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 作者:汤晓丹、蓝为洁-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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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头疼的是，我不适应上海冬天的寒冷，每年冬至，伤风感冒不断，因此特别希望能有机会去气候暖和些的南国。正在这时，靠发行《白金龙》致富的片商邵仁枚积极在香港积资拍片。他再三动员我与他合作。

　　邵仁枚是邵醉翁的三弟。他们兄弟四人（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20年代中期就开始创办影片公司，有事业心，有经验，我便接受了去香港的邀请。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乱世香港






乱世香港

　　1934年的夏天，我告别了挚友苏怡、司徒慧敏、沈西苓、许幸之等，独自踏上了由上海开往香港的客轮。

　　“呜……”汽笛拉响，船慢慢离岸。此时，我才感到生活了整整五年的上海，在我心里占了多么重要的地位。伏在船栏边，凝视着飞溅的浪花。天边，电光闪烁。看样子，暴风雨将来临。我不知道乱世香港会带给我多少欢乐多少愁……

　　　　　　　　　　　　　　　　第一次后悔

　　邵仁枚比我早几天到香港。他亲自开着小轿车到码头来接我。那时，有车的人不多，会开车的人更少。因此，虽然他的车不算新，但他仍神气得很。

　　我被安排在九龙他自己的小公寓住下。两房一厅，比旅馆安静，就是一日三餐要凑合。好在附近大餐馆、小食店都有。

　　邵仁枚开车到白帝街。他指着一间很大的破仓库，得意洋洋地表示用它作摄影棚。我顿时感到寒心，也后悔香港之行。他的话，我几乎全没听见。

　　邵仁枚又带我去见一位从新加坡来的英国录音师，还看了他随身带的录音机。我们用英语简单交谈了几句便告辞了。回到住处，我推说头疼，没有吃晚饭就上了床。那一夜，翻来覆去不能入睡。“破仓库怎么能拍戏呢？”让人苦恼。第二天清晨，我们两人都还没有起床，突然听见敲门声。进屋的是普庆戏院的股东，一个打扮入时而又健谈的老太太。她是来商谈合伙拍戏的。我心里烦闷，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邵仁枚当然察觉到了。老太太走后，他正式请我吃中饭，可惜我已倒足胃口，海鲜进口也如嚼蜡。

　　　　　　　　　　　　　　　　哑炮开张

　　邵仁枚信心十足，拿了份不到千字的故事提纲要我筹备开拍。故事的大意是：一个嫌贫爱富的养母，怕受罪犯牵连而主动代养女撕毁婚约。故事陈旧，但带些反封建色彩。我只能勉强答应。邵仁枚不惜重金请香港名角新马师曾担纲；高价邀胡蝶影、叶弗着领衔。这部《并蒂莲》是我在香港放的第一炮，使人哭笑不得的是放了哑炮。这主要是由于拍摄影片的技术条件太差，人物形象看不清，人物谈话听不清。我很难过。邵仁枚还算讲义气，我们还住在一起。

　　邵醉翁也到了香港。他看了影片后，对我很同情，提醒邵仁枚今后拍片必须注意技术质量。他能以行家眼光作出公正表态，我心里很感激。

　　《白金龙》的男主角薛觉仙突然来找我。因为他正导演兼主演新片《肖郎君》。戏里他一人兼饰两角，还要相对握手。这个构思在三十年代属标新立异，拍摄难度相当大。他在创作遇到难题时想到我们在《白金龙》里的合作，非常认真地要我帮他解决，提出以联合导演挂名。

　　我则表示，挂不挂名我不计较。只要有新意，有难度，我就会全力以赴求成。我看了他的设计要求后，与摄影师交换了想法，研究了拍摄方案，特别是对技术处理思考很详细。我们统一了意图，才开始试拍。结果成功了，摄制组人人赞好。《肖郎君》的创新成功让我积累了经验，淡化了《并蒂莲》带来的阴影。

