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球-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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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鸟队的急躁冒进，攻守失衡就连场外的观众都看得十分清楚。中场休息，主教练马炳宽大发雷霆，先骂两个丢球的队员是叛徒，又骂场上队长是榆木脑袋一根筋，明知飞象队打的是防守反击战术，还傻乎乎地只攻不守，顾头不顾腚，简直是一群马脑子。”
一个队员小声说：“教练姓马又属马，可不就给我们一个马脑子！”旁边的队员笑了起来。马炳宽瞪他一眼骂道：“少他妈废话，下半场再这么踢，我第一个把你换下来。”
马炳宽是60年代的国脚，技术不错，为人豪爽，队员都很服他，加上他的教练辈份是排在师爷的辈份上，所以他说深说重队员都不跟他计较，私下里队员都称他马师爷。
队员们也觉得上半场踢得太臭，拿赢球当输球踢，确实得变个踢法。按照教练的点拨，他们决心把比分扳回来。
此时的看台上，已经有不少人在赌这场球，他们大都是三五人一伙，十几个一群地赌，组织他们行赌的是一些抽点利头的“赌球耗子”。赌博公司对大鸟有史以来的首场比赛，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还是不敢贸然开盘的。
下半场飞象队仍然采取老鼠不出洞的办法，大鸟队员则摆好阵形，采用大脚转移和门前冲吊的战术实施进攻。这样不急不躁地攻了十来分钟仍不见效，坐在主席台上的俱乐部总经理胡天有点着急了，他来到马炳宽耳边嘀咕了几句，过了一会马炳宽就把7号“扁担头”换上了场。
“扁担头”是一名踢前锋的球员，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敢带球往禁区里头钻，敢于身体对抗。教练马炳宽在这个时候让“扁担头”上场，正是想用他贪球敢钻的特点，去制造一次点球的机会。刚才俱乐部总经理胡天在马炳宽耳边嘀咕的话也是这个意思，准确地讲是主裁判的意思。
“扁担头”在禁区外接到球后，转身就向飞象队的球门方向冲去，但是刚冲到禁区边上就被两名飞象队的防守队员迎面堵个正着。按常规，“扁担头”应该急停变向或将球传给同伴，但“扁担头”却一反常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径直撞了上去，一下子便把两名防守队员撞翻在地，“扁担头”也抱着脑袋就势一滚躺在了地上假装受伤。显然，这是一次明显的撞人犯规，但裁判员却没有判“扁担头”撞人，而是出人意外地判防守队员犯规，并让大鸟队去罚点球。飞象队员不干了，跑过来跟裁判理论，说，就算我们犯规也是在禁区外，怎么能罚点球呢？裁判强硬地说：“是不是禁区内犯规是裁判说了算还是你们说了算？你们要是再狡辩我可要加罚警告了！”飞象队的领队教练见裁判员态度强硬，如果争下去，不但被冤罚的点球不免，而且还要多吃一张黄牌的亏，赶紧叫队员不要纠缠，给裁判一个面子算了。就这样，飞象队员忿忿不平地看着大鸟队把裁判送给他们的点球罚进了自己的球门。
顷刻间看台上鼓号齐鸣，一些球迷还喊出了裁判万岁的口号。
裁判员的偏袒，反而激发起了飞象队的斗志，他们不再龟缩在本方的半场，而是一改被动挨打的阵势，挺进到前场与大鸟队展开厮杀。顿时，队员间的身体碰撞增多了，场上的火药味浓烈起来。这种情况大都是球员对裁判员不满的一种常见反应。聪明的裁判员每遇这种情况，一般都会采取向吃亏队示好的措施来摆平比赛，比如给吃亏队补上几声关照哨，或者用提前鸣哨的办法，把可能发生的冲突消弥在萌芽状态，总之要尽可能把场面控制住，别出大事。担任这场比赛的裁判也不例外，他看到飞象队员的情绪和动作越来越大，便开始有意识地关照了飞象队几个球。可就是这么几个关照球，却帮助越战越勇的飞象队反客为主掌握了场上的主动。到了离比赛结束还有5分钟的时候，飞象队完全控制了场上的局势，围在大鸟队的门前狂轰乱炸。