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签一次婚约-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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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秀小姐既超越了女人，也超越了男人，因此是名符其实的超人小姐。
超人小姐还有个别名：机器小姐。机器小姐什么都好，就是少了点儿魅力，少了点儿魔力。其实这样更好，魅和魔都带一个“鬼”字，鬼是什么东西，它能生活在现代社会吗？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七日
第一队第5节 迪厅
黄昏时朋友突然扮了个鬼脸，说是要带我去迪厅。
去迪厅干什么？——发泄。
发泄是永恒现象，人类从古代就发泄。猿人发泄，仰天长啸；奴隶发泄，乱抖脚镣；侠客发泄，大漠狂跑；骚客发泄，摔琴焚稿；妃子发泄，碎玉裂帛；樵夫发泄，抡圆了柴刀。
物有粗细，事分文野，发泄，属野的一类。现代人文明太高，麻烦太多，更需要发泄，又轻易发泄不出来：想啸邻居是心脏病，想跑没有空场儿，想打老婆妇联不让，想掼鱼缸砸奖状又有点舍不得，于是去迪厅。
迪厅在铁西区，铁西区是工业重镇，烟囱比电线杆子多，电线杆子比树多。迪厅里没有烟囱，迪厅里满满一下子人。按说人分三六九等五行八作，拿眼睛一扫就能扫个大概，但迪厅里不好扫，迪厅太暗，迪厅的灯压根儿不想让你仔细瞅东西，迪厅的灯是天下最不老实的灯，迪厅的人偏就喜欢这样的灯：白的刚一亮，霎眼改蓝的了，没等你适应蓝的，又改黄的了，黄也不好好儿的黄，稳稳当当的黄，而是一闪一闪又一闪，一黄一黄又一黄，人就被光弄得支离破碎，难以辨识。突然间迪厅里又漆黑一团，凭空射出几道光柱，红红的，细细的，针一样扎人，电炉丝一样烫人。我正琢磨光柱是从哪儿来的，冷不防斜刺里嗤出一团人工浓雾，朦胧翻卷，升腾弥漫，联想力强的人例如刘齐就想起笼屉，想起热水，想起澡堂子。
按说澡堂里脱光了衣服比迪厅更难辨级别识尊卑，其实不然。澡堂中人虽精赤条条，牵挂还是有的。蒸汽氤氲中科员得给科长搓背，税户得向税官搭讪。更要紧的是，大家的身子板儿于缓慢的节奏中是如此之开放，以致能有条不紊地、详尽地观察许多往日无法见到的情况。好情况遭忌，坏情况讨嫌，各类情况一目了然，皆是深入研究的重要资料。
迪厅就没有这样的罗嗦事。迪厅的人没心思研究别人，想研究也研究不了。迪厅是一锅粥一池浆糊，把各色人等呼啦啦搅拌在一起，单眼皮儿双眼皮儿，黑头发白头发，高胸脯平胸脯，粗胳膊细胳膊，真名牌假名牌，大人物小人物，本地人外地人，有前科没前科，统统藏身于混沌中，融汇在喧嚣里，界限打破了，归属更改了，甚至连男女之别也不那么重要了。纷乱中产生一种新关系，平等关系，发泄关系，谁也别高傲，谁也别自卑，你发泄，我发泄，大家一起发泄。大家一起发泄却不愿手拉手肩并肩，还要自成一体，独往独来，却不愿躲在旮旯里独往独来。
迪厅伴奏尤其精彩，呻吟也成曲，喘气也为歌，鬼哭狼嚎更是绝妙好音乐。好音乐节奏迅猛，快过心律，咚嚓咚嚓，无始无终，铺天盖地，震耳欲聋。吹牛大王沉默了，演讲大腕儿没电了，外语大拿卡壳儿了，独唱大师不灵了——美声气嗓一概不灵，往日里神气活现的铁嘴玉舌这会儿统统不好使了。往日被铁嘴玉舌压抑得蔫蔫巴巴的普通嘴普通舌这会儿统统来情绪了，可劲儿嘶鸣可劲儿吼叫，叫破了嗓子也不怕掉价，更无人指责。叫着叫着血脉就贲张了，脑袋就发涨了，四肢就闲不住了，边叫边跳，边跳边闹，闹就是跳，跳就是闹。去他的慢三快四，去他的狐步探戈，这个世界规则太多，难道分分秒秒都要踩在点儿上？老子爱怎么跳就怎么跳，怎么跳都不错，错了更好，错就是对，对就是错，甚至连对错都不存在了，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一片轰鸣一片虚无，甚至有没有大脑都不知道了，呼吸不受大脑指挥了，手脚不受大脑支配了，各种器官各种零碎儿都脱离控制了，起义了。起义的感觉真好，真想永远起义下去。突然身子一紧，一条绳子把我箍住，不让我继续起义了。缓了半天神儿才弄清不是绳子，是朋友的手臂。朋友贴着我的耳根子喊，单位的车要回去了，别人全部到齐，就差你了。
迪厅外面风光依旧，城市井然有序，烟囱井然有序，汽车自行车手推车井然有序，无序的都留在迪厅了，那里有一堆旋转的肉，一群疯狂的魂，一窝儿怪诞的梦。迪厅真好，迪厅是当代的伟大发明。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日
