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插图典藏本)-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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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仁”，英文相应的表达一般是“慈善”、“博爱”，但它含义更广，几乎包揽了一切最美好的人际关系状况。父母必须有“仁”；统治者不“仁”就会遭受叛乱和起义。人们是否对皇帝尽“忠”，其前提总是看这位皇帝是否行的是“仁”政。地方官员和其他领袖也都把“仁”放在第一位。它是整个中国伦理体系中，对人的品德和行为的最高判决标准。　　中国伦理的这一制高点，日本从未接受。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在论及两个国家的差异时写道：“在日本，这些观点与制度不容，即使在学术领域也不曾全盘接受过。”“仁”被排斥在日本式道德之外，对中国的领袖，至少在表面上“仁”是必须拥有的素质；在日本绝对是份外之事。　　“仁义”缺乏地位，这个词就逐渐被用于描述地痞流氓之间的感情。德川时代有许多杀人越货为生的单刀歹人（正规武士是佩带双刀的，样子很好看，只有无赖才会佩单刀），彼此之间会互道“仁义”。一个恶棍遭到追捕，如果请求另一个恶棍窝藏他，对方为害怕报复也确实伸出了援手，这就叫“行仁义”。到现代社会，仁义与违法行为的关联变得更加紧密。比如报纸上说：“下层劳工至今仍然在行仁义，对此，必须加以严惩。警察应该禁止那些至今仍盛行于日本各个角落里的仁义。”显然这里的“仁义”已经与中国仁义全不相干了。它单指强盗的荣誉。日本有些小工头与非熟练工人签定契约，从中牟利，如同美国码头上那些意大利人一样，这种做法也叫“行仁义”。到这个地步日本文化彻底践踏了中国伦理中最高价值的“仁”，使原本在其下的“义”成为伦理体系的制高点，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孝道是“义”，因为没有仁作为前提，结果包容礼让父母的恶行也成了孝道。能破除孝道的只有更高等级的义务，比如对天皇这个等级制度的至尊所需要尽到的义务。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在故意破坏自己的幸福，在孝道的大义之下，当事人只有在所不惜。　　日本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农村女学生因为天灾，被自己的父母卖到妓院里去。她的老师发动村民凑了一笔款子为她赎身。然后，这位教师的母亲把这笔钱偷了。儿子知道钱是母亲偷的，却不得不自己承担指责和惩罚。他的妻子发现了真相，为保全丈夫的名誉，就留下遗书称丢钱的责任全在自己，然后抱着婴儿投河自尽。事件宣扬出去后，母亲的责任居然无人过问。儿子尽了孝道之后只身前往北海道，磨练自己人格，以求今后能坚强地经受同类的考验。电影里这个儿子全然是正面形象，是品德完美的英雄。　　　　　　我这个美国人认为，悲剧的全部责任就是那个小偷。但我的日本朋友强烈反对我这种美国式判断。他说孝道是经常与其他道德发生冲突，但无论怎样，如果主人公把矛头指向母亲，那他会毁坏自己的名誉和自尊心。　　　还有一个例子，有位比较现代的日本妇女，住在美国，曾经在东京收留过一个被婆婆赶出来的年轻孕妇。这个女孩子的丈夫很爱她，但只能悲伤地与之断绝关系。当时她没有责怪丈夫，把感情逐渐倾注到即将出生的婴儿身上。但孩子刚生下来，婆婆就带着那个孝顺的儿子来索要婴儿。当然婴儿是属于婆家的。婆婆把孩子带走后立刻送进了孤儿院。　　在美国，这些都被看作个人幸福遭到外来干涉的事件，但日本人不能把干涉看成“外来的”。恩，孝道，这比个人幸福更加高级。好像在说，你可以去追求好日子，但得先还清欠债。当然了，道德的这种不公平的重压也会产生反弹。询问亚洲人什么是最可恨的，缅甸人说是火灾、盗贼、官府、歹人；日本人说是地震、打雷和老家伙。　　日本人不会对记忆以外的祖先尽孝道，三代以前的长辈，墓碑都无人过问。许多专著都提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维，对构思非现实形象没有兴趣。与中国人相比，日本的孝道印证了这一点：孝道义务仅限于生存者。　　热爱自己的孩子，西方人的看法是处于母亲的本能和父亲的责任感，东方人认为是出自对祖先的孝道。日本人非常明确地说，回报祖先恩情的方法就是将自己受到的照顾加倍地转向下一代。帮助贫困的直系亲属后代也属于孝道范围，但不要求必须出自慈爱之心。比如某个家庭收养了丧偶的外甥女，那个年轻寡妇就被称为“冷饭亲属”，因为她只能吃冷饭剩菜。家里谁都可以指使她，而且，对于有关她的任何决定，她只有无条件地服从。在特殊情况下她也可能受到比较好的待遇，但这样做可不出自“义务”。　　日本因为等级制度，兄弟之间时常产生冲突。但家中婆媳冲突可能是最剧烈的。到现代，日本的姑娘们公开谈论要嫁给一个没有继承权的男子，因为他可以外出谋生，媳妇不必与霸道的婆婆一起生活了。


