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肯自传-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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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来这一套，快把我的胸像给我！”
　　叶赛宁伸出钢铁般的手。他的全身像一堆酵母般地喷吐出浓烈的酒气。他所说的胸像乃是苏联杰出的雕塑家科尼奥可夫用一大块整木雕刻而成，摆在了最醒目的古董柜的顶层。
　　“谢尔盖，你喝醉了，先寄在我这吧，待你神志清醒了，再来拿。”
　　“我没醉，我清醒得很。那是我的胸像。”
　　他拖了一把椅子到柜前，双脚颤抖着站了上去。他紧紧抱住了那只胸像，又好像承受不起，竟然摇晃着连人带物跌在了地上。
　　“啊！”
　　邓肯惊叫着，正要上前去扶。哪知叶赛宁一跃而起，逃命似地跑了出去。
　　邓肯望着他的背影，心的镜子”咣啷”一声摔在地上，纷乱的碎片凸射出尖厉而激越的光芒，那是爱情铸就的光，那是鲜血淬砺的芒，每一个耳闻目睹的人，都要被深深地刺痛。
　　这是依莎多拉。邓肯与叶赛宁人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5依莎多拉。邓肯变得沉默寡言了，她只字不提叶赛宁。她看上去轻松悠闲，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教学上，其实，谁也猜测不出她内心里愁的重量、苦的深度。
　　邓肯不断地教孩子们学习新的舞蹈，有一种”爱尔兰吉加舞”，用
　　舒伯特的音乐伴奏，单纯、跳跃、洋溢着欢乐。她亲自为舞蹈设计了服装，芭蕾舞短裙全是鲜绿色的。邓肯的血管里流着祖父遗传给她的爱尔兰血液。她说：“在爱尔兰，革命的颜色不是红色，而是绿色，因为爱尔兰的革命者都是被吊在树干上绞死的。”
　　她还用俄罗斯、爱尔兰、法国、中国的革命歌曲创作了一批舞蹈，影响波及全球。在法国，在中国，在北美和加拿大，到处都有像莫斯科一样以依莎多拉。邓肯命名的艺术学校，它们的节目广受欢迎。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
　　依莎多拉在一位朋友的陪伴下，站在工会大厦外面从全国各地赶来哀悼的工人农民的行列中。她冒雪等待了好几个小时，刺骨的严寒冻掉了她同伴的一只耳朵，她也几乎被冻僵了。但几十万群众列队缓缓绕过遗体的悲壮场面，给了邓肯无穷的力量。她特意为列宁创作了两首葬礼进行曲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以后，在苏联所有的演出中，邓肯都是以这两支葬礼进行曲作为开场戏，场场爆满。在古老的拥有50万人口的乌克兰首府基辅，邓肯连演18场，满城都在欢呼：“邓肯，邓肯，美丽的女士。”
　　邓肯卓绝的舞姿和非凡的表现，使苏联人民深切地感到：列宁永远活着！
　　这一年10月，邓肯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列宁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真正爱全人类。”
　　“当代的力量就是列宁……他是一个体现了新的精神的人，体现了理想主义力量的更新和新的宗教的人。”
　　学校的财政又发生了困难。邓肯与经纪人季诺维也夫商讨着进行一次庞大的巡回演出，计划前往伏尔加地区、土耳其地区、乌拉尔地区，还将到西伯利亚，从那里进入中国。邓肯听说能去中国，高兴地说：“那是我一生的梦，美丽的东方，那儿有非常美丽的刺绣。”
　　可是，这次巡回演出从一开始就不顺利，边远地区，文盲遍布，愚昧丛生，他们对舞蹈的理解就像牛听弹琴一样，一窍不通。6月24日，邓肯在奥伦堡写信给艾尔玛说：“在灰暗的布景和惨白的灯光下，我的三场演出很不顺利。我们一个戈比也没有赚到就离开了伏尔加，我再也不愿想到这个地方。没有观众。没有理解。我们一无所获。”