　　　　　　　　　　　　　　《糊涂外父》闪银光

　　上海“艺华”影片公司驻港代表毛裕茹兴冲冲地拿了个故事给我看。它描写糊涂外祖父把自己从小带大的外孙女许配给让人讨厌的男人，引出许多笑话。

　　我很喜欢那个喜剧题材，并且认为必须使它达到“在观众捧腹大笑中，讽刺现实生活里的不良倾向”的效果，展示影片最大的社会价值。

　　毛裕茹立即与我订合同，破例先付一半酬金。那时当导演，责任很重，合同规定在两个月内与观众见面，违约就要赔偿。

　　“艺华”派小老板严幼祥到摄制组督管。他是“艺华”老板严春堂的儿子，曾经在《民族生存》、《肉搏》、《中国海的怒潮》、《烈焰》等影片中负责制片业务，属有胆识、有远见、反应敏锐的行家，尤其懂得“要赚进，先付出”的生财之道，除了重金聘请红星紫罗兰、吴楚帆、林坤山、大口何等担任重要角色外，还答应我提出的租大观公司露天摄影棚实拍的要求，摄影机和录音机等也由上海运到香港。

　　“两个月内与观众见面”决不是轻易能实现的。严幼祥主动从上海抽调30来个有拍片经验的人参加到摄制组各部门。导演要求，一呼百应。至今，我还怀念、感激这位懂行的制片人。

　　《糊涂外父》收到了我预期的银幕效果。观众在大笑中受到启发，大笑后有思索。据发行部门告诉我，有的观众看过十几次。它在南洋的发行收入甚至超过了票房价值奇高的《白金龙》。严幼祥和他的父亲笑得嘴都合不拢。虽然我并未因导演成功而多得分文，但是，我开始在香港站稳脚跟。《糊涂外父》接二连三为我赢得片约，灿烂的前景展现在我的眼前。我悄悄总结了经验，认为成功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演员个个闪光。尤其是饰外祖父的大口何，听名字就明白他的长相特点是嘴巴大。他的嘴巴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失去比例的特大，使人见了就感到奇怪。因此，他在银幕上一出现，观众就被震惊，就想笑。加上他很用功，演技自然朴实。他赢得了观众，征服了观众，是天生的喜剧演员。

　　《糊涂外父》的成功，为我奠定了在粤语片摄制中的地位。

　　　　　　　　　　　　　　　天有不测风云

　　赵树燊，这位旧金山华侨，与友人合办了大观公司，是懂行的制片人，还导演过影片。他看了我导演的《白金龙》和《糊涂外父》后来找我，第一句话就是：

　　“我是慕名，更是真心诚意来与你合作的。希望你能答应。”

　　这是我跻身电影队伍后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特别兴奋。他破例先签约，先付酬金，然后由我编导一部社会题材的粤语片。

　　正好，我手头搜集了一些香港“小人物”不甘受权贵欺压，联合起来反抗的素材。我直接写了导演分场提纲，取名《翻天覆地》。那时摄制影片，有本事的导演常常依据一个故事梗概就能进入摄影棚开动机器。我与沈西苓去影院看片研究时，养成了写分场提纲的习惯，重场戏还有分镜头，乃至勾勒出取景光线……

　　赵树燊特别赏识我的创作态度，看了厚厚一叠《翻天覆地》设计构思，立即催促物色演员和组织班子开机。

　　男主角邝山笑是广东人，一口流利的标准粤语。我看过他演的默片《璇宫金粉狱》，觉得他才气横溢，决定邀他担纲。女主角林妹妹是粤语片观众特别厚爱的，形象和演技都不错。

　　摄影、美工、录音……也都精心挑选。因此，开拍不久，舆论就接二连三地推荐、叫好。到摄影棚采访的记者不少。还没有正式招待新闻界，报刊宣传就开始热闹。众口断定《翻天覆地》上映会盛况惊人。赵树燊暗中乐开怀。