第二章　明治维新道德和它的压力（2）（图）

避雨　　鸟居清长　绘　　　　

　　在沉重的“义务”的重压下，日本偶尔可以看到家族成员中相当露骨的怨恨。不过，这种现象在与孝道接近但更高级的义务——对天皇尽忠——中就不存在了。日本政治家把天皇奉为神圣，与人间的生活完全隔离。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孝道也就成了一种幻想出来的、纤尘不染的虔诚仰慕。明治初期的政治家写道：“西方国家的历史都是统治者与其人民之间冲突的历史，这不符合日本精神。”过去700年来天皇始终是国家的象征，孤立而神圣，对国家大臣的任何行为不负有责任。政治家正需要这种精神上的统一。过去人们强调对将军尽忠，尽管日本人是这样做了，但阴谋推翻乃至暗杀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大名和将军与百姓靠得更近，人们容易看清他是谁，这时候产生的忠诚自然淡薄一些。而天皇深居九重，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去塑造天皇的形象。　　忠诚，这一概念来自中国，但日本人走得更远。日本政治家轻而易举地把全体国民忠诚的对象转移到天皇身上，古老的民间传说，即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无疑是起了些作用的。但这一传说并不像西方人想的那么重要。其实那些完全否定神的存在的日本知识分子也普遍认为应该忠于天皇。东西方的观念差异在这里又明显了起来。　　西方认为神就是至上，是等级的顶峰。在人与神之间，日本人的距离更近。每个日本人死后都会变成神，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日本对天皇的忠诚，更大的一个因素是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它万世一统，继承皇位。西方人不相信这一点，而且日本的继承规则也与西方不同，但这种挑剔对日本人无效。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皇室就是“万世不变”的。明治维新之前，反德川的势力就是利用了“万世一系”的情况，而不是天照大神理论。　　近代日本作了种种努力，使“忠”的对象转向具体的人并且特指天皇本人。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代天皇，是一位杰出、威严的人，他长期在位，自然地成为臣民瞻仰的国体象征。他极少在民众面前出现，仅有的几次露面，都隆重地布置仪式，极尽尊荣。群众匍匐在地上，没有发出丝毫声响，没有一个人敢于抬头看上一眼。二楼以上的窗户全部遮闭，以保证任何人都不得从高处俯视天皇。他和高级顾问的接触也严格按等级进行。日本没有天皇召开执政会议的说法，而是少数特权的“阁下”们，“受赐拜谒天皇”。他难得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发布诏书。所发的诏敕内容都是有关道德、节俭；或者是安抚民心。当他即将驾崩时，整个日本几乎成了一座大寺院，所有的老百姓都在为他虔诚祈祷。　　通过这些方式，天皇凌驾于国内一切政治纠纷之上。就像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超越一切政党政治一样。我们对国旗设置了某种仪制，并认为这种仪制不适用于个人。而日本人却充分利用天皇这个最具象征的人的价值。人民敬爱天皇，天皇也作出反应。老百姓听说天皇“关心国民”时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为了使陛下放心”，他们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像日本文化这种完全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文化中，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如果教育学生说人的最高职责就是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他会受到指责，必须说是对天皇报恩。　　“忠”在臣民与天皇之间构成了双重体系。一方面，臣民的忠诚直接针对天皇，其间没有中介，他们自己用行动来使“陛下安心”；另一方面，天皇的敕令，是经过天皇与大臣之间的各种中介者之手，一级一级传到他们耳朵的。“这是天皇御旨”，这一句话就可以唤起“忠”，其强制力要超过任何现代国家的号召。罗里先生曾描述这么一件事：在一次日常的军事演习中，一位军官带队出发时下令，不经他同意不能喝水壶里的水。日本的军队训练，非常强调能在极困难条件下，连续行军五六十英里。那一天，由于口渴和疲劳，有20个人倒了下去，其中有5人死亡。打开死亡士兵的水壶一看，里面的水一滴也未少。“那位军官下了命令，他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


