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插图典藏本)-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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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镜头，看不到高喊“万岁”的冲锋，看不到英美骑兵那种壮观、激动人心的场景。不论是描写日俄战争还是描写中国事变，都是一个格调：在泥泞中行军，凄惨沉闷的苦战，胜负未卜的煎熬，等等。他们或描写泥泞深陷，夜宿中国小镇；或是描写一家三代、历经三次战争而幸存的代表，成了残废、瘸子、盲人；或是描写士兵死后，家人集聚在一起悲悼丈夫、父亲，失去了生计维持者，仍然鼓起勇气活下去。伤残军人的恢复健康也很少被写成剧本。这些影视作品甚至不涉及战争的目的。对日本观众来说，只要银幕上的人物时时刻刻处处都在“尽一切努力报恩”，这就足够了。所以，这些电影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工具。电影的制作者知道，这些电影是不会在日本观众中激起向往和平的反战情绪的。
第三章 名分与情义道德的困境（图）
富士二题之一 山元春举 绘
日本人的人生观体现在他们的忠、孝、情义、仁、人情等道德规范之中。他们认为，“人的义务”可以像在地图上切分势力范围一样分成若干领域。用他们的话来说，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他许多世界组成的。各个世界都有特殊详细的准则。一个人评价同伴不会评价其完整的人格，而是说他“不懂孝”或“不懂情义”等等。他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用“不正派”来批评某人，不会使用“自私”、“冷漠”之类的评语，而是明确指出他在哪个领域中行为不当，在哪个特定领域里违反准则。他们不诉诸于绝对命令。一个得到赞许的行为总是跟该行为所表现的“世界”相联系的。一个人“为了孝”而行动时是一种方式，而只是“为了情义”或者在“仁的世界”行动时就完全会用另一种方式。甚至各个“世界”的准则也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要求采取不同的行动。例如对主君的“情义”，在主君没有侮辱家臣以前，要求尽最大的忠诚；受到主君侮辱之后，就可以背叛主君。又如在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国民对敌人作战直至最后一兵一卒；天皇广播宣布投降之后，“忠”所要求的行为就发生了变化，日本人马上对外来者表现出合作态度。 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绝不会感到心理苦痛。在日本人的生活里，矛盾已深深扎根在他们的人生观之中。对西方人来讲，特别应该重视的是，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的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恶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作是一出戏，在这出戏中，“世界”和“世界”，“行动方针”和“行动方针”，相互之间应该协调平衡。每个“世界”和每个行动方针，其本身都是善的。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真正的本能，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他们甚至把中国的道德箴言看作是中国人需要那种道德的证明，认为那证明了中国人的劣根性。 日本人完全不认为自己需要那种包罗一切的道德伦理戒律。他们“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按照他们的观点，不从宇宙的高度，也能恰当地说明坏行为。每个人的心灵本来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犹如一把新刀，但如果不勤于打磨就会生锈。这种“自身的锈”，跟刀锈一样，所以人必须像磨刀那样注意磨砺本性。但即使生了锈，心灵仍在锈的下边悄悄发光，只需加以研磨，就能使之重新生辉。 日本人这种奇特的人生观，令西方人很难看懂日本的民间神话、小说和戏剧。日本人的小说评论也总是围绕主人公陷入“情义与人情”、“忠与孝”、“情义与义务”的矛盾来论述：主人公的失败是因为溺于人情而忽视了“情义”的义务，或者是因为难以忠孝两全；他迫于“情义”而不能遵行正义或牺牲家庭……这些矛盾是具有约束力的几种义务之间的矛盾，都是“善”的。对它们的选择就像面对多如牛毛的债务，必须选择先偿还一部分。同时，还清一笔债务，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其他债务。 日本人对剧中人的这些看法，和西方人是根本对立的。我们认为剧中人之所以是好人，是因为他选择了善，并且与恶进行斗争。“有德者胜”，结局应该圆满，好人要有好报。日本人则酷爱这样的主角：他既拖欠社会恩情，又不能有悖于名分，无法调和，只好一死了之。这样的故事在许多其他文化中是在教唆人们屈从于残酷的命运，在日本却反而成为启迪主动精神和宣扬坚忍意志的题材——主人公在竭力完成肩负的某种义务时忽视了其他义务，最后又和他所忽视的“世界”进行清算。 如果日本人一旦接受了美国这种简单随便的行为准则，即使所受影响不深，也无法想像他们还能再回到那种规矩繁琐的生活状态中去。他们把过去的生活有时说成是失去的乐园，有时说成是“桎梏”，有时说成是“牢笼”，有时又说成是盆栽小树。这棵小松树的根培植在花盆里时，是一件为庭园增添雅趣的艺术品；但一旦移植到了土地上，就不再会是盆栽了。他们已感到再不能成为日本庭园的点缀，再不能适应曾经往昔的要求。他们最为剧烈地经历了日本道德的困境。
