桥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讲，张佩瑛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牺牲的！

　　Q一听说张春桥发话了，顿时查得更凶、更起劲了，非欲置方兆麟于死地而后快，以求报效于张春桥……

　　大胆推理之八：追查柯庆施之死

　　说实在的，不论是查打字机，还是查送蛋糕，查来查去，查不倒方兆麟，无法把医疗事故“推理”为“政治谋害”。方兆麟是“主犯”，此人不倒，全案难被。

　　调查组把注意力集中到方兆麟身上。

　　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密告“特级情报”，说得有鼻子有眼：柯庆施是方兆麟害死的！柯庆施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针硫苯钠之后死去的！这次，张佩瑛也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针硫苯妥纳之后死去的！

　　诬告，也需要某种“才能”——把假的说成比真的还真。“有人反映”说，最值得注意的是，方兆麟给何庆施所打的那一针硫苯妥钠，是他从家里带到成都去的，而那一瓶硫苯妥钠是他的哥哥方兆祥厂里生产的！

　　问等耸人听闻！似乎方兆麟以同样的手法害死了柯庆施和张佩瑛，而他的大哥方兆祥一直是“帮凶”！

　　还有人“反映”：在张凤瑛死后，为了查验所用的硫苯妥钠是否混入毒物，曾寻找过那支硫苯妥钠空瓶。可是，查遍手术室，未能找到，最后在洗手间地上找到。

　　一定是方兆麟有意藏匿罪证——他给柯庆施也打硫苯妥钠……

　　这一“特级情报”非同小可。比起张佩瑛来，柯庆施要大得多了。柯庆施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在“文革”中，报上提及柯庆施，往往总要冠以如此亲切的称呼——“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

　　调查组一旦能够查明方兆麟是“谋害”何庆施的“凶手”，不用说方兆麟必死无疑，而已调查组会立一大功，震动全国，个个飞黄腾达……

　　然而，这却是一个高难度的命题。

　　关于何庆施之死，本来就云遮雾障，被涂上种种神秘的色彩，猜疑纷起。

　　柯庆施是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突然病逝于四川成都宾馆。终年六十三岁。

　　早在“文革”初期，有人幕后操纵，借助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在全国范围内造谣，把污水泼向贺龙元帅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同志，诬陷他们“谋害”了柯庆施。

　　我从红卫兵小报上，查到了当年几乎传遍全国的一份传单，题为《揭开柯老被害的内幕》：

　　柯老是被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害死的。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成都、华东等地的革命造反派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柯老之死是严重的政治陷害……

　　初步调查材料完全证明，柯老之死是刘少奇、贺龙、李井泉、彭真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阴谋。从历史上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柯老是恨之入骨的。柯庆施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长期以来，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作了不调和的斗争。早在抗战以前，柯老就指出了刘少奇是老机会主义……

　　他对我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进入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刘少奇之流就对柯老下毒手。他们突然“邀请”柯老去成都，进行暗害，这完全是预谋的反革命事件……

　　红卫兵的传单，写得“有声有色”。柯庆施之死，仿佛成了一桩严重的“政治谋杀案”。

　　一时间，满城风雨，何庆施之死成为造反派们炮轰贺龙、李井泉的“重磅炮弹”。

　　谣言毕竟如同瓦上的霜，不能持久。虽然张春桥曾派人秘密调查过柯庆施之死，没有查到贺龙、李井泉“谋害”何庆施的任何“罪证”。

　　谣言终于烟消云散，被人们所淡忘。

　　然而，在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之际，上海中山医院有人旧事重提，把问号打在方兆麟身上。

　　确实，方兆麟自从参加高于医疗班子之后，有点令人眼红：他一会儿飞到这儿，一会儿飞到那儿，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在给谁看病。他总是跟上海医学界的名医同来同往。无疑，参加高干医疗班子，意味着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双重信任。

　　毕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道听途说，方兆麟去过成都，参加过抢救柯庆施，最后一针是方兆　

附录二：上海奇冤　——常溪萍之死
　　触目惊心的一刹那

　　触目惊心的一刹那：他从三楼窗口坠下，砰的一声，摔在坚硬的水泥台阶上。

　　他足踝跌断，双目紧闭，殷殷鲜血立即从面额涌出……

　　离他坠地处两米的水泥方柱上，刷着醒目的红地白字大标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时间——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四十分。

　　地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边的数学馆。他从三楼“301”阶梯教室最末一个窗口坠下。

　　华东师大震惊了，上海震惊了。

　　当天，一辆小轿车急急地驶出华东师大校门，把一份报告送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白纸黑字：“我校党内头号走资派常溪萍与党与人民为敌到底，竞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跳楼自杀身亡。”