看到在最后几分钟里很可能被飞象队破门，造成首场失利的被动局面，坐在主席台上的市长史方明坐不住了，他赶紧把俱乐部的董事长覃仲乙和总经理胡天叫过来，让他们立马去找教练，想办法一定顶住，千万别输了。覃仲乙十分理解市长此刻的心情，说他马上就去。但胡天却拉住覃仲乙说：“市长放心，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不用去找教练，咱们输不了。”可是他的话音刚落，三个人就被裁判员的一声哨响吓呆了。他们见到飞象队的一名队员，从底线带球突破到距球门不足5米处的时候，突然被大鸟队员连人带球铲倒出了界外，底线裁判员立即举旗示意犯规，主裁判也随即鸣响了哨子，看台上的球迷则刹时静了下来，全场的目光都投向了裁判。裁判鸣哨之后，似乎犹豫了一下，没立即做出宣判的手势。为什么？因为他发现自己下意识地鸣哨之后陷入了两难之中：如果宣判防守犯规，就得让飞象队去罚点球，在离比赛结束不到1分钟的情况下，大鸟队必败无疑；但不判又不行，哨已出口驷马难追！他飞快地思索着，突然，那股潜伏于脑际里的意识流冲掉了他的顾虑，正告他勿须犹豫，唯一的选择就是错判！于是他快步走向犯规地点，在全场观众寂静无声地注视下，果断地举起黄牌，宣判飞象队员“假摔”犯规。
如此大的危机再一次被裁判如此简单地化解了。
看台上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一些球迷除了高喊“裁判万岁”外，还打出了“裁判万岁”的标语。
史市长和覃仲乙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胡天则向他们报以诡秘地一笑。
球场上乱了起来，飞象队的队员全都涌向了裁判，大鸟队的队员则把裁判护在身后，队员间开始你推我搡，出现了肢体冲突。场外一看不妙，警察、场外裁判、双方的教练和领队全都跑进场内，迅速将双方队员拉开，把裁判护送出场外。
飞象队之所以没往下闹是有原因的，除了客场打平的结果他们还能够接受外，主要是担心日后遭到报复。因为在裁判队伍里是有小圈子的。如果你告了这个裁判，即使他不吹你以后的比赛，他的小兄弟也要吹。如果首场比赛就犯下“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错误，此后的二十多场比赛可就不好打了。飞象队还有一点心虚的是，他们一周前曾派人悄悄给裁判送去了5万元钱，裁判拿了钱却敢不办事也让他们心存顾虑。根据他们的经验，像这样的裁判城府都比较深，胆子也比较大，对付这样的裁判是不能轻举妄动的。如果日后他把钱退回来就蔫不声地算了，就当拍马屁被马踢了一脚。因为捅出来的结果也是两败俱伤，受贿和行贿同样是犯罪。
中国足协为了有效地防止俱乐部和裁判员之间的行贿受贿，对裁判员到达赛区后做出了严格规定和严密地隔离措施。因此俱乐部对裁判员的行贿往往安排在赛区外进行。飞象队采用的行贿办法就是赛前跑到裁判家里送的钱。担任这场比赛的裁判姓杨名辉，飞象队到他家送钱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能不能吹这场比赛。等到足协通知下来，才知道正是吹飞象和大鸟这一场。他当时还想，这帮小子的情报怎么这样准？像裁判安排这样的高度机密，没有足协内部核心人物透露，是不会提前得到的。他拿到钱后心里有点打鼓，因为在大鸟的主场帮客队是不太好帮的。但是到了大鸟的当晚又收到了大鸟队送来的5万元后，他心里有数了。只要打平，就可以对双方都交代得过去。因为飞象作为客队只要不输就可以接受。主队虽然想赢，但比赛中如果没有赢球的机会，也只能接受打平的结果。他相信自己驾驭比赛过程的能力，只要不出意外，一定能把比赛结果操纵成平局。他庆幸的是比赛开始后飞象队先打进一球，如果大鸟队领先，他就得十分审慎地为飞象队寻找帮忙的机会。没有想到的是大鸟队在最后一分钟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在那种情况之下，也只好硬着头皮判了。至于错判后的后果，想必飞象队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只要是心照不宣，我杨辉一定会友情后补的。