　　这封信的署名是”你的头上没有光圈的受难者、可怜的依莎多拉”。
　　末了，还要加上一句：“这真是地狱般的生活。”
　　7月28日，邓肯在叶卡捷琳堡写的信以”这大概是我最后喘的一口气”结尾。
　　8月4日，邓肯一行仍然被困在叶卡捷琳堡，她在信上说：“这次巡回演出屡遭失败。虽然我为广大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们演出，但他们却无力购票。'新资产阶级'买得起票，他们却非常憎恨我。”
　　8月10日，邓肯在离开叶卡捷琳堡时再次写信给艾尔玛，落款是：“奄奄一息的依莎多拉。”
　　邓肯是不怕吃苦的，邓肯对自己舞蹈的不被理解同样无所畏惧。上述文字，吐露的实际上是依莎多拉。邓肯凄凉的情绪与绝望的心境。
　　雄心勃勃的远东巡回演出只得半途而返。8月中旬，依莎多拉。邓肯回到莫斯科来签订去德国巡回演出的合同。在学校，她的500名学生以美妙的舞蹈迎接她的归来。她热泪盈眶地看着他们，说：“见到这些孩子们在阳光下优美自然地载歌载舞，我所受的磨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邓肯冒着酷暑，天天到运动场亲自为孩子们授课，她为他们的不断进步而欣喜。
　　“孩子们，像我这样把手放在胸部，感受蕴藏在你体内的生命力，这个动作意味着'人'。”
　　孩子们齐声回答：“CHELOVEK。”
　　“现在慢慢将手臂伸出，伸向天空，这个动作代表'宇宙'。”
　　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VYSELENAIA。”
　　“再将双手缓缓地放下，接触大地。”
　　童音齐答：“SEMLIA。”
　　“现在向我充满爱心地伸出你们的双手，这代表'同志'。”
　　孩子们齐声说：“TOVARISH。”
　　1924年9月28日，依莎多拉。邓肯在这个难忘的周末举行了告别俄国的演出。
　　9月30日凌晨，邓肯步履蹒跚地登上了飞往康尼格斯堡的飞机，她频频回头，是留恋俄国，还是盼着一个人的出现？
　　谁也不知道。
　　她的复杂的内心，她的爱与恨，深如江海，耸入云天，即使是她自己，或许也不全明白。
　　第十四章最后的岁月1依莎多拉。邓肯的不幸似乎是无穷无尽的。
　　当她到达柏林时，才知道她签订的德国巡回演出的合同纯粹是一场骗局。邓肯立时陷入困境，许多曾经表明如何如何”爱”过邓肯的朋友都避而不见。更令人寒心的是，几十年来患难与共的姐姐伊丽莎白也不理她了！伊丽莎白的周围都是一些大腹便便的富翁，她那所设在波茨坦的学校也断然拒绝邓肯的加盟。
　　邓肯像乞丐一样，让人”敬”而远之。弟弟雷蒙德在法国尼斯，邓肯想去那儿求援，法国方面马上传来消息，不能给”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者”依莎多拉。邓肯签证。邓肯走投无路，举首问天：“每一个国家都因为我的'政治关系'而不给我签证。我的政治关系是什么呀？我倒想知道，我的政治关系在哪儿？”
　　邓肯被迫将自己出场的价额一降再降，仅仅能弄几个碎银子供吃和住，经纪人则在巧取豪夺中大发横财。布卢特内尔大厅里，观众高涨的热情使邓肯暂时忘记了窘境。可是，号称评论家的那一伙无聊文人大多耀武扬威，刻薄无礼。柏林有一家俄国侨民办的报纸《日子》，说：“人们知道，邓肯人老珠黄，不堪造就，那些一贯把她捧上天的各国观众都已将她抛弃。这以后，她才在莫斯科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正是在苏维埃国家，她把她纯朴的艺术、原始的政治与克里姆林宫的思想掺杂在一起。昨天晚上的演出把她折腾得精疲力尽，今天的依莎多拉对一场演出已经大大地力不从心，可是她还是认为应当将她的一些俄国印象介绍给观众。她说，她生来就是她自己艺术的革命派，在安纳托里。卢那察尔斯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自由王国。”
　　并非处处都是冷眼和欺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朋友每天给邓肯送来一块烤牛排，他对邓肯说：“我没有钱，买不起更好的东西。但是，你要挺过去，依莎多拉，全世界不能没有你的艺术。”
