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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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没有利用自己的关系让儿子走捷径。
谌容希望梁天能读大学，可梁天生性调皮好动，心思全不在书上。最后谌容只好说：〃好吧，你不喜欢考就不考，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梁天说：〃我喜欢演戏。〃
谌容说：〃好吧，那就演戏吧。〃
谌容是个提得起放得下的人，从来不勉强儿女做不愿做的事，就像她自己写作只是为了爱与理想一样。
作为母亲，她尊重孩子的选择，但不是放任自流，不管不问。她知道梁天对演戏爱之心切，便努力为儿子创造机会。
1981年，谌容知道《人猴》剧组正在拍戏，便要求梁天跟着剧组锻炼。
梁天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谌容差不多都能认识，通过接触，她体会到这一帮业余演员对艺术的热爱，理解他们内心的辛酸，也为他们的执着精神所感动。她决心亲自为他们写一部戏。1990年谌容为梁天〃度身订做〃的电影剧本《喜剧明星》诞生了，梁天在这部戏里第一次出任了男主角。梁天的表演天才被挖掘了出来。
梁天成名后，工作非常忙碌，有时母子俩很长时间才能见到面。谌容非常惦记儿子。有一年的4月15日，梁天正在外景地拍戏，有人给他送来一件礼物，他打开包装一看，是一条围巾。围巾上还放了一张小纸条，上面有母亲谌容的字迹：出门在外，冷暖自知。原来这一天是梁天的生日。梁天说：母亲的精神是无声无形的，却有着移山填海的力量。几年来，他在妈妈这种精神的鼓舞与支持之下，全力以赴地开拓自己的事业。
2001年，谌容的丈夫范荣康先生不幸辞世，谌容强忍内心的悲痛，安排好丈夫的后事。可5月19日，年仅44岁的大儿子梁左因心脏病突发也离开了人世。在不到一个月的短短时间内，接连失去两位最亲爱的人，这种痛苦是旁人难以想像的。然而，谌容的坚强超乎了儿女的想像。在大连著名的海滩十八盘，谌容和子女一起召开了家庭紧急会议，决定梁欢陪妈妈暂时留在大连，梁天回家料理后事。梁左火化的那天，谌容从大连给家里发来了悼词，这位坚强的母亲写道：
〃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我相信，你的离去一定是为陪伴在你爸爸身旁。遥祝你和爸爸在天堂幸福安详！爱你的理解你的妈妈。〃
第三部分杨绛：包容的美德
以细行津身，不以细行取人。魏源
杨绛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学者，也是中国文化型母亲中的典范。在她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也放射着学人超凡脱俗的精神光华。她质朴的母爱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了女儿钱瑗的一生。
杨绛出生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杨荫杭和母亲都是文化积淀深厚的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女性的气质在母亲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她很少出头露面，甘于做一个贤妻良母，为丈夫孩子忙里忙外。因此杨绛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非常和谐和温馨的家庭里。
杨绛在东吴大学读三年级时，她的母校振华女中校长为她争到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打算送她赴美深造。在那个以出国留学为风光的年代里，杨绛却选择了在中国深造。用她的话说，穷人家的孩子留学等于送出去做〃人质〃，好比给外国的强盗捉了去，由人勒索。 1932年春，杨绛考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读外国文学专业。在那里，她结识了外文系的高材生钱钟书，并情定终生。1935年夏天，杨绛和钱钟书在无锡七尺场钱家新居举行了婚礼。
婚后不久，杨绛和丈夫相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7年，她生下了女儿钱瑗。第二年她和丈夫携女儿回到国内。
杨绛和钱钟书都是对生活和学术怀有虔诚态度的学者，这使得他们的家庭生活既安静又温馨。据杨绛在文章中透露，尽管他们家生活负担很重，未必有好吃好穿，但常有家庭情景戏剧，一家人其乐融融。女儿钱瑗很小的时候，钱钟书为了逗她玩，每天临睡前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害得女儿阿圆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女儿长大一些时，钱钟书又时常开玩笑逗她。他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圆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开始写《百合心》时，开头写到一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钱钟书告诉阿圆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圆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钱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游戏。