第一队第6节 碧霄
我在碧霄旅行，绝对是碧霄，湛蓝湛蓝的十月天空，无一丝乌云，连白云也没有，挺像唐人刘禹锡吟诵秋天的那首诗：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可是鹤呢，鹤在哪里？
鹤就是飞机呀！我不直接说我坐飞机，反而拐弯抹角地说我在碧霄旅行，皆因我是有文化的人，喜欢含蓄地写点文章，还出过几本书。此刻，我身边靠舷窗的位置坐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正在看一本书，那书，也是我写的，是我刚刚出版的一本散文集。那小女孩清清爽爽的，恰恰也叫碧霄。书是送给她父母的，扉页上谦虚地写着敬请指正的字样。至于碧霄，则无须请她指正，她若能看懂一半，她的智力就算很高了。
碧霄的智力果然很高，她看了一会噗哧一笑：“刘齐叔叔，您的书真好玩。”我是闻夸则喜的人，尽管孩子的赞扬比不上成人的有力度，但童言无忌，更有真实度，因此我特别满意。
碧霄和多数小孩子一样，看书不大守“秩序”，爱从中间，或者从后边往前挑着看，把纸页翻得哗哗响。翻了一会，又像小大人一样评论说，“这书还成，老少咸宜。”我不认为小丫头在滥用词句，相反我觉得她说的相当到位。先前她的父母已经夸过这书了，现在她再这么一夸，不是老少咸宜又是什么？
过了一会儿，小丫头终于翻到第一页了。书的第一页通常是序言，而序言往往都比较枯燥。幸好，我设置了一个别致的故事，希望用这故事代替序言。故事发生在一个酒吧里，酒吧，酒吧，小丫头朗朗地读出了声，又一顿，怯生生地说：“刘齐叔叔，您写错别字了。”
“哪个字错了？”我暗自好笑。
“酒吧的吧，应该有个口字旁吧？”小丫头低着头，似乎不好意思看我。
我一瞧，我那书上写的是“酒巴”，便不以为然地说，“带不带‘口’字都一样的，都是英语BAR的音译。”心想我是不是说得太深了，一个孩子，她能理解吗？
“可是，老师说……”碧霄脸上布满疑惑，欲言又止。然后让她妈妈看那个字。她妈妈正在打盹，被唤醒后，不得要领地看了一眼，嘟囔几句，接着打盹。
小丫头不再说话，事情很快就过去了。
几天后我偶然想起这事，顺手查了一下词典，发现果然是我没按人家的规定写，诚恳点儿说，就是写了错字，而碧霄那小丫头竟当了我的一字之师。
我给小碧霄打电话，她不在家，她爸爸接的。我把这事一说，老碧霄直叫好，夸我虚若怀谷。
放下电话，心里挺愉快，觉得还是当大人划算，认错也好，不认错也好，横竖都有道理。
过两天见到老碧霄，我说你跟孩子说了吗？他含糊一笑，说我还没腾出空来呢。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一队第7节 想家（1）
傍晚，纽约上空，飞机即将着陆，舷窗外已是一片辉煌，我邻座的青年洋人有点儿坐不住了。
先前，他一直在宁静地看一本船舶方面的厚书，漫长的旅途中只跟我说过一句“哈罗”。这时，他却小孩子般兴奋起来，不管我爱听不爱听，一个劲儿把地面一些建筑物指给我看，甚至还笨拙地形容了一下灯海。
中国人此刻一般会说万家灯火，他是老外，比较叫真，就多添了几个零，说窗外有“一百万个的电灯”。
其实，我哪里需要他的介绍，我来纽约不是一回两回了，甚至还长住过，早八百年我就知道那个尖顶的家伙是帝国大厦，而那两个并肩站立的细高挑儿是著名的世界贸易中心，高一百一十层，楼顶有眺望台，还卖爆米花、巧克力和九十九美分一张的明信片……但我并不说破，相反还尽可能认真地倾听着。我尊重这个唠唠叨叨的小伙子，因为他说纽约是他的家，他外出一个月了，总想家。
夜里睡得好好的，突然就醒过来，四下里墨一般黑，眼睛却不愿重新闭上。
我知道，这是时差使然。
祖国那边正是亮亮堂堂的晌午头，还有两天即是春节，人们心头早已长了草，满面春风、满口拜年话是此时的常态。单位里的保留节目则是打开浆糊瓶，把封条抹得湿乎乎的往要害地方一贴，就准备放假大吉了。据说今年时兴电话拜年，现在，会不会有人给我打电话，关系密切不必拘礼的家伙，会不会冲着留言机笑骂：刘齐，你小子藏到哪里去了？
这么一寻思，丝丝缕缕的，我也有点儿想家了。尽管我离开中国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在北京机场还跟人恶狠狠地吵了一架，但我仍然想家。
凭良心说，在北京机场一点儿不怨我，是那人不对，然而我想表现宽容精神，就说大过年的，算了吧。不料那小子极混，张口吐出一句：谁跟你大过年的？我一气，又跟他嚷起来。他也是旅客，好像还有妻子同行，妻子比较懦弱，既不帮腔，也不劝阻，只是站在一旁，不安地观望。这会儿，他俩也该到家了吧？那个纽约小伙子呢？在曼哈顿的家里，他的亲人为他预备了什么？美国佬于吃的方面又是一路，不懂得送行饺子接风面。