第四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自我修养（1）（图）
舞之序 上村松园 绘
为什么要把自己吊在钩子上？为什么要全神贯注于丹田？为什么要如此自虐地节俭？为什么只集中锻炼一项苦行，对其他人认为确实重要、应当训练的某些行为却完全不要求克制？那些在本国从未学过修养方法的观察者，来到高度信赖修养方法的国家里，最容易产生种种误解。 日本人认为，无论是参加中学考试的少年，还是参加剑术比赛的成人，甚至是贵族，都要在学习应付考试所必需的内容之外，进行“自我修养”。不管考试成绩多好，剑术多么高超，礼貌如何周到，都必须放下书籍、竹刀或社交活动，进行特殊的“修炼”。当然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接受神秘的修炼。但是即使那些不修炼的日本人，也承认“自我修养”的术语和实践在其生活中的地位。各个阶级的日本人都运用普遍流行的一套有关自我克制的概念来判断自己和他人。 日本人的“自我修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另一类不仅培养能力，还有更高要求，我将其称为“圆熟”。这两者有区别，有不同的根据，其目的是要产生不同的心理效果，并通过不同的外部标志来加以识别。 第一类，即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如前面提到的那位陆军军官说：“他们都知道怎么睡觉，现在要训练他们不睡觉。”他讲的是一种公认的原理，即精神驾驭术，认为意志应当驾驭肉体。他们完全不理会“忽视健康肉体必受损害”的规律。日本人的整个“人情”理论都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肉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于人生大事，不管健康是否允许，不管肉体本身是否受过训练，总之，一个人应当不惜任何代价“自我修养”，来发扬日本精神。 在日本，为他人服务，也有着相互的强制力，既要求等量，也要求彼此承担相辅相成的等级责任。他们自我牺牲的道德和美国迥然不同。日本人特别反对基督教传教士关于自我牺牲的说教。他们极力主张，有道德的人不应该把为别人服务看成是在压抑自己。有位日本人对我说：“我们做了你们称为自我牺牲的事情的时候，觉得是自愿的，或者认为那是对的。我们绝不感到遗憾。我们不会认为我们在实际上作出了多大牺牲，这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或者这应当受到回报。”日本人把如此缜密细致的相互义务作为核心来组织社会生活，当然不会理会什么“自我牺牲”。他们要求自己履行极端的义务。关于相互义务的传统强制力，阻碍他们拥有“自我怜悯”和“自以为是”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在个人主义竞争的国家中极易出现。 日本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是为了改善他驾驭生活的能力。他们说，修养初期也许会感到难以忍受，但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终究能够学会享受其中的乐趣——否则就会抛弃修养。徒弟要在生意上有出色表现，少年要学习“柔道”，媳妇要学习跟婆婆相处。训练之初，不适应新要求的人想要逃避，这可以理解。这时，他们的父亲就会教训说：“你希望什么？要体会人生，必须接受一些训练；如果放弃修养，今后肯定会不愉快。要是陷入这样的处境遭到议论，我是不会袒护你的。”用他们常用的说法，“修养”就是磨掉“身上的锈”，它会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刀。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 日本人如此强调“自我修养”对自己“有利”，并不意味着他们达到了道德戒律时常要求的，极端行为不是真正的严重压抑，以及这种压抑不会导致攻击性的冲动。美国人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能理解这种区别。桥牌选手为了打好牌，绝不会抱怨必须作出的自我牺牲，绝不会把为了成为专家而花费时间看成“压抑”。尽管如此，医生们还是得出结论说，一场豪赌或冠军赛事之际，胃溃疡与精力高度集中、身体过度紧张是有直接联系的。日本人也有同样的情况。但是由于相互义务观念的强制力和他们坚信“自我修养”对自己“有利”，导致日本人容易接受许多美国人难以忍受的行为。他们不为自己找借口，也不像我们那样经常把生活中的不满归咎于别人。他们被训练得比美国人更在意自己“身上的锈”。 第二类，“圆熟”，是比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更高的境界。这类修养的技巧，他们有时称之为“怪癖”。 日语中有一系列表达自我修养达到“圆熟”境界的词汇。这些词汇有些用于演员，有些用于宗教信徒，有些用于剑术家，有些用于演说家、画家以及茶道家。我仅举其中的一个词：“无我”。这是禅宗用语，在上流阶层中很流行。它所表达的“圆熟”境界是指意志和行动之间“毫无障碍，丝丝入扣”的体验。不管它是世俗的经验，还是宗教的经验，这就如电流从阳极自由且直接地流向阴极。没有达到圆熟境界的人，在意志与行动之间仿佛有一块绝缘板。日本人把这个障碍称作“观我”、“妨我”。经过特别训练，消除这种障碍后，“圆熟”者就完全意识不到“我正在做什么”，正如电流在电路中自由流动，不需要用力。 在日本，普通人也努力要达到这种“圆熟”的境界。英国研究佛教的权威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Sir Charles Eliot）谈及一位女学生时说：