杨绛性情温和，平易近人，以一种包容的爱心呵护惟一的女儿。她崇尚一种自然的爱和教育。她甚至从没有给女儿规划过未来，也很少向女儿提要求。但她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女儿。她希望女儿做有道德和治学严谨的人，不图慕虚荣。杨绛的做人和治学态度给了女儿钱瑗很大的影响，使得钱瑗从小到大，无论在读书还是为人上都一直受到称道。
尽管杨绛性情温和，待人宽厚，但她在淫威下也绝不软弱。1970年，杨绛的女婿王得一因军宣队批斗迫害而自杀了。一个月后，杨绛怀着悲痛的心情下放到河南干校劳动。1972年3月才回北京。1972年12月，杨绛先生请钟点工小陈来洗衣服，而造反派女子定要先为她洗，女儿钱瑗说：〃小陈是我家约来的。〃造反派女子扬着脸对钱瑗说：〃你不是好人！〃随手就打了她一耳光。身材瘦弱的杨绛出于母亲的本能，忍无可忍地冲上去还击，钱瑗拦也拦不住。这时两个恼羞成怒的造反派抓住她的肩膀和衣领，把她又提得高高的再摔下，不知跌摔了多少次。愤怒的杨绛抓住靠着嘴边的造反派的指头就咬，结果被革命女子一棍打倒在地。这大概是杨绛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出手伤人。
〃文革〃结束后，钱钟书杨绛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十年的光阴，钱钟书夫妇俩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终日沉入自己的学问事业。
杨绛跟钱钟书一样，都是书迷。她曾把读书比成〃串门儿〃。她说：〃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
女儿钱瑗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副主任，还兼任英语文学系的教授。1990年春，身为教授的钱瑗来到英国新堡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住在拥挤的学生宿舍里，生活算是比较艰苦的，但她毫无怨言。有时英国学生还把各自的男女朋友叫到宿舍喝酒或放摇滚音乐，喜欢安静的钱瑗很大度地接受了他们。
钱瑗主要研究的是英语文体学，介于语言学和文学之间，当时国内对此还比较陌生。钱瑗为让学生既能学到知识，又能提高兴趣，利用在国外的半年，花了大量的时间收集有趣的实例，以丰富她的英文著作《实用英语文体学》。
钱瑗深知在国外学习进修机会的宝贵，充分利用时间。每天都要到图书馆查阅、复印资料，或是与大学里的教授、学者讨论具体问题，甚至参加系里的教务会议，以便深入了解英国大学的教学与管理体系及方式。当她看到某些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心里很不安。她曾主动帮助一位在新堡进修的国内某大学的讲师收集资料，并每周两次给她开课，讲语言学的一些基础知识，使得这位教师回国一年后被提升为副教授。
钱瑗回国前，把收集的各种资料整理好。其中许多是她用自己节省的生活费为北师大外语系购买的图书，但因实在太多，只好花钱邮寄一批，可还是超出随机托运行李的重量限制，最后还是打电话给伦敦大使馆教育处的人士才给解决了。
钱瑗把在伦敦省下来的钱除了购买书籍资料，只给母亲买了一个厨房做饭用的计时器，给父亲带了一个点煤气用的点火机。
钱瑗的坦荡做人和严谨治学精神深受其母的影响，这使她成长为中国新一代的学者。1997年，钱瑗患癌症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三年后与杨绛相濡以沫的钱钟书也仙逝。
现已90高龄的杨绛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还在翻译柏拉图的对话录之一《斐多》。对于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她说：〃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抱歉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妈妈，妻子做得不够好，女儿也做得不够好。一个女人有好几个领域，每个领域我只能拿60分。〃
第三部分范徐丽泰：以生命和母亲的名义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
“一个幸福的家庭是难能可贵的。无论你遇上挫折还是处境顺利，无论你做过什么事情，家都不会改变对你的看法。〃这是活跃于港岛政坛的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的肺腑之言。
仪表端庄的范徐丽泰1945年出生在上海，4岁时随全家迁居香港，1964年考入香港大学理学院，毕业后在香港理工大学任教。1983年香港立法局换届，38岁的她为推被立法局议员，从此步入政坛。1997年香港回归后，她担任两届立法会主席，在政坛上大显身手。 范徐丽泰不仅政治作为有目共睹，作为一个母亲，她在香港及至整个华人界更是有口皆碑。
