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故事-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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饬酱握秸男础５谝淮握秸�1918…1921年的内战，它给东干人带来的是荣誉。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在大批外国武装干涉军的支持下，全国各地的敌对势力不断发动暴乱，制造流血和饥饿。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动员了一切力量来平息这场内战，当时在哈萨克斯坦地区就曾成立了一支完全由东干人组成的红军骑兵团。这个团由参加过十月革命、当过工人赤卫队长的马三成率领，全团官兵作战勇敢，屡建奇功。1975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为了纪念这位东干人的英雄，特地将营盘村改名为马三成乡，沿用至今。
第二次战争是1941…1945年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它给东干人带来的是伤痛。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人口损失超过3000万，作为少数民族的东干人也无法躲避这场灾难。陕西村的老人们回忆说，为了补充前线急需的兵员，政府动用了非常手段抓壮丁，甚至KGB的人也参与进来。抓住壮丁后就直接塞进火车拉走，许多人从此杳无音信。当时总人口不到三万的东干族，战死沙场的就将近2000人。万幸的是，法西斯的铁蹄没有踏进中亚地区，东干人的村落在战争中完好无损。
第二部分东边来的人——走访中亚的“陕西村”（2）
今天，东干人已经繁衍到第五代，总数超过12万人，其中陕西籍的人口占60％以上。他们绝大多数生活在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界河——楚河两岸和伊塞克湖畔，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富裕的生活和独距特色的精神文明。
步入营盘村，人们可以立即感受到十足的陕西韵味：所有建筑都沿袭了关中地区的风格，待客的正房里垒着大炕，房檐上还挂着一串串老玉米。最香的饭是“婆姨”们拉出的面条，最受欢迎的娱乐是悠长的秦腔。陕西人特有的“十大怪”习俗在这里被原样保持，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岁时节令等仍保持着明清时代的古风。这个大村落的男女老少共一万多人，都靠种菜为生，每个家庭最少也有一公顷（一万平方米）的土地。在前苏联时期，实行集体农庄制度，土地和各种农业机械都属于国家。大家一块干活，一起吃饭。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实行了私有化政策，国家把这片土地以很便宜的价格出售了，每平方米才卖18坚戈（合不到人民币一块钱）。所以现在的营盘村每家都是个体经营。
营盘村里唯一能识汉字、讲普通话的人是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白伟华。这个中国名字是2001年开始在比什凯克人文大学学习中文的时候才起的，在此之前他的“洋名”叫谢尔巴耶维奇。他说，我是哈萨克斯坦人，但哈萨克斯坦的人都把我们村的人叫东干人。我们这儿的人跟老毛子讲俄语，跟自己人讲的都是一辈辈传下来的陕西话。我们把跳舞叫“踏”，闲逛叫“浪”，上班叫“活”，面叫“饭”；把阿姨叫“丫丫”，照片叫“影头”，哥们叫“连手”，南瓜叫“倭瓜”，嫁妆叫“陪房”。还有，他们把政府机关称作“衙门”，把官员称作“大人”，管警察叫“衙役”，店铺老板叫“掌柜的”。实际上，由于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俄语是接受教育和对外交往的正式语言，所以这种带有明清时期味道的陕西方言仅仅是一种家庭成员或同村邻里之间的口头交流工具。在表达像“电话”、“导弹”、“电脑”等方言中没有的新词汇时，还是要用俄语或者哈萨克语代替。
营盘村里的人家几乎都是人丁兴旺的大户，现在一家有几个孩子都不算多。早辈的东干人怕人口少，家家都鼓励多生多养，一家有十几个孩子的情况很常见。白伟华在家有一个弟弟马立克和妹妹莎西达。小妹妹莎西达非常聪明可爱，已经上小学，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第一名。她有很好的音乐天赋，会用俄语、哈萨克语和回语唱歌，2004年春节时还作为嘉宾参加了西安电视台的迎春晚会。弟弟马立克今年20岁，已经在附近比什凯克市内的人文大学攻读了几年法律，他的业余爱好是打台球。白伟华的妻子叫罗莎，她的妈妈是学校老师，与白伟华的妈妈是亲姐妹，所以这门亲事是亲上加亲。罗莎说，哈萨克斯坦这边鼓励婆娘们生娃、养娃，每生一个娃政府就发些补贴。所以很多人都是早结婚、早生娃，有的时候，当爸爸妈妈的还是娃呢。不过，这边的年轻人念书也早。营盘村有30％的年轻人都读完了大学。罗莎也在家念大学的函授课程，一年只需要到学校去两次。
陕西村的后代从哈萨克斯坦实行的义务教育制度中受益无穷。这里的孩子6岁上学，从第一年级一直念到第十一年级，所有的费用都由国家负担。上课时使用的语言可以是哈萨克语或俄语，但是在课堂上不能讲回语。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教学语言是东干文，它是一种用俄语拼写出来的陕西话。这种东干文使用了40多年，但由于拼写规律性不强，不规范，表达的意思也相对有限，所以现在除了40岁以上的人能懂外，年轻人对它没有兴趣。老一代东干人担心，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自己的母语以及它所代表的传统和文化标志会慢慢地丧失。