对于这场比赛的裁判，《司法报》记者萧宁作了如下的评述：
“大鸟与飞象的比赛是精彩的，但裁判的表演同样精彩，他在场上活像一个高级的泥瓦匠抹来抹去，不把比赛结果抹平是绝不罢休的。他又像一位善于对症下药的心理医生，他开具的‘平球’药方，让飞象喊苦又不能不咽；让本想赢球的大鸟打成平球还得对他感恩不尽，实在是匪夷所思？如今社会上的江湖医生不也是用这种‘保健而不治病，图财而不害命’的手段行骗么？看官设想，当一个年轻轻的裁判被喊成万岁之后会不会折寿呢？！”
萧宁本是省司法局的干部，后来借调到省电视台做法制节目的嘉宾主持。她到大鸟的《司法报》记者站当记者，是为了采集一些社会热点的案例和法制建设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供法制栏目使用。作为电视节目的嘉宾主持，自然秀丽端庄，气质不凡，加上她性格开朗泼辣，敢讲敢做，在司法界、新闻界小有名气。正因为如此，很难找到般配的郎君，至今仍独身一人。
萧宁走出报社，开车来到大鸟队的驻地，找总经理胡天采访。她想听听胡经理对这场比赛和裁判怎样评价？喜欢抛头露面的胡天，见到漂亮的女记者来访，自然不会拒绝。
萧宁首先开口：“我了解到吹这场比赛的裁判名叫杨辉，还是一个国家级裁判。坦率地讲，我对他的执法十分反感，今天的比赛成了他的表演。如果不是他的胡作非为，双方都有胜球的机会，结果绝不是平球。我从网站上查到了对杨辉的一些报道，说他一向是个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裁判，你对这样的裁判怎么看？”
“我认为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裁判还是极少数，对裁判的不良表现，多数球队之所以采取容忍的态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几乎所有的幕后交易都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的，查无实据；二是足球比赛规则有一条铁律，任何错误的判罚在赛后都不能更改。我听说更改比赛结果的只有一次，就是最近发生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乌兹别克斯坦对巴林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是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比到最后还剩7分钟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队获得了一次罚点球的机会，但是当乌队主罚命中后，裁判说乌队有队员提前进入了禁区，判罚球无效。这个愚蠢的日本裁判却反判给了巴林发任意球。这样一来，本应在主场以1：0取胜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被裁判的一次明显失误扼杀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不服，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要求改判乌兹别克斯坦队获胜。但是你猜怎么着？国际足联只承认裁判是一次‘技术性失误’，但比赛结果不能更改。后来在乌兹别克斯坦足协的强烈要求下，国际足联才勉强同意重赛一场。乌兹别克斯坦足协认为，重赛一场可以，但只能重赛最后7分钟，因为裁判的错误是在离比赛结束还差7分钟发生的，因此要从我们罚点球开始，再比7分钟就行了。国际足联说，同意重赛就已经是破例了，你们要是不同意重赛就算了，只打7分钟绝对不行。乌兹别克斯坦没办法，只得和巴林重赛一个全场，结果最后还是0：0握手言和。乌兹别克斯坦折腾了这么一大圈，又无可奈何地转回到了原来的结果上，简直窝囊死了！在中国要是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更难改了，不要说比赛规则限制你，足协的领导层也不会支持你。他们这样做也有他们的道理，如果球队一输球就把失败的责任推给裁判，的确不利于中国足球从主观上寻找失利的原因，在国际比赛中就会更不适应裁判，吃更大的亏。在这一思维定式下，足协在宏观把握上，不可避免地要向裁判倾斜，在国外也是一样。对球队来讲就要面对现实，只能去适应裁判，而不能让裁判适应你。”
