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条英机-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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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穆楚克栋鲁普，早就抱有掌握内蒙封建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九一八”事变后，他看到国民党政府无力顾及边陲，就想联合各盟旗王公，乘机向国民党政府讨价还价，以扩充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到处游说，活动“自治”，并于1934年4月下旬，在百灵庙正式举行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成立典礼大会。蒙政会成立后，由于委员长云王（云端旺楚克）、副委员长索王和沙王（沙克都尔札布）皆年老多病，德王即以蒙政会秘书长的身分代行委员长职权，把蒙政会的大权抓到手中。这样，德穆楚克栋鲁普就成为日寇主要的拉拢对象了。
当时日寇对于内蒙西部各盟旗王公所进行的种种胁迫利诱，是企图诱使各盟旗加入伪满或者在它的卵翼之下建立傀儡政权。因此，他们对于德王发动的“自治”运动最初是不感兴趣的。就在百灵庙举行“自治”会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紧拉拢各盟旗王公归向伪满，特由驻在北平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和驻在多伦的松井大佐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会议，邀请锡、察两盟的王公和总管参加。会上，松室孝良竭力挑拨汉、蒙民族关系，怂恿各盟旗加入伪满。他说：“成吉思汗向西进兵曾打到欧洲，建立雄跨欧亚、威震世界的赫赫战功；反之，向东发展就受到挫折，例如元朝东征日本，曾全军覆没。根据这个历史教训，现在你们应当向西发展，我们大日本帝国愿意大力帮助你们收复长城以北的故有疆土，再进而联合西部各盟旗，加入满洲国或组织共同政府与满洲合作，希望你们蒙古要主动走向这条途径。”
之后，松室孝良又给德王发来贺函，对他发动的内蒙“自治”表示祝贺，并以所谓大蒙古主义来进行煽动，要德王“收回长城以北的蒙古故土，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这就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对西部盟旗王公在用满蒙联合的阴谋诱归“满洲国”未成之后，又改以所谓大蒙古主义作为煽惑的口号了。
1934年秋天，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乘飞机前来苏尼特右旗活动，其目的是拉拢德王进一步投靠日本。土肥原对他打气说：“你工作如有困难可随时提出，我当尽力帮助。”随后，关东军即派B424浦来苏尼特右旗任日本特务机关长，架设电台，以资加强联系。接着，日本关东军蒙事处第二课课长石本寅三与参谋田中隆吉等，又前来苏尼特右旗活动。见面晤谈时，田中隆吉特在一张纸上写了“满洲国”和“蒙古国”几个大字，他拿着对德王说：“我们日本人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共同合作。”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又送来飞机1架，日币50万元，枪支5000条，供德王扩充军队之用。并盼望尽早成立蒙古军政府和伪蒙古军司令部。
早在这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四省之后，就成立了伪多伦警备司令部，任命李守信为司令官兼“察东自治”长官，率领三师人马伺机进犯察东。李守信甘心事敌，与日本特务山本信亲合谋炮制了臭名昭著的张北事件。
张北事件是多伦日本特务机关蓄谋已久的。根据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与察哈尔省政府约定，凡属日本人进入察省地区，必须持有张家口领事馆的证明和加盖察省政府印信的护照。但在1935年夏，山本和伪装日本“商人”的3名特务，由多伦前来张北，未带察省盖印的护照，强行进城，守城卫兵阻挡不准通过，因而发生口角，守城卫兵把山本等人押解到察省部队中看守。张家口领事馆闻讯后，强调这是对日方的侮辱，提出了强硬抗议，并屯兵察省进行威胁。国民党政府遂派察哈尔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谈判，6月27日达成《秦土协定》。主要内容为：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担保日本人在察省自由行动；取消察省境内一切国民党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从张北、宝昌、保康、商都、沽源等县撤出，由当地保安队维持地方秩序。这样一来，察东便成了特殊化的地带。
张北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就乘机派田中隆吉前来多伦，指使蒙奸李守信率部于1935年冬进犯察东。当进犯沽源时，当地军民曾奋勇抵抗，把伪多伦警备军的参谋长程云山击毙。李守信又增援进攻，并有日本飞机配合，疯狂轰炸扫射。当地抗日军民终因兵力单薄，陆续撤退。李守信便很快地占领了察东八县，控制了察哈尔东部八旗，并进占张北县城。德王就以蒙政会的名义，下令成立“察哈尔盟公署”，任命卓特巴札普为盟长，达密林苏尤为副盟长，并定于1936年1月1日举行“察盟公署”成立典礼。
“察盟公署”虽经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亟需成立统一机构，以号令其他各盟，协助扩编军队。因此，野心家德穆楚克栋鲁普从张北返苏尼特旗后，就由百灵庙蒙政会调来一批民族分裂分子，进行筹备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工作，并决定改元易帜，用成吉思汗纪年（这年正是成纪七百三十一年），制定蓝地右上角红、黄、白三条为标记的“蒙古旗”，表明脱离中国的隶属，走上了分裂祖国、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
