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红颜知已赵四小姐-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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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乙光跪倒在张学良、赵一荻面前，哭得无法起身：“张先生，四小姐，如果你们要给钱的话，就是在折磨我的心了！”他大哭不起，让所有人见了都痛断肝肠。
“汉卿，算了吧！”蒋经国在旁见了，急忙出面替刘乙光婉谢：“刘先生既然不想要钱，就不必免强了。好在他这些年在这里服务，保密局会给他一定补助的。”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这才作罢。
当时，刘乙光离开张学良、赵一荻的时候，已64岁。他从张学良身边回到“保密局”（后改为国民党安全局）后，并没有给他继续任职。1965年4月，刘乙光正式退休，退休后的刘乙光开始受到社会的鄙视。那时，他和全家都隐居在台北中华南路上一栋平房里。他的疯老婆不久即郁郁死去了。刘乙光就在那栋平房里打发着他凄凉的晚年时光。无边的寂寞伴随着这位曾经十分嚣张暴戾的看守长，他的余生惨淡又遭人白眼。由于他前半生所承担的特殊职业，所以在他退休后，刘家里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上门。
当刘乙光在走向暮年晚景的时候，只要寂寞时，他就会想起两个人来：一位是他既恨又不得不尊敬的张学良，另一位就是赵四小姐。刘乙光记得张学良在他手下失去自由之初，正是人生的盛年，而从香港辗转去贵州的赵一荻，那时候恰是位如花似玉的丽人！而这两个人正是在他法西斯强权的管束之下，逐渐变得两鬓斑斑，苍老年迈的！刘乙光只要想起这些，他心里就悔疚不已。直到他真正远离了这两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印痕的特殊“囚犯”时，他才恍然大悟地感到，自己从前所扮演的，原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不光彩的角色！
刘乙光常在夜梦里惊醒。这是因为自从蒋经国接替他负责对张学良的管束后，刘乙光曾不止一次地听蒋经国对他前任的“管束”方式，提出种种不满和微词。特别是蒋经国升任“国防部长”要职以后，他不但允许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公开举行结婚典礼，而且还特许这对苦难的夫妇去游阿里山，访问金门要塞，用望远镜眺望祖国大陆；让刘乙光无法接受的是，蒋经国对张氏伉俪的态度完全与他父亲蒋中正截然不同。当老蒋1945年殁去以后，张、赵两人的自由就变得更为宽松。有一年，当中秋节到来的时候，蒋经国竟然将他父亲从前的政敌张学良、赵四小姐双双请进了七海官邸，对酒当歌，赏月共渡良宵。当这些消息被媒体当作新闻见诸台湾报刊时，刘乙光就更加感到自己从前所做的一切实在荒唐透顶。本来，他以为奉蒋介石之命对张氏伉俪进行管束，他的行动越严厉，就越能体现出他对赐给自己少将军衔的蒋介石的忠诚。
可是，当他陪伴张学良、赵四小姐渡过漫长的25年已成历史之时，方才如梦方醒地认清了自己的形象。在刘乙光的晚年，随着张学良处境的日渐改善和蒋介石阴影的廓清，台湾和中国大陆报章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各种怀念张学良、赵四小姐的文章，他看到这些文章里，几乎无人不提到刘乙光的名字。张学良和赵一荻在成为举世公认的英雄时，相形之下，刘乙光无疑成了国人眼里可憎的势利小人！
25年后，刘乙光收存的最大遗产，就是一卷又一卷写满蝇头小楷的《日记》。那是刘乙光自1937年1月11日在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担当“管束”张学良任务时起，他一笔一笔记下来的。
刘乙光的《日记》，是将在他监视下的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两人，每天发生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全部如实写进了他的《日记》中去。用刘乙光自己的话说：“我每天所下的，就像航海的《日记》一样，须臾也不敢疏忽。”
当初的刘乙光，也许是想以此作为他日后向蒋氏邀功的一种实录。然而，当刘乙光晚年时悄悄翻开这些《日记》时，心里不禁泛起一团悲哀。特别是岛内外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响起一片同情与赞美时，刘乙光就更加感到自己的悲哀。他在忏悔自己的同时，将那些本可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价值的资料，都付之一炬了！
1982年，刘乙光以84岁高龄，病死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里。他死去以后，没有多少