　　谁也想不到它正式开映的那天，香港碰到罕见的特大暴风雨，居民在家里戽水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去电影院！但是，每场还是都有男女青年在座。尽管如此，我心里仍然十分纳闷，自怨影运欠佳。

　　赵树燊反而安慰我说：

　　“我的发行网点很多，香港不过是其中一个放映点。别的城市没有暴风雨，票房价值一定高。再说，暴风雨总是要过去的，以后会重新掀起看片热潮……”

　　他，作为投资者，比我看得更远更透。我们又信心十足，开始了新的合作。

　　　　　　　　　　　　　　“金牌导演”桂冠

　　《金屋十二钗》描写一位中年富翁已娶11个年轻貌美的妻子。她们生活在豪华家庭里，物质欲望样样能满足，而精神世界十分空虚。整天吵吵嚷嚷，哭哭啼啼。丈夫周旋于妻妾之间。哄骗，责怪……各种花招耍尽。一个更年轻、更迷人的小姐又被娶为第十二个妻子。新娘子有位“表兄”常来作客。谁也没有想到这对“表兄妹”是来富翁家谋财害命的。结局是一幕大悲剧。

　　编剧李涤凡，是中学教员。针对当时香港一夫多妻制现象，他写出这个剧本，揭露不道德的生活方式。赵树燊很喜欢它。我反复读了剧本，觉得取材新颖，主题鲜明，决定定为“警世性社会片”。如果单纯揭露，会有宣扬的负面影响。我强调的是要真正有内涵，有分量，要有社会价值。

　　赵树燊听了我的构思，大为赞赏。他说：

　　“相信你会把影片拍得又好看，又卖座，又有社会价值。”

　　摄制组里演职员属精选组合。富翁由风靡粤语观众的邝山笑担任。12位妻子的扮演者中有享誉港澳及东南亚、北美等华侨集中地的当红影星。如黄曼莉，她出生在香港，就读于香港庇理罗士女子师范学校。30年代初就参加影片《江湖廿四侠》演出，共7集，该片卖座极佳。后来接连主演《玉连环》（上、下集）、《为谁牺牲》等几部影片。那时，香港和海外观众常常冲着明星购票。20岁出头的黄曼莉拥有许多崇拜她的影迷。还有一位新星陈云裳，当时刚16岁，清纯、机灵，会跳舞。她虽然在舞台上和银幕上都露过脸，但像《金屋十二钗》中这样重要的角色，还是首次遇到。她适合演戏里的人物，戏也成就了演员。陈云裳一鸣惊人。

　　这部影片里不仅有12位美丽女星，有扣人心弦的矛盾纠葛，有生与死的残酷陷阱——更重要的是揭露了社会的腐朽阴暗，对那些依仗财势、贪图享乐的人是辛辣的讽刺，是严重警告。随着情节发展，影片还配了抒发人物内心活动的插曲……

　　影片公映后，达到了我构思中的良好愿望，得到舆论好评，受到观众欢迎。赵树燊乐滋滋地告诉我：

　　“感谢你为‘大观’拍了这部好影片，为‘大观’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基础。”

　　《金屋十二钗》在好几年里卖座率都很高。有的发行网点放映好几次。都场场爆满。

　　众口盛赞“汤晓丹是金牌导演”。《白金龙》、《糊涂外父》、《金屋十二钗》这几部影片的上座率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很高，但我并没有比合同所规定的多得分文。

　　1991年，我在澳大利亚碰见几个移居那里的香港老影迷。他们谈起《金屋十二钗》时，热情不减当年，绘声绘色介绍自己排队购票和看影片时的激动。称赞邝山笑演得好，死得惨，还同情作为封建社会牺牲品的12位妇女。其中一位颇具绅士风度的老人感触更深：

　　“当年，我就是为了陈云裳这颗新星去看《金屋十二钗》的。以后，只要是她主演的片子，一部不漏，反复看几遍。”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匹夫有责