　　“常溪萍”这三个字，曾被写成比今还大得多，打上红“×”，贴在上海的高楼大厦上，贴在公共汽车上，或者用石灰水刷在柏油马路上，几乎家喻户晓。他是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的目击者，是当时华东师大数学系的学生俞珠屏、汤惠娟。

　　在发黄的档案里，有着她俩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写下的目击记录的原文；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中午，我俩在九·一五广场骑自行车。大约一点二十分左右，我们看见大叛徒常溪萍由西面走进数学馆。一点三刻校广播站响音乐后（约五分钟）我们刚巧在数学馆前的马路上，这时我们看见数学馆有一个人脸朝下掉下来，然后就听得一声响，这个人就掉在数学馆台阶最后一格。我们看到这情景迟疑了，一下，就推着自行车走过去，看到这人脸朝数学馆，头朝西（翻身下来的）。

　　我们中的一个先走上台阶看了一下，认出是常叛徒，这时周围还没有人。过了一会，数学馆里出来一（3）班的三个女同学，以后人就逐渐多了。

　　另一目击者、教师孙建英，回忆如下：

　　那天中午，我去地理馆审定一期大字报刊稿，走近地理馆，见有一人从数学馆上跌下来。由于我不要看跳楼自杀的现场，所以就站定了。此后听说是‘常溪萍自杀’，才跑过去看。当时约有四、五个同学在场。常溪萍在地上为俯身，有轻微的‘哼’声。以后有两个同学（数学系的）跑上楼去，看楼上有没有人，为什么不小心让常跳楼了？不一会儿下楼来说，一个人也没有，真正麻痹大意，并有一人去校部找人报告。此时已有近十人在场。后来来了一个数学系造反大队的同学，说常死有余辜，并把常拉着手臂翻过身来。此时，常开始发出‘啵啵啵’的声音，并两次想把眼睁开，口角有血，不多，下颏有些跌开，血也不多。额上有擦伤，估计是脚着地后，向外扑出去的结果。以后人愈多，有人看到常的头在台阶上不好受，把他拉在地面。有人用脚踢踢他，看他还活着否……

　　造反派头头Z跑来了，校医赶来了，救护车开来了。人们七手八脚，把常溪萍放上担架，抬上救护车。鲜血染红了担架上的帆布。

　　救护车在宽阔的中山北路急驶，直奔华东师大的劳保医院——上海第六人民医院。

　　造反派头头Z亲自押车，紧坐在担架旁，用他那乌鸡眼凶狠狠地注视着常溪萍。

　　此人乃是华东师大“最早起来造反”的“老工人”，有着“校革委会委员”荣衔。

　　校医李荣武大夫曾作如下回忆：

　　当时Z抢先上车，把门一关，迫我坐在前面，其目的是控制我，不让我靠近常溪萍，但我仍然注意常溪萍的伤情和叫唤。我摸他脉搏，跳动较弱。当时汽车开得很快，摇动较大。这时常溪萍靠外边一只手掉下来了，我看见Z拎起常溪萍的手一扔，还恶狠狠骂了两句：“你还想找死？死不了！”

　　那年月，医院最忙碌，特别是外科，而外科中要数骨科最忙。

　　就在常溪萍被送进第六人民医院之前一个多小时，也是一辆华东师范大学的校车，急匆匆驶进医院大门。司机陆永洲清楚记得：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午，我开了福特小汽车去第六人民医院，送一个跳楼自杀的学生。过了一会儿，我在走廊里看到我校司机周孔谦。我问：“你怎么来了？”他说，送常溪萍来的。“常溪萍怎么啦？”“跳楼了！”这时，我就快步冲向急诊室去看，发现他已睡在一张活动床上，头部向进门处，医生正在给他缝颈部的伤口，嘴巴里还发出轻微的叫声：“啊呀，啊呀……”正在这时，旁边突然有人骂起来：“他妈的，还装几，老实点！”我一看，原来是Z！当时，他眼珠突出，紧握拳头，杀气腾腾，还对医生说，“他就是大叛徒常溪萍！”

　　有Z这尊凶神在那里，看来常溪萍只能在那里等死。因为那时的医院，把“大叛徒”、“走资派”之类当贱民，往往见死不救。

　　然而，居然出现了奇迹：医院委派名扬世界的骨科专家陈中伟大夫亲自出马，和吴道权、王爵鹓、陈尧南、王智金、王琰、卞蓉仙、姜锡英等，共同抢救常溪萍。

　　是哪个“菩萨”忽然发了慈悲？

　　原来，“市革会”有令：“尽力抢救常溪萍！”