人前往他的灵堂吊唁，追悼活动也十分冷清。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闻讯以后，夫妇俩商量之后，决定还是要去吊唁一下。赵四小姐说：“刘乙光虽然从前对我们有那么多的过错，可是，可是他也算是有缘份的人了。有缘份的人不一定就是朋友，既然他死去了，还是要去看看。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信上帝的人。”
第三卷 秋第五章 基督难扳（1）
张学良向刘乙光的子女们致哀，在灵堂上他们夫妇发现只有蒋经国送给刘乙光一副挽联，额上四个字是：“忠诚堪念。”这说明老蒋死去以后，在小蒋执政时期仍对刘乙光对张氏伉俪“管束”中所尽的忠诚记忆犹新。尽管有蒋经国送的挽联在灵堂上，可是由于刘乙光生前的诸多行迹，让人寒齿，所以，参加刘乙光告别追思会的人们仍然寥若晨星。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偕赵一荻赴美探亲。当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台北桃园国际机场候机
大厅里时，恭候在那里的数十名中外记者蜂捅而上。他们将真正获得了自由的张、赵两人团团围住。赵一荻仍然像以往那样回避记者，可是张学良却精神矍铄地面对黑压压记者群，从容不迫地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当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向他提问：“张先生，当您结束了50年幽居生活的时候，一定不会忘记当年管束您、限制您人身自由的刘乙光吧？”
赵四小姐一怔，她没想到在这时候，有人会问起一个从前给她们心灵上留下许多创伤的人！而这个众人痛恨的“牢头”，早已被她们淡忘了。她感到这个问题不宜让张学良作答，她很想上前岔开话题，可是，张学良却没有回避。
张学良听到“刘乙光”三字时，也略略一怔。但他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坦荡而豁达地说：“刘乙光前几年才去世，我很想念他。……当然，刘乙光也曾给我留下许多不愉快，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夫妻间相处都会有彼此争吵的时候，何况刘乙光是在做事。再说，他对我也没有什么不好！”
他见还有一些记者追着他问对刘乙光的印象，张学良却大手一挥：“记者先生，做人要厚道，我劝你们不要对人苛求！”
于凤至为什么会成为张、赵受洗的障碍？
1963年春，台北多雨。
赵一荻的病已经基本好转，她可以到户外去看兰花了。
3月的一天，宋美龄通过戴费玛莉，转告张学良和赵一荻：她想和他们去一次士林的凯歌教堂。赵一荻对此暗暗吃惊，因为宋美龄从不和她们一起去教堂作礼拜。张学良也颇感惊愕，他知道宋美龄去凯歌教堂时，大多都有蒋介石在场。今天为何忽有些举？他们夫妇难免心中惴惴。
只有戴费玛莉知道宋美龄为何这样做。大约在旧历年过后不久，张学良和赵一荻共同提出了基督教受洗的事来。戴费玛莉理解张、赵两人多年对基督耶稣近于痴迷的感情，所以，她很快就将两人盼望受洗的心愿，转达给了宋美龄。当时，宋美龄只向戴费玛莉问了一些张、赵的近况，并没对此事作出明确的答复。正因为如此，就连接近宋美龄的戴费玛莉，对老夫人是否赞成两位古稀老人接受基督的洗礼，心里也没有底数。忽然有一天，宋美龄将戴费玛莉召进士林官邸，吩咐她说：“玛莉小姐，我想和汉卿、四小姐一起去见见周联华牧师。他们受洗的请求，要看看周牧师的意见再定。”
3月最后的一个星期天，雨后初霁。
傍晚时分，夕阳如火。几辆豪华型小轿车驶出戒备森严的士林官邸，沿着一条阒无人迹的小路，径直向凯歌教堂驶来。在这长长的车队里，就有宋美龄的防弹轿车和张学良、赵一荻自备的绿色轿车。戴费玛莉和新上任的特务队长段毓奇等人也随同前往。
“夫人，没想到您会和张先生、四小姐一起到来。”早早就迎候在教堂甬道旁的牧师周联华，发现随宋美龄同车到达的还有自己的教友张学良、赵一荻，心里有些愕然。
宋美龄也不多作解释，只对身边的张学良、赵一荻说：“你们希望受洗的要求，我非常理解，可是，任何教徒在受洗之前都是有规矩的。汉卿、四小姐，咱们还是按规矩办吧。就先让周牧师对你们夫妇几年来的学业，进行一番考证再说！”
赵一荻默然地望了望高深莫测的宋美龄，她忽然感到往日对她们十分温情的蒋夫人，今天不知为什么忽然变成了另一个人。宋美龄显得有些冷漠，眼神里的戒意非常明显，她不知道宋美龄对她们夫妇提出受洗一事为何如此刁难。在她皈教的几年里，见了许多受洗的教徒。其中有些到士林凯歌教堂受洗的人中，比她和张学良后来皈教的却又得到了提前受洗的待遇。可是她和张学良早在高雄时期就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又申报了“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基督教神学函授生课程。多年间她们一直苦苦地痴迷着基督，即便她在病中也不肯放弃作函授生的功课。可是到了受洗的时候，本该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却没想到宋美龄会摆出让人吃惊的煞有介事来，亲自到士林教堂听她和张学良接受周牧师的询问。她在随周联华、宋美龄和戴费玛莉等人走进士林凯歌教堂的时候，悄悄瞟了许久不说话的张学良一眼。赵一荻发现他神色泰然，脸上没有半点苦恼或困惑。特别是在宋美龄对他们夫妇受洗表示出极大戒意的时候，张学良更是坦然自若，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晚霞从窗外投映进来，教堂里一派庄严。