她到东京某著名传教士的住处去，请求成为基督教徒。传教士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因为想乘坐飞机。问她：飞机跟基督教有什么联系？她说，她听说坐飞机要有一颗非常镇静、处变不惊的心，这种心只有通过宗教训练才能获得。她认为，基督教恐怕是最好的宗教，因而前来求教。
第四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自我修养（2）（图）
洋犬图 山口华杨 绘
日本人不仅能把基督教和飞机相联系起来，也把“镇静、遇事沉着”跟应付考试、讲演、政治生涯都统统联系起来。在他们眼中，培养“一点”（集中、专注）对做任何事都有着无可非议的好处。 很多种文明都有发展这种训练技巧，但日本人的训练技巧和目标显然具有完全独特的特征。日本的修养术很多来自印度瑜伽派，这更令人感到饶有兴味。日本的自我催眠、全神贯注、驾驭五官的技巧体现出了与印度修行方式的亲缘关系。日本同样重视“虚灵”（心中不想）、“体静”（身体不动），会千万遍反复诵念同一句话，或全神贯注于某一选定的象征，甚至采用印度的术语。但除了这些表面的共同点之外，日本版的修养术跟印度几乎没有相同之处。日本虽然作为佛教大国，轮回和涅槃的思想却从没成为日本佛教信仰的一部分。虽然有少数僧侣接受这种教义，但从没影响过民间思想和习俗。在日本，没有把鸟兽虫鱼看成是人的转世而不准杀生的现象，葬仪和庆生也没有受到轮回思想的影响。轮回不是日本的思想模式，涅槃也不是，僧侣们对此进行了加工使其消失了。有学问的僧侣们断言，顿“悟”之人即已达到涅槃，即在此时此地，松树和野鸟中都能“见涅槃”。日本人对关于死后世界的空想从来不感兴趣。他们的神话都是讲关于神的故事，而不谈逝世的人。他们甚至拒绝佛教关于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他们认为，不管什么人，即使是低贱的农民，死后都能成佛。日本人供在佛坛上的家属灵位就称作“佛”。这样的用语在佛教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对普通的死者都能使用如此大胆的尊称，就可以理解，这样的民族当然不会去追求“涅槃”那种艰难目标。既然一个人怎么都能成佛，也就不必再终生苦苦追寻这种可以轻易到手的目标。 同样，日本也没有肉体和精神不相容的教义。瑜伽修行是消除寄生于肉体之中的欲望的方法。日本人没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人情”（烦恼）并非恶魔，感官享受是生活智慧的一部分，惟一条件是感官享乐必须为人生重大义务作出牺牲。这一信条在日本人对待瑜伽修行的方法上，从逻辑扩展到极端：不仅排除一切自虐性苦行，而且这个教派在日本甚至不是禁欲主义教派。他们的“悟者”过着隐遁生活，虽然称为“隐士”，却通常仍和妻子安逸舒适地生活在风光秀丽的地方。娶妻生子和超凡入圣之间完全没有矛盾。在佛教的最通俗的教派（即净土真言宗）中，僧侣完全可以娶妻生子。日本从不轻易接受灵肉不相容的说教。顿“悟”入圣是因为自我冥想修行和生活质朴，并不在于非得要破衣敝服，弃绝声色娱乐。日本的圣者整天吟诗品茗，赏花弄月。如今的禅宗甚至告诫其信徒，要避免“三不足”，即衣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 他们把瑜伽修行方法理解为“自我修养以求完善自身”的方法，理解为“使人和其行为毫无间隔”，达到“圆熟”境界的方法。这是一种自力更生的训练。它的回报就在眼前，它使人们能够有效应付任何局面，用力适中，恰如其分。它使人能够控制姿意妄为的自我，镇定自若，无论遇到外来的人身危险还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激荡，都不会失去镇静。 当然，这种训练不仅对僧侣有益处，对武士也有益。事实上，正是武士把禅宗奉为自己的信仰。日本用神秘主义修行来训练武士单独作战，从禅宗刚开始影响之时起就一直如此。12世纪，日本禅宗开山鼻祖荣西的巨著就取名为《兴禅护国论》。禅宗训练了武士、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以求达到相当世俗的目标。正如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所说，没人能从中国禅宗史上看出任何禅宗传到日本会成为军事训练手段的迹象。“禅宗和茶道、音乐一样，彻底变成了日式文化。我们可以理解，这种主张不从经验中寻求而是从内心直接体验真理的冥想的神秘主义教条，会在12、13世纪的动乱年代中那些逃避世俗灾难的寺院中流行。但我们却想像不到，日本武士阶级竟然会把它作为喜爱的生活准则。” 日本的许多教派，包括佛教和道教都特别强调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有些教派把这种训练的成果看成上帝的恩宠，其哲学基础建立在“他力”上，指靠他人的帮助，即仁慈的上帝的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