第二章　明治维新道德和它的压力（3）（图）

富岳三十六景之神奈川冲浪　　葛饰北斋　绘　　　　

　　在民政管理中，“忠”把一切都管了起来，从丧葬到纳税无所不包。税吏、警察、地方征兵官员都是臣民尽忠的中介。按照日本人的观点，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报。这一点与美国的风习形成强烈的对照。在美国人看来，任何新法律——从规定停车的尾灯标志到所得税的税率，都是对个人自由的干涉，都会引起国民的不满。联邦法律更受到加倍的怀疑，因为它干扰各州的立法权，认为它是华盛顿官僚集团强加于国民的。许多国民认为，对那些法律，无论怎样反对，也不能满足国民的自尊心。因此，日本人认为美国人无法无天，美国人认为日本人是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的顺民。也许更符合实际的看法是，两国国民的自尊心取决于他们面对自己的不同态度。在西方，自尊心是与自己的作为联系在一起的；在日本，自尊心则是与对施恩者报恩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种习俗各有各的难处：我们的难处在于即使对全国有利的法规，也很难被接受；他们的难处在于，人们一生都处于负恩的重压之下。也许，每个日本人都能在某些场合找到既不触犯法律，又能回避苛求的办法。特定情况下他们赞赏暴力，乐于采取直接行动了结个人私怨，这些是美国人不赞成的。然而，无论如何，“忠”对日本人的支配力是无可怀疑的。　　1945年8月14日，日本人的“忠”在全世界显示了难以置信的威力。许多了解日本的西方人士都认为日本没有投降这一说。他们声称，幻想那些分布在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上的日军会和平地放下武器，恐怕过于天真。日军的许多地方部队还没遭受过失败，他们还确信自己的战争是正义的。日本本土各岛，到处都是誓死顽抗之辈。占领军——其先头部队只能是小部队——如果前进至舰炮火力圈之外，就会遭到屠杀。在战争中，日本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们是好战的民族。这类美国分析家没有考虑到“忠”的作用。天皇下了诏书，战争就结束了。在天皇的声音尚未广播之前，大群的反对者们包围了皇宫，试图阻止停战诏书的宣布。但一旦宣布，他们就全都认了命。不论是在满洲、爪哇、菲律宾，各地的司令官，或者是本土的东条们没有一个人反对。盟国的军队在机场着陆后，受到了礼貌的欢迎。外国记者中有一个人这样写道：早晨着陆时他还紧紧地握着手枪，中午时就把枪忘在了一边，傍晚便悠闲地上街去买日用品了。日本人现在是用遵守和平的办法使“陛下安心”了，而在一个星期前，他们还发誓要用竹枪击退夷狄来使“陛下安心”呢！　　这种事情不算神秘。只是有些西方人不明白，是情感在支配着人类的行动，而情感本身是可以发生变化的。有些人说日本民族只会灭绝，别无其他出路；另一些人则主张，只有自由主义者掌握政权，推翻现政府，日本才能得救。这两种分析，如果说的是一个全民动员进行总体战的西方国家，那还可以理解。但是，他们以为日本的行动方针和西方国家基本相同，这就错了。甚至在平安无事地占领日本几个月以后，有些西方人士还在预言，一切机会均已失去，因为日本没有发生西方式的革命，或者说“日本人不明白他们已经被打败”。这是西方的社会哲学，是以西方的真理标准为基础的。但是，日本不是西方国家，它没有采用西方各国那种最后的力量：革命。它也没有用消极破坏等办法来对抗占领军。他们使用自己所固有的力量，即在战斗力未被完全摧毁以前，就要求自己把无条件投降这一巨大代价作为“忠”。在他们看来，这种巨大的代价仍然是有价值的，他们保住了最珍视的东西，他们有权利说：这是天皇的命令，即使是投降的命令。也就是说，国家被打败并没有让法制崩溃，最高的法律仍然是“忠”。


第三章　名分与情义名分与情义（1）（图）

美人图　　臼井直贤　绘　　　　

　　“情义”是日本人的伟大传统，是武士与主君、武士与其他武士之间的关系。这种感情超过了“忠”，超过了义务。在某些层次上与“恩”重叠，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恩”。因为“情义”的产生可能完全没有施与；而且“情义”必然发生在彼此熟悉的人之间，与陌生人无关。　　在12世纪，源氏将军要求一位大名引渡他的朋友，因为他是个敌对的领主。那位大名写的回信至今在流传。他表示强烈愤慨，拒绝以忠的名义背叛情义。他写道：“对于公务，余个人无能为力，但武士重名誉，武士之间的情义乃永恒之真理。”也就是说，它超越将军的权力。他拒绝对“所尊敬者背信弃义”。古代日本崇拜这种超越一切的武士德行，在历史故事中比比皆是，流传很广，而且经过润色，改编为能乐、歌舞伎及神乐舞蹈。　　关于“情义”最著名的故事是一位大力神般的浪人、12世纪豪杰弁庆的事故。浪人指的是没有主君，靠自己谋生的武士。这个弁庆除了一身神奇的力气之外，并不算什么特异之士。他寄身僧院，使僧侣惊恐。他斩杀过往武士，收集刀剑，只为了让自己有一套体面的打扮。有一次，他向一位貌似武艺平常的年轻领主挑战，结果发现那是个强大的对手。这位青年是源氏后裔，正谋划着为其家族恢复将军地位。他就是日本人极端崇拜的英雄源义经。弁庆向义经表示热诚的“情义”，为义经立下无数功勋。但在最后一次敌众我寡的战斗中，他们被迫率领家臣逃跑。他们化装成为建立寺院而化缘的僧侣，走遍日本全国。为了避人耳目，弁庆装扮成领队，义经则身着同样服装混在一行人之中。沿途每遇敌方布置的哨卡，弁庆就拿出编造的一卷寺院募捐簿来念诵以求蒙混过关。但在最后时刻，尽管义经衣着卑微，却无法掩饰高贵的气质，引起对方的怀疑。他们把一行人叫回来。弁庆心念电转，突然借口一点小事打义经的耳光。敌方误信为真，不再怀疑他们。因为如果这位和尚真是义经，家臣是绝不敢动手打他的。如此违背“忠”是不可想像的。弁庆的不敬行为挽救了这一行人的性命。到达安全处所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