陕西村里最有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是乒乓球。这项在中国有“国球”美誉的运动在这里简直可以称为“村球”，这恐怕也是某种天然的联系吧！白伟华介绍说，营盘的马三成学校每年都要举办一次乒乓球比赛，比赛要邀请吉尔吉斯斯坦的乒乓球运动员们。届时在阿拉木图、托克马克等市镇和其他陕西村居住的人也都会来。有一些托克马克的东干族老人，非常喜欢到这里打乒乓球，他们往往是星期五在营盘的清真寺做完礼拜后就来学校打球。为什么他们要到这里打球呢？因为他们从小也是在营盘长大的，后来才住到别处去。
第二部分东边来的人——走访中亚的“陕西村”（3）
对于回民来说，封斋和开斋是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在斋月里，所有信奉穆斯林教的村民白天都不能开火进食，各人要精心反省，多做善事，以励练信仰、净化心灵。斋月结束的日子，往往是一年中的农闲时节。这期间陕西村的村民便按照代代相传的习俗，纷纷张罗婚嫁喜事。媒妁之约，似乎已经是一个遥远的名词，而在营盘和新渠，所有少男少女的终身大事仍然必须通过父母的筛选。从托媒到娶亲，男女双方即使从未谋面也很正常。为了维护血统的纯洁，避免族人被当地的主体民族所同化，陕西村的村民几乎没有和外族通婚的先例。120多年来，东干族的女子从不外嫁，男儿也不外娶。近亲通婚在这里是极其普通的事，村里的人几乎家家是亲戚。
在举办婚礼的时候，东干人都要严格按照清朝时期陕西一带的老规矩办：出阁的前一天，新娘子要穿上绣花长袍，梳好“燕燕头”，在家里闭目静坐，俗称“坐炕”。为新娘子梳燕燕头，是婚礼中最重要和最繁琐的一个细节，只有几位老婆婆才会这门已经流传100多年的手艺。娶亲的这一天，新郎家要用最好的席面招待上门祝贺的乡亲们。筵席的原料一般以牛羊肉、萝卜和上等大米为主，做出羊肉抓饭和各种菜肴。操办这种筵席主要是已婚婆姨们的事情。东干人的女子一旦出嫁，就必须戴头巾，穿长裙，不能轻易外出示人。所以大规模的筵席也是已婚婆姨们聚会碰头的好机会。东干人吃席讲究摆长桌，上三排菜，其规格有18盘、24盘、36盘和48盘几个级别。一般的婚宴要准备100多人的午饭，这种场景往往是宾客如云，人头济济，颇为壮观。当迎亲的队伍来到新郎家门口时，新郎和伙伴们会“挡车讨喜钱”，这是新娘子过门前的最后一关。据说只有这样，小两口以后才会幸福美满。陕西村的男男女女，就像两棵连理树，不管外部世界如何变化，他们总能用传统的联姻方式，用朝夕固守的信仰，延续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命。
今年只有43多岁的安胡塞被营盘人尊称为“胡赛舅舅”，他是现时代东干人的领袖，陕西村里的大忙人。他的正式头衔是陕西村的村长、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干协会会长。根据他自己的反复“寻根”和国内有关学者的考证，他的祖籍在陕西长安与蓝田交界处的安家山。对他来说，最关心的一件事是怎样让陕西村的孩子们学习和掌握现代汉语，以便向陕西村的大众推广他们久已遗忘的汉字，用中文这个语言的载体和纽带延续自己的母语和文化。2003年11月，胡赛舅舅选派了7名陕西村里的少年去中国西安博爱国际学校学习中文。这7名少年里有6人高中毕业，还有一位叫马涛的少年19岁，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上了大学。他们7人都是参加村里的考试后从200多名候选人中选拔出来的。胡赛舅舅的长远计划是，等他们学好了，再回来教其他人。以后每年都要派人回“老家”学习，每年又都有学成回来的老师。这样争取用10年左右的时间用中文取代过渡性的东干文，使所有村民都会使用流利的现代汉语，做新时代新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营盘和新渠一带有一个出了名的诗人，用村民的话讲，叫“写家”，他就是索尊实。索尊实从来没有回过中国，但写的诗大部分都是关于中国的。他的中文名字是自己起的，意思就是“尊重史实”。谈起祖先的故事，索尊实如数家珍。他说，虽然所讲的未必可考，但是全和想象中的故乡息息相连。他那独具陕西味道的咏诵，道出了东干人沉淀百年的浓浓思乡之情：
虽然中国我没去，也没见过，
可是时常在心里，我可思想。
你的俊美我听了，
打爷跟前，说是那头他生了。
百年之前，好像绿岭摆着呢，
高山树林，冰山明明闪着呢，景景照红。
长江黄河流着呢，打西往东，
一切活物饮着呢，河里水清。
水清滩里落着呢，涝坝跟前，
在水里头浮着呢，巧声叫唤。
跟前莲花开着呢，开的喜色，
麻雀花上落着呢，不想要飞。
历史书上也听过，中国很早，
可是最后可开了，鲜花味道。
就像春天撒开了，花的气色。
一切民族闻见了，她的香味！
第二部分巴黎的边缘——法国温州人的故事（1）
似乎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法国首都巴黎都称得上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国际化大都会。在这里，大街小路上匆匆走过的人群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来自异国他乡。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21世纪，巴黎对中国移民，特别是温州人的吸引力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黄皮肤、黑头发面孔冲击着塞纳河畔这片法兰西文明的汇粹之地。与此同时，不同人群所代表的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磨合、矛盾甚至冲突也变得无法避免。