匹夫有责

　　日本军国主义在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香港人民心中的复仇怒火熊熊燃烧。

　　我是“华南电影赈灾会”发起人之一。这个自动组织的民众团体，展开了宣传、义卖、义演；还由在港的电影公司老板们出资、影人们义务劳动拍摄《最后关头》纪录片。这些都展现了香港影人的巨大抗日热情。

　　《最后关头》由苏怡、高梨痕总负责。苏怡比我年长10岁，高梨痕又比苏怡年长10岁。苏怡是我的兄长，高梨痕则可以说是我的前辈。高梨痕20年代就投身电影业，是集演、导、编于一身的全才人物。他们两人，在香港都有威信。他们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带着摄影小分队拍摄学生甘洒热血为祖国的镜头。后来我看完成片，发现我们拍的镜头使用率很高。因为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高涨，十分动人，我们在拍摄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当然，工人、农民、商界、市民等的爱国行动也很感人。

　　《最后关头》是纪实性黑白片，描写一群大学生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到各阶层民众中宣传团结抗日的故事。我拍摄的学生素材，实际是一条主线素材，所以我们拍得多，苏怡等在汇总编辑时用得也多。

　　记得80年代，香港电影界的老合作伙伴官文清和吴楚帆相继来上海，他们约我去下榻的上海大厦叙旧时，还记忆犹新，谈起我们都满腔怒火投身摄制《最后关头》的情景。大家都说“无愧于那个动荡的灾难年代”。

　　回首往事，能自我感觉无愧，实属不易。

　　　　　　　　　　　　　　　　见机行事

　　我要求作风正派、有艺德、有才气的编剧蒋爱民根据我的设想写出《上海火线后》电影剧本。这将是一部投资大，费时长的影片。我只有等机会向老板提出。说也正巧，上海魏紫波女士率梅花歌舞团去南洋演出归来，途经香港时，与大观公司签约将她们全部歌舞节目拍成“国语”和“粤语”两个版的影片。签约双方都要求汤晓丹导演。

　　这正是一个好机会。我对大观老板说：

　　“如果能投资拍摄《上海火线后》这样一部抗日题材影片，我会愉快地拍摄歌舞片。”

　　于是，我很快就得到允诺。

　　那时拍摄两个版，只有拍两次。因为还没有发明配音译制工艺。我决定粤语版女主角由陈云裳担任。她的歌舞是很有艺术魅力的。国语版的演员则为原梅花歌舞团的成员。两个版分两次拍摄，都取名《舞台风光》。魏女士本人纤弱，感情极丰富。她看完成片，赞不绝口。老板也很高兴。他们预测那部影片在海外收入一定可观。

　　歌舞团的成员们在与摄制组话别的酒会上，个个哭得像泪人儿，惹人怜爱。魏女士一边擦眼泪，一边小声对我说：

　　“可惜呵！我们经费困难，回上海就要解散了！”

　　我也鼻根发酸。建一个团不容易。值得安慰的是，《舞台风光》为她们留下了人生征途上的可贵足迹。

　　　　　　　　　　　　　　　抗日题材人人喜

　　《上海火线后》的拍摄，十分艰苦，是我进入摄影棚碰到困难最多的一部。虽然我早有思想准备，开镜后才发现许多困难还是事先无法估计到的。尽管如此，大观公司老板还是烙守君子协定，没有丝毫责怨或催促。

　　摄制组进度受阻的最大原因是烟火与人物动作配合困难，要试许多次才能提心吊胆开机。当时香港政府规定任何单位、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持枪，更不允许实弹发火。我看过苏联片《夏伯阳》，对它的巨大震撼力印象很深，便自己开动脑筋进行各种试验，根据需要搞烟火设备。我们都悟到了构思是新的，但要实现新的构思却是难的。搞烟火试验免不了要被烟火烧伤，但大家劲道仍然很足。因为，每个人都自觉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表达自己的抗日热情。

　　《上海火线后》的男主角李清原是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在上海参加过《生死同心》影片摄制，与阳翰笙、应云卫、袁牧之、陈波儿、吴印咸等结下友谊。到香港后，蔡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