　　还有两位年轻的美国留学生，歌手马丁和钢琴师阿伦。科，虽然他们的津贴十分有限，但他们总是为邓肯拿出最后一个便士。当他们也一文不名时，就写信给外地的朋友，托他们找邓肯在当地的朋友，给予支援。细心的阿伦每次都不忘叮嘱，请亲自拜访依莎多拉的朋友，不要写信。可见，写信这一形式是首先使用过的，无效，才让朋友们亲自去。
　　亲自去又怎样呢？
　　杳无回音。
　　邓肯在万念俱灰之际，忽然收到一笔来自美国的汇款，有几百美元。
　　而此时，好友塞西尔。索雷尔恰好帮她搞到了签证。一时间，峰回路转，邓肯到了巴黎，那个让她魂牵梦绕的城市。
　　到巴黎不久，她就听说了昔日的学生马戈特病重的消息。当她赶到医院时，她只见到了这位年轻漂亮姑娘的遗容。邓肯跟着病倒了，支气管炎，牙痛，神经衰弱，慢慢侵蚀着邓肯健美的身体。
　　雷蒙德真诚地接纳了名闻天下而又灾患深重的姐姐。他多年来经营手织地毯和布匹，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他把病中的邓肯带离了潮湿多雾的巴黎，南下气候宜人的里维埃拉。
　　自从雷蒙德伙同全家人坐着牲口船从纽约漂洋过海后，他就一直是个禁欲主义者，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担心这对姐姐的健康没有好处，便在尼斯的加利弗尼亚区为邓肯租下了一家小剧院。邓肯的心情为之大变。
　　1925年4月的一天，邓肯在内格雷斯科旅馆附近的海滨浴场小憩，被苍蝇叮了一下。她当时没有在意，不料过几天右臂就剧烈地肿胀起来，只得让医生用柳叶刀割开隆起的部位。她在卧床期间，对前来看望的作家乔治。莫尔韦说：“真的没用了，一只苍蝇都可以把我打倒。”
　　莫尔韦笑着说：“生命本就是脆弱的，但是命运能让人变得坚强。依莎多拉，你是一个打不倒的人！”
　　这时，美国一家出版商找到了邓肯，他们愿意以重金买下她的回忆录。乔治一听，兴奋地对邓肯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这么多年了，你完全能够写出一本好书，不仅仅是畅销，而是不受外界干扰，认真地审视自己的内心。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表演'，用语言文字演绎自己的思想感情。”
　　“可是……我有些懒了，或者漠不经心了。”
　　“你要下决心，我会帮助你。”
　　邓肯在乔治。莫尔韦和西班牙作家布拉斯科。伊瓦涅斯的鼓励下，拿起了在她看来是沉甸甸的笔，她有时自己写，有时口授给速记员，进展较顺利。持续了两年，回忆录写到一半，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能看到的《邓肯自传》。这本优秀的传记乃依莎多拉。邓肯饮泪泣血而成。由于邓肯在1927年意外身亡，这本传记永远只是半部。无论对文学史，还是对艺术史，都是巨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1925年秋，日子过得稍有起色的邓肯又闲不住了。她还是想办学校。
　　她想，倘若能与法国共产党合作，在他们的赞助下创立一所可以接收1000名无产阶级儿童学习舞蹈的学校，他们一定会同意。她请来了曾为她担任过秘书的小说家安德烈。阿尔恩伊弗尔德，慷慨地说：“请他们给我送来500名、1000名学生，我会让他们创造奇迹。孩子们生来就和谐优美，生气勃勃，他们宛如洁净的陶土，可以被人们打上欢乐、强健、自然等一切印记。如果我们善于引导他们，让他们理解舞蹈的含义，那么所有的孩子都能跳舞。
　　“形体训练还是次要的，我们首先必须培养孩子们的心灵。我会将我最优秀的学生从莫斯科接到这里，她们将在这所学校里担任班长，由我为她们提供衣食。但你得向共产党的领导人强调，要实现这一切，务必有足够的资金。”
　　邓肯确实被钱害苦了。
　　法国共产党对邓肯的提议果然兴趣浓厚，他们专门派了一位代表来与邓肯商讨有关这件事的经济问题。但谈判的进展却十分缓慢，主要原因是法共内部意见不一，代表在每一件事上都犹豫不决，从秋至春，春