2003年5月20日，巴黎第11区的区长萨赫先生率领区政府的所有职员举行了巴黎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组织的罢工。他们用停止提供公共服务和示威游行的方式向公众表示：反对大批中国温州的商人涌入本区。而在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另外一隅，一个由温州人群组织的争取合法居留权的活动也从地下慢慢浮出水面。这两股从自身利益和追求目的都显得很难协调一致的力量，他们到底在要求什么呢？
统计数据表明，在西方发达国家里，法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移民大国。当今法国5700多万人口中，大约有1400万人口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其中，中国移民的总数虽然不多，但高度集中，颇为引人瞩目。温州人在巴黎的故事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世纪20年代。当时一批中国的战时劳工在巴黎里昂火车站附近定居下来，凭借老乡之间的互相扶助，从小商小贩做起，逐渐开店铺设工场，在火车站周围形成了巴黎第一个华人聚居区。不过，这些老一辈的温州人数量不多，到1980年左右，巴黎的温州人也不过只有上千。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来自温州的华人急速增加。他们来到法国后，马上把家里的亲戚朋友接过来，再加上法国的移民政策比较宽松，使来巴黎的温州人越来越多，总人数在20年里从上千人猛增到现在的13万人，成为旅法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这便在法国产生了一种“温州现象”，自然引起法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
在巴黎，温州人最集中的地方有第3区的庙街一带，第11区的瑟丹波宾古街区以及第18、20区的若干地方，如伏尔泰街、美丽城等。他们基本上是靠温州传统的〃三把刀〃生意为生，即菜刀（开餐馆）、皮刀（做皮衣皮包）和剪刀（当裁缝）。这几种生意活动的高度集中使得第11区成为全法中低档服装和皮革制品的批发中心，同时也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
第11区政府的官员指责说，瑟丹波宾古社区原来有几十家面包店、咖啡馆、药店等，但都被中国商人买下来变成了服装批发店，区内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恶劣的影响。但由于商业交易自由受法国宪法保护，他人无权干涉，区政府只能以罢工表示抗议。萨赫区长对新闻媒体表示：本区内的中国服装店还在不断增加，交通、卫生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他已经忍无可忍。他还揭露说，所有这些批发商都来自中国的同一个省，这涉及到由人口贩子参与其中的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系统。
萨赫区长的这番讲话在《费加罗报》等主流媒体登出后，在法国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11区的温州商人们也进行了反击。他们聘请了律师，指控区长污蔑华人形象，还抨击区政府企图通过缩小机动车道、频繁查扣违章车辆等方式将华人的服装业挤出去。双方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
王庆亮是第11区的一个温州商人，他还担任着法国华人服装业总商会的会长。这些年来，他亲眼目睹了温州商人在当地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与区政府之间所有的恩恩怨怨。他介绍说，瑟丹波宾古街区有法国最古老的服装市场，最近30多年来一直是个搞服装批发的地方，只不过从前规模、名气都没有现在大。在过去几年里，华人的店铺一下子增加到大约400家，使这个街区在全法国甚至整个欧洲都很有名气。在这些店铺中，有350家都是温州人开的。这个地方道路原本就狭窄，现在又有限制，肯定影响生意。前面的车一停，后边的车就过不来了。王庆亮揣测：“也许政府是出于要保护巴黎环境的考虑，把这些比较密集的、单一的商业市场挤到郊区，不让它们在巴黎市区出现。”
温州商人们认为，虽然这几年法国的经济持续低迷，消费不旺，生意难做，但对他们打击最大的还是11区政府的一些做法。比如，警察一看见客人的汽车停下来就开罚单，吓得有些客人不敢来了。商人郑光中抱怨说，由于客人少，他的店营业额比上一年下降了一半。
第二部分巴黎的边缘——法国温州人的故事（2）
第11区的居民对于温州商人的急剧扩张和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显然是不满的。区居民委员会的主席也曾带领一些居民举行过示威，要求区政府限制服装行业的发展。在瑟丹波宾古街区，居民们非常清楚地记得从前哪里有一个书店、洗衣店，去哪里可以喝咖啡、买面包。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