“那对黑哨裁判就没有办法处罚了吗？”
“很难哪！黑哨裁判从理论上好界定，但实际处罚他就不容易了。比如裁判错判在所难免，有意无意也很难说清，加上明显的错判不能纠正，能处罚裁判的人又顾虑重重，所以操做起来很难。关起门来讲，是谁让裁判变黑的呢？除了裁判自身的原因外，多数情况下是俱乐部主动上门送钱的，顺序上是行贿在先受贿在后。所以板子全打在裁判屁股上也不公平。在足球腐败的染指下，裁判和球队同是一对受害者。现在给裁判送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大家心照不宣罢了！”
“既然这样，大家都不给裁判送钱不就平衡了吗？”
“你说的没错，问题也出在这儿，各俱乐部在公开的场合都会慷慨激昂地表态从我做起，坚决不行贿，但一到了底下就不一样了，总有俱乐部去破规矩，想从裁判身上偷占点便宜。有一个俱乐部开头，吃亏的俱乐部就比着干了。你不知道，俱乐部一旦从甲级降到乙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俱乐部的资产一下子缩水几千万！为了这几千万，花到裁判身上的那点钱算什么？”
“那就是说这场比赛你们也给裁判送钱了？”
胡天连忙摆着手否认说：“我可没讲给裁判送过钱！你千万别乱写啊！”
萧宁笑着说：“你们送没送钱我不知道，但这个裁判的表现可不像没拿你们钱的样子？”
胡天也笑了，说：“天机不可泄露！你怎么想象猜测都可以，但不能当真，这是件说不清的事儿。你想，我就是真送了钱，我能说吗？我说了，不但等于承认自己犯了行贿罪？而且也给大鸟抹了黑。如果深究下去，犯罪主体并不是我，是俱乐部，而俱乐部又是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钱是国家的，不是我的，我只是一个执行者，你说这事该怎么定性才合适呢？啊？……”
萧宁笑着说：“看不出，胡总真狡猾。说实在的，我对你前面讲的那些顾虑也很理解，但是我觉得并没什么可怕的。”
“在你的角度讲，没什么可怕的。但站在我的角度就不一样了。像我这么个在酒厂里供职的芝麻官儿，总得实际点儿，我要是不知天高地厚的骂酒厂行贿，不是缺心眼儿吗！再往大里说，就算是俱乐部豁出去了又能怎么样？”
“不是有个足球俱乐部揭竿而起，打响了公开揭露黑哨第一枪后也没什么吗？”
“唉！什么没什么？俱乐部被罚了80万；送钱的人被罚了10万，还被判‘终生不得从事足球活动’；俱乐部的总经理不但被严重警告，而且还见了报。这还不够吗？嗨！行了行了，咱们到此为止不说了，你也别为难我了，今天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一见到美女记者的提问就不好意思柜绝。总之，你可要笔下留情啊！我的记者小姐。”
第五章
大鸟这样一个新兴的地级市，在很短的时间里组建起一个甲级足球俱乐部是相当轰动的事，市长史方明，酒厂厂长覃仲乙、副厂长胡天都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除了经常被当地的媒体报道外，还上了两次了央视的体育节目。真可谓“十年苦窗无人问，一夜足球天下知”。媒体的不断渲染，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压力，于是越发感到比赛胜负的重要。第二场比赛0：3输给宝通队之后，他们觉得当务之急是增强实力。由弱变强的办法固然很多，但眼下最快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引进外援。尽管俱乐部的经费已经捉襟见肘，覃、胡二人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