随着全国抗日斗争的高涨，特别是由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就加强了对蒙古革命工作的领导，因而处于国防前线的内蒙古抗日斗争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对德王来说是个严重的障碍。
第一部分 武士世家第8节 策动内蒙叛乱（2）
1935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陕北代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了《对内蒙古宣言》。宣言指出了内蒙古民族存亡的两条道路：一条是甘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趋于灭亡的道路；一条是奋起抗战的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宣言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内蒙古地方为战场、以内蒙人民作炮灰、以进行反共反苏并最后消灭蒙古民族的阴谋之后，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内蒙古人民，无论平民还是王公贵族，一致奋起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宣言坚决反对国民党军阀对内蒙古人民的种种压迫，主张内蒙古人民有权处理自己的一切问题。同时也希望他们不要让中国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经过草地来进攻陕北红军。这一宣言的发表，对以后内蒙古革命工作的开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接着，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内蒙伊盟工作的领导。1936年5月，红军东征回师时，又解放了定边、盐池二县，打通了陕北和伊盟的联系。这时，中国共产党在伊盟成立了蒙古工作委员会，在那里展开了抗日宣传、武装农牧民和争取上层分子的工作。不久，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组织了一支蒙族抗日游击队。
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的侵略日益加紧。自从“内蒙古自治政府”演变为“蒙族政务委员会”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强了对它的控制；而德王也更加投靠日本，“蒙政会”的驻地百灵庙即设有日本的特务机关。1936年1月，日本派大批顾问前往百灵庙，这样就揭穿了“内蒙古自治”的伪装，激起了内蒙古人民的抗敌热情。于是在共产党员乌兰夫等人的领导下，在日本顾问到达百灵庙的前夕，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百灵庙起义。
自察北抗日战役后，乌兰夫等人即转入德王的守备队中进行抗日活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和民族平等的正义主张，深深地感动了守备队的官兵和“蒙政会”的许多青年。当德王背叛祖国和分裂民族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的时候，他们的抗日情绪也日益高涨。1月26日，守备队官兵2000余人，在乌兰夫等人的领导下，分四路举行武装起义。一路抵抗日伪军；一路打开伪保安处的监狱，释放政治犯；一路捣毁伪自治机关；一路打开银柜，焚烧帐目和抄没逆款。各路起义军胜利完成任务后，想一齐奔赴陕北与红军汇合，但他们还没有摆脱敌人的追击，就被驻绥远的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由于全国人民的声援，国民党才没有消灭他们，被迫将他们改编为蒙旗独立旅。
百灵庙起义振奋了内蒙古广大人民抗日的精神，打击了内蒙古上层阶级中为虎作伥的卖国分子。由于这次起义，迫使德王集团把他们的驻地迁往察北的化德（嘉卜寺）。1936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导演下，成立了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组织了以李守信、王英为首的伪“蒙古军”和“西北防共自卫军”。至此，德王集团便公开投敌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鹰犬。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就按着日寇的意图招兵买马，扩充军队，为日本法西斯搜罗炮灰。这项工作由德穆楚克栋鲁普亲自主持进行，军事署长王宗洛负责办理实际工作。当时把李守信统率的原有部队和从伪满各旗招来的士兵以及在锡、察两盟各旗征到的士兵，重新编为2个军，下辖8个师、1个警卫师、1个炮兵团、1个宪兵队。第一军军长李守信，负责统率第一、二、三、四师和1个直属炮兵团。第二军军长由德穆楚克栋鲁普兼任，负责统率第五、六、七、八师、警卫师和宪兵队。全部都是骑兵，总兵力约达1万余人。为了培训中下级军官，特在苏尼特右旗东营盘成立蒙古军官学校，由德穆楚克栋鲁普兼任校长，从各部队和各盟旗中选拔蒙古青年，进行训练。
为了考验部队的训练成果，是年9月间，在化德飞机场举行阅兵典礼，由德王检阅分列式。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也前来参加。德穆楚克栋鲁普望着“浩浩荡荡的人马”简直飘飘然了。他想：“今天凭着日本的力量，居然能够握有两军人马，万余骑兵，如再扩而充之，岂不可以称雄一方？”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就根据关东军参谋部的建议，同伪满洲国缔结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满蒙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伪满洲国派玉春为驻蒙代表，伪蒙古军政府金永昌为驻满代表，双方开始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同时，伪满中央银行在化德设立办事处，发行伪满币，从此双方也发生了经济关系。