宋美龄和赵一荻坐在神坛下的一处阴影里，戴费玛莉和段毓奇等人则远远坐在后面。张学良和周联华牧师则在神坛上相对而坐。周联华在宋美龄的盯视下，开始向张学良发问：“张先生，您真信奉基督和神学吗？”
第三卷 秋第五章 基督难扳（2）
“信奉。”
“那么《圣经》呢？它已经成为你和夫人真正的精神寄托和灵魂支柱吗？”
赵一荻悄悄瞟了宋美龄一眼，发现宋美龄的脸色很冷。以往她对自己和张学良那关切的神情倏然不见了，仿佛她像个审讯官一般，坐在阴影里定定地盯着张学良的脸色。
张学良仍很自若，他对周联华的提问应对自如：“是的，周牧师，也许您已经知道，早在我们研究神学和《圣经》之前，我们夫妇就曾经研究过许多学问。其中在贵州和井上温泉时期，我们对《明史》发生过兴趣。我们曾经认为《明史》是古今中外所有经史上，最杰出、最精湛的一部传世史书。可是，当我们听信了蒋夫人的建议，开始在高雄拜读神学《圣经》的时候，才知道《圣经》和神学，才是当今世界上一部最完美、最精深的经典！我们相信主，相信上帝的神明。我们知道了人间万物生灵，都是神明的上帝赐予的。所以，我和夫人一致认为，只有潜心学习《圣经》和神学，才是我们的最大追求。”
周联华对他的回答很满意，说：“你和夫人所追求的，难道仅仅是神学和《圣经》的研究吗？你们的最后归宿是什么呢？”
张学良说：“我们的归宿在天国！当然任何人的研究都是为着最后的归宿，我和夫人研究神学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人生苦短而匆忙。任何对名利的追逐都是暂时的，功利如浮云，它是过眼的云烟啊。只有回到了天国，才是我们最后的归宿！因为我和夫人太疲倦了，就像一对经历过漫无边际长途的旅人一般，我们希望有一天回到天国！”
周联华忽然问他：“在张先生的一生中，走过如此漫长的路。你在学神学以前和攻读神学以后，真正的变化是什么？”
张学良真诚地说：“我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前我一事无成，现在我成了为主传播福音的人。在我的一生中，为了救国救民的目的，放弃了一切，牺牲了自己。但是一事无成，因为上帝为我有更好的计划，他奇妙的安排不是任何人所能想像得到的。他是要我为他去传福音救世人的。因为世人必须信上帝和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才能有希望。无论什么事单凭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圣经》上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我自身的变化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我在不知不觉中真成了一个基督教的信徒吧？”
两人坐在台上一问一答，一个出于基督牧师的使命，一个是出于对基督的信仰。他们的对话，并没有想到神坛下面还有人在注意倾听着。宋美龄和赵一荻坐在夕阳的阴影里，她们的神色都很紧张。特别是宋美龄，专注地凝视着张学良的表情，她似乎没有从他刚才的答辩中发现什么意外的反常。赵一荻不知为什么心绪却显得很紧张。厅里静悄悄的，无任何声息。宋美龄将眼神转向身边赵一荻，忽然问道：“四小姐，你能为我解开一个疑惑许久的谜吗？”
赵一荻脸色惨白。
宋美龄悄声说：“我始终也不明白，汉卿当年对《明史》有那么深的感情，为什么又改弦易辙，对《圣经》和神学忽然产生了那么浓烈的兴趣？”
“夫人，这……”赵一荻没想到宋美龄在她们即将受洗的时刻，突如其来地提出这一问题，让她着实难以作答。她知道宋美龄心中的疑问已有多年，在她们搬到台北后的多次接触中，她一直对她们夫妇过于认真倾心神学，毫无道理地抛弃了《明史》，心中猜测不已。前几次，宋美龄在士林官邸请她和张学良吃饭，也曾对此表示过疑虑。可是都被聪明的赵一荻三言两语敷衍过去了。现在宋美龄那么认真地注视她，深知如果自己继续含糊是难以过关的，于是她想了片刻，说：“夫人，对我来说。多年的兴趣都是依汉卿的兴趣为转移的。当初他在贵州那么痴情地研究《明史》，我也就成了《明史》的爱好者。他在新竹和清泉时期，听信刘乙光的话，每天到附近大庙里听佛教经文，我也随他前去，那些日子，我几乎也变成了佛教的信奉者。可是到高雄的时候，也许他听了夫人的忠告，于是就迷上了《圣经》和神学。我也如此，对神学的兴趣似乎比从前的任何兴趣都大得多。至于汉卿为什么对《圣经》产生这么强烈的兴趣，除了夫人的开导之外，我想另一个关键，就是神和《圣经》的感召力。凭我而论，人的兴趣改变，有时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变化。是一句话难以说得清的。夫人，您说是吗？”
宋美龄一惊。她没想到平时不轻易开口的赵一荻，居然在即将受洗的时候，忽然说了这一番让她吃惊的话。她感到赵四小姐决非等闲人物，她和张汉卿同样，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囚禁生活，环境将她们变得有些表面上木然呆板了，然而她们的头脑依然清醒。宋美龄想一想，又说：“四小姐，到台北以后，你也和汉卿一样，都成了虔诚的基督徒吗？”
“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