　　天又悄悄地走了，这件事依然未能拍板，来自法共的回音总是温和的”继续考虑”四个字。
　　1925年岁末，依莎多拉。邓肯接到了艾尔玛发自莫斯科的电报——叶赛宁死了！
　　2叶赛宁是在一位朋友家里听说邓肯离开苏俄的，他当时木无表情，不断重复着一句话：“我早知道她要走的，我早知道她要走的……”那模样使人感到它是一副丢失了灵魂的躯壳。
　　接着，他多病，纵酒，居无定所。他和贝尼斯拉芙斯卡娅始终没有打得火热，他与1919年以来最密切的朋友马连果夫也疏远了，后来又和意象派诗人们彻底决裂。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写作颇勤，不仅有反映时代活力的政治抒情诗，而且创作了大量表现个人漂泊生涯和悲剧命运的短章。这些作品较之以前，在风格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不再专注于分行、押韵、措词等精细的技巧，而是追求简洁明快的气质和最大可能的情感冲击力。马连果夫说得很准确：“是的，他会失去一切，而且的确失去了一切。既失去了口袋里的钱，也丢尽了灵魂上的羞耻之心，失去了他最后的朋友和爱过的女人，失去了他头上的帽子，失去了他在酒店的领导地位——但是没有失掉他的诗篇！他的诗歌使人听见他的心在跳动，他的呼吸息息可闻。”
　　1925年3月初，贝尼斯拉芙斯卡娅举行了一次家庭晚会。叶赛宁一反平日的忧郁，成了晚会上的活跃分子，他巧舌如簧，左蹦右跳，为的是吸引一位默默寡言的姑娘的注意。这位姑娘是晚会的贵客，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
　　索菲娅具有名门闺秀的风致，她妩媚而又腼腆，举手投足都显示出不凡的教养。她正值情窦初开的年龄，叶赛宁的诗又是她一直爱读的。
　　于是，她的眼睛里便荡漾着丝绒般的柔光。叶赛宁是能够领会那种柔光别样含义的高手，他不时地主动投过去情意脉脉的一瞥。这两种目光很押韵，自然成了一首诗中的两行，不，一首诗仅有的两行。
　　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深知自己不能走进这首诗里，她只是诗的一个小小的引子。她又一次眼睁睁地看着，维系自己一生的爱情阵地，被别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尽管她感觉叶赛宁对索菲娅的爱恋只不过是对理想美神的膜拜而已，尽管她内心希望这种膜拜最好不是以现实中的女子而是以维纳斯像为对象，但她却无力阻止叶赛宁与索菲娅的情爱进程。
　　7月底至9月初，叶赛宁偕同索菲娅旅游高加索，他们的婚姻就建立在这一个多月交往的基础上。
　　可是，当叶赛宁一搬进索菲娅那座古色古香的神秘大院里，他就发现自己又在走向一个悲剧。叶赛宁最不堪忍受的压抑与束缚，此刻，却像一张牢不可破的网罩住了他。他在给梯比里斯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新的家庭也未必有什么好的结果。这里所有的地方都被'伟大的老翁'占据着，他的肖像比比皆是，桌子上，抽屉里，墙壁上，甚至让人觉得房顶上都有，简直没有活人的地方。这使我感到窒息……我所期待和希望的一切都破灭了。”
　　叶赛宁的妹妹舒拉在《我的哥哥叶赛宁》一文中写道：“在这个寓所里，一切东西都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而且东西多得令人难受。也许，它们对博物馆是珍贵的，但对住家来说，房间的摆设显得太满。谢尔盖在那儿住不下去了……谢尔盖搬到索菲娅的住所，和她单独相处以后，立时明白，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趣味各异，对生活的看法也不一样11月，叶赛宁因患精神抑郁症住进了莫斯科一家医院。医生坦率地告诉他，他们对这种病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