与此同时，伪蒙古军政府还与伪冀东自治政府缔结了以“政治上共同防共、经济上互相支援”为内容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德王又从冀东伪组织弄到协款100万元，作为伪蒙古军政府的经费。
待伪蒙古军政府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伪蒙古军就作为日本关东军进行侵略的一只“卒子”，大打出手。1936年8月间，德化日本特务机关长换了田中隆吉，他奉关东军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等人的指示，策划伪蒙古军进犯绥远。他对德王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吓唬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绥远。”他指使王英部队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伪蒙古军督后，作第二梯队。德穆楚克栋鲁普为了早日占领绥远、实现建立“大蒙古国”的野心，积极赞同进攻绥远的计划。王英是志在河套，企图早日当上绥远的一路诸侯，表示愿意打前锋，于是进攻绥远的问题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田中隆吉直接指挥王英部队进攻红格尔图。德穆楚克栋鲁普命令李守信率领第一军驻南壕堑，作为第二线的支援，把第五、六、八、九师布置在尚义、德化一带，防守后方。这样部署就绪之后，德王就以蒙古军总司令的名义，于11月5日对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首先指责绥远省当局去丰镇、兴和、集宁、凉城、陶林五县收税；“越权干涉”西公旗事件，“煽惑”蒙政会保安队官兵“叛乱”；在百灵庙以南修筑作战工事等。继则提出：一、即日将察盟右翼四旗退还察盟；二、即日取消百灵庙以南一带的军事设施和经济封锁；三、将保安队“叛乱”官兵的武器如数退还；四、将应划给蒙政会的特税20万元从速拨给；五、将百灵庙“叛乱”的首要人员一律遣反处分等项要求。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旋于8日复电，逐项予以驳斥。于是，一场对绥远的罪恶进攻就这样开始了。
田中隆吉是这次战争的策划者和指挥者，而德王和王英则是他手中的工具。田中隆吉是以行险侥幸的心理发动这次进攻的。他认为上有日本飞机助威，下有王英部队攻打，后有蒙古军督战，这样虚张声势一威吓，绥远军队就可能撤退了；大则可以垂手而得绥远，乘胜西进，夺取陕甘宁；小则也可扩大占领区域而壮声威。不料这个如意算盘没有打对，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推动下，绥远军民奋力抗战，英勇打击敌人，使日伪的进攻遭到可耻的失败。
日本帝国主义对8月嗾使伪军攻绥的失败仍不甘心。至11月间，日本又嗾使伪蒙军李守信、王英等部，配合日军再度向绥东进攻，企图攻下绥远，进窥甘肃、宁夏，把伪蒙的领土扩大，成立“蒙古大元帝国”。于是绥远军民再次奋起，与日伪军在红格尔图进行更大规模的激战，把日伪军再次击溃，并乘胜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在这一战役中，伪军王英部旅长石玉山、金宪章率众反正。他们在行动之前，杀死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等27人，击毙李守信伪军数百人。他们的反正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
绥远抗战的胜利消息，严重挫伤了东条英机的侵略气焰，有力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农大众到兵学商，都一致奋起声援，连在狱的犯人，也以绝食的办法集资捐献，形成了1936年冬季的援绥热潮。
在全国援绥抗日声中，上海和青岛日本纱厂的7万多工人，先后举行了波澜壮阔的大罢工。他们把抗日斗争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以达到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目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显示出全国性的抗日时机即将成熟，抗日的大风暴就要来临，抗日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都将被冲破。
第一部分 武士世家第9节 大举侵华（1）
话说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四省以后，暂时改变了一下侵略中国的方式。它一方面利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屈辱外交，先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以攫取我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主权；另一方面，则积极扶植亲日派进行拼凑伪组织的活动，嗾使汉奸殷汝耕和德王先后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蒙古军政府”，以便把这些地区完全地、直接地控制在它的掌握之中。
在《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签订之后，特别是冀东伪组织出现以后，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已经一步步走向“特殊化”。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进一步使“特殊化”的范围不断扩大和深化，并妄图一举吞并全中国。东条英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认为尽早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入侵“最为上策”。他在1937年6月9日，作为关东军参谋长，写给日本大本营的奏折中提出：“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东条英机所以狂叫大举进攻中国不是偶然的，是和日本的国内外政策和当时的国际形势不可分的。
当时在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