　　为什么呢？“为了运动的需要，不能让常溪萍把材料带走！”

　　哦，是这么回事！这是“市革会”接到华东师大造反派电话以后，作出的“反馈”。

　　当然，第六人民医院接到如此重要的电话“指示”，不敢怠慢。

　　以下是陈中伟等八位参加抢救常溪萍的医护人员在当天下午共同签署的《常溪萍救治经过》，可以说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二十分，患者由数人送至本院急诊外科。

　　急诊体检：痛苦病容，神志清，苍白冷汗，脉细弱，96～120次。”分，血压测不出。

　　头面部染有血迹，鼻根及颔部皮肤裂伤二处1～2cm长，瞳孔对称，对大光反射存在。

　　右尺桡骨下端闭合性骨折，左肱骨下端及尺骨上端闭合牲骨折，左跟骨骨折。

　　诊断：

　　（一）创伤性休克（重度）；

　　（二）多发性四肢骨折；

　　（三）头面部软组织挫裂伤；

　　（四）呼吸循环衰竭。

　　救治经过：

　　（一）抢救休克，补液、输血、升压药物；

　　（二）扩创缝合皮肤裂伤，T．A．T，注射抗菌素；

　　（三）骨折夹扳固定；

　　（四）给以氧气吸入；

　　（五）呼吸循环兴奋药物；

　　（六）死亡前积极救治措施：气管插管控制呼吸，胸外心脏按摩，心内注射肾上腺素，胸腔切开心脏按摩，心内输血，心内注射异丙肾素，均未获效。

　　自下午2：20抢救至下午4：25，无效，患者死亡。

　　“常溪萍专案组”一位成员在下午三点多赶到医院。他的工作笔记本如今尚在。

　　下面是他当时的现场记录：

　　3：10到医院常：气闷

　　多发性骨折“不是自杀”

　　创伤性休克

　　处于危险期

　　3：20会诊骨科

　　左手手臂骨折

　　右手手腕处骨折

　　陈中伟：

　　“血压听不出，有危险。”

　　3：53瞳孔大

　　希望不大，脉微弱

　　脚跟着地

　　3：53脑外科参加抢救

　　心跳已停

　　3：56心跳已停，决定切开心脏按摩

　　4：00按摩无反应

　　4：08无反应

　　4：14停止抢救

　　就这样，常溪萍离开了人世。他才五十一岁，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时候！

　　常溪萍含冤死去——坠楼而死，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留在那专案人员笔记本上的常溪萍垂危时讲的一句话，却是极为重要的：“不是自杀”！

　　这是“常溪萍专案组”成员在现场亲笔记下来的话。他不可能听错，不可能记错，更不可能偏袒常溪萍。

　　如果常溪萍不是自杀，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或者是他杀，或者是不慎坠楼。

　　常溪萍之死，究竟是什么原因？

　　焚尸扬灰惨绝人寰

　　宣传机器操纵在权势者手中。常溪萍临死的辩白“不是自杀”，被淹没在“常溪萍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的一片“大批判”声浪之中。

　　常溪萍含冤屈死，本来已是人世间一桩催人泪下的悲剧。然而，他屈死之后，仍不得安宁。

　　就在他含冤死去的翌日，尸骨未寒，华东师大的造反派们居然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大会”。

　　有人声嘶力地高叫：“常溪萍死了好，少浪费国家的粮食！”

　　有人扎了稻草人，挂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常溪萍”黑牌，当众烧掉，象征着“焚尸杨庆”！

　　两天之后——五月二十八日、《上海红卫战报》登出大字标题：《把常溪萍焚尸扬灰——怒揭常溪萍的反革命翻案罪行》。

　　作者：“华东师大遵义兵团、工农兵突击兵团”。

　　这篇文章，加上了黑体编者按，对常溪萍切齿痛骂。今日的读者已很难有机会读到那样的奇文了，故原文照录于下。虽然牛转星移，那字里行间腾腾杀气犹在：

　　编者按：臭名昭著的常溪萍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这人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自杀向革命人民作了最后的一次反扑。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切不可松懈麻痹。

　　常溪萍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在临死之前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进行了猖狂的反攻倒算；常溪萍的阴魂还在作崇；活着的常溪萍们还企图为死去的常溪萍翻案。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们，切不可以为太平无事了，一定要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把常溪萍这具政治僵尸连同他的主子、伙计、奴才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让革命大批判的烈火把他烧为灰烬。

　　别以为这只是红卫兵们的语言。就在同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