范徐丽泰膝下有一儿一女，都曾在加拿大读书。范徐丽泰觉得只有与儿女在一起时，才最开心，最满足，享受到做一个女人、一个母亲的天伦之乐。
1992年，范徐丽泰在加拿大读书的女儿患了急性肾炎，功能无法恢复，只能长期住院洗肾。焦急万分的范徐丽泰不得不放下手上的工作赶到多伦多陪伴女儿。女儿痛苦的表情使她心如刀绞。为了尽快挽救女儿，她找到医院商量一种根本性救治之法。医生告诉她，只有做肾移植。
肾脏移植（俗称换肾）是把一个来自供体的健康肾脏〃安装〃到尿毒症病员的身体内，以替代无功能病肾工作，发挥其正常的肾功能。移植一旦获得成功，病员可完全恢复健康，长期生存，重返工作岗位，故肾移植是治疗女儿的最理想替代疗法。
医生告诉她，可供移植的肾很少，而母亲的肾移植给女儿，有很大可能是合适的。范徐丽泰当即表示，〃我可以为儿女放弃一切！〃于是，她决定将自己的一个肾移植给女儿。
1995年，她和女儿起程返回香港，全家人都去医院验了血型，而碰巧只有范徐丽泰的血型最符合。于是她在医院作了换肾手术，使女儿恢复了健康。
女儿得救了，范徐丽泰的脸上却明显憔悴了许多。 几年后，范徐丽泰捐肾给女儿的故事才被媒体捕捉到。凤凰卫视的记者许戈辉问她：〃也可以等待别人的器官捐献，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捐献呢？〃她说：〃我们了解到，香港捐肾的人实在太少了，而需要肾的人却很多，因此等候期要五年到十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病人需要不断地洗肾，这会影响一个人的正常生活，会对孩子的成长带来太大的影响。作为母亲，我是幸运的。在女儿需要的时候，我的肾刚好符合她的要求。结果让我做了人生中最难得、最幸福的一件事，我觉得这是上天赐给我的福分。〃
范徐丽泰是在一个富裕而和谐的家庭中成长的，她接受了较深的中国传统教育。因而她一直在传统的道德操守中寻找女人的定义。这使她善良，稳健和富于责任心。她一头短发，一副眼镜，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显得大方得体，自然中透出一股东方女性的魅力和自尊。然而这并没有使她变得古板和保守。她对子女的成长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尊重孩子的意愿和选择。无论是孩子的学业还是工作她从不随便干预。这并不意味着她对儿女的事业不闻不问。相反她总是在适当时候给孩子最好的鼓励。女儿大学毕业典礼，她工作再忙，也与先生一起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还给女儿举办了一个派对晚会。在儿子大学毕业时，她送出了自己答应过的大礼全家人陪儿子一起去环球旅游。她时时把自己放在妻子、母亲和媳妇的位置上。每天总会尽量于晚上９时前赶回家，与家人多聚聚。
有人问她，你的子女会不会因为有你这个能干的母亲而自豪呢？范徐丽泰笑着说：〃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妈妈很傻，太没用，应当多和他们在一起。〃范徐丽泰的一子一女，其性格似乎更像父亲，他们不愿曝光，甚至连他们的同学也不知道他们的母亲是一个在电视上常见到的风云人物。母亲是公众人物，要接受采访，那么可以采访她自己。若要子女的照片，他们则提出最好给孩提时的照片，最好别让同学和朋友认出。在这个问题上，范徐丽泰十分尊重先生和孩子们的意见，因为她认为〃家庭最重要，其他都可以放弃〃。
范徐丽泰对自己的婆婆推崇有加。她说，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家庭，除了归功于她的丈夫和子女，就是要归功于她的婆婆。婆婆跟她们住在一起，替她照顾所有家务，一切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得很妥当，小孩小时候的一些起居饮食也都是靠她的婆婆。所以她觉得跟婆婆一块住就是她的幸运。在家时，很多情况下老人家更像一个母亲，她反而像是孩子们的朋友。这些都给孩子以极大的影响。
有人称范徐丽泰是女强人。她说：〃不喜欢被称为女强人，强人就强人，为什么要加上一个'女'字？〃
是的，作为女人和一个母亲，范徐丽泰是温柔的，但在事业上她从没有性别上的局限。事实上范徐丽泰从小不喜欢女孩子的洋娃娃和唇膏，却酷爱《西游记》、《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说岳全传》和金庸的武侠小说。当金庸的小说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她就用四角钱买汽水和面包打发一顿饭，余下五角钱买金庸和其他作家的书。一本当年只卖一元八角钱的名叫《打抱不平》的书伴随了她三十多年，现在书页都发黄了，书中的侠义之士的形象依然历历在目。文学作品熏陶了她的正义感和侠义性格，也使她成为一个不认输的人。
1964年她刚进香港大学时，有一天，她在运动场上见到有人打羽毛球，也挥拍上场，不过技不如人，很快败下阵来。一旁有个男生说：〃你快靠边吧，瞧你根本不是打羽毛球的料。〃这句话让范徐丽泰深受刺激，她每天苦练，终于在第二年成为香港大学羽毛球比赛的女子单打冠军。
在香港回归之前，有一位美国右派议员的助理狂妄地对范徐丽泰说：你现在坚持要遣返越南船民，有没有想过1997年之后，也会有很多香港人同样逃到海上？
所谓越南船民问题是越南战争的后遗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