人群中，我是属于比较爱想家的那一族类，差不多从记事开始，就想家了。
我在沈阳长大，父母工作忙，于是让我进了保育院。每个星期六接到家里，快快活活住两宿，星期一早晨再被送回那催人泪下的场所。
真不愿回去啊，但我说了算吗？
多年后提起这一段，我妈总爱攻击我爸，说他老人家太狠，拎起孩子，往保育院门缝里一塞，像塞个小鸡崽子，塞完调头就走，孩子嚎哑了嗓子也不回头。
这些撕肝裂肺的场面今天我已毫无印象，只记得保育院的晚饭爱用灰白色的肉皮炖豆腐，难看至极，恶心至极，被“小兽”们吐得满窗台都是。那时正值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放映档期，广播里总唱“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的插曲，可怜我一个黄毛小儿，居然从这悠扬的曲调中听出无限的凄楚。望着窗外的沉沉暮色，我十二分地想家，鼻子一酸，就哀伤地哭起来。我一哭，恰如引爆了炸弹，全体“小兽”也哭，满屋子大放悲声。这时，歌声也趁机提速，阿姨们阵脚大乱，管也管不住，只能在“闯火车那个炸桥梁，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的快节奏旋律中毛手毛脚，收拾废弃的肉皮。
从此，这支歌成了我想家时脑海中最常浮现的背景音乐。不管别人有什么心得，我可是一哼起它来就容易伤感，时隔多年，依然如此。
其实，当时我想的那个家，离保育院不过十几个街区，如果人小鬼大，有“越狱”的本领，不出一个小时便能回到慈母的怀抱。慈母准不准我留在家里又当别论。
空间感，距离感，是人生的重要感觉。
童年伙伴中，家住得近的，感情往往也近。
“我们都是桂林街的，你们谁敢动一动？”
“中山路的跟我来，冲啊！”
中山路和桂林街其实紧挨着，一横一竖，呈丁字结构。
当了知青之后，告别沈阳，到辽北山区打柴种地。时局动荡，农事艰辛，生活简陋，苦不堪言。想家时，虽觉得距离远了，但家的范围似乎也大了，不是几间屋子一两条街，而是整个沈阳城！包括公共汽车，包括百货商场，还有公园、电影院、自来水、洗澡塘，总之是漫无边际，逮啥想啥，穷乡僻壤所不具备的城市文明、工业情怀，以及深藏其中的那个家，时不时的，常在脑海中盘旋，萦绕。
那时别的活动不多，就是爱开大会，会上统统摇着塑料皮儿的《毛主席语录》，群情振奋，慷慨激昂，反复发出誓言，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可是，内心却谁也忘不了故乡。“根”是自己慢慢长出来的，说是一下子“扎”到别处，事实上哪有那么简单？私下里，我们不但想家，还悄悄地传唱知青“黑歌”：
我们都是沈阳人，
为什么离开沈阳？
一个窝头一碗菜汤，
时光多么凄凉。
我们都是年轻人，
为什么没有姑娘？
辽河的水轻轻流淌，
不知奔向何方……
返城上班、上学按下不表，咸也罢淡也罢，总归是在自己的老巢。
单说八十年代中期，一纸文书把我从沈阳调到北京。虽是首善之区，毕竟人地两生，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官员进京后，小楼住着，小车开着，秘书伺候着，尚且有为难之事，何况我等布衣人民。昔日华南要员陶铸升迁，荣任中央第四号人物，却叹说，在广东是个西瓜，到北京成了芝麻。若按此思路推算，我将变得无穷小，眼睛瞧不到，指头捏不着。但我仍然是一个人，一个能自己想事的、七情六欲俱全的活人。身居京华，举目东眺，山一程，水一程，心向榆关那畔行，家的距离更远，范围更大，全辽宁、全东北几乎都在我的怀念之中。
这么说，在官本位的国度，似有“充大”之嫌，印象中，彷佛省级或大军区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如此讲话。然而，我的的确确是那么想的，我笔写我思，爱啥级啥级。
再说，北京的群众也向着群众，怕你自卑，也把你往大了看。走在街上，一张口，准有耳音好的北京人不容置疑地说：“你是东北人吧？”十多年了，还没有哪一个这样问：“哎老兄，你是辽宁沈阳桂林街人士吧？”
在现代中国，东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概念。地理上、行政上、军事上可以有华北、西北、西南、东南等等区域之分，但实际生活中老百姓却另有尺度，他们会说你是四川人、湖北人，而绝不会说你是西南人、中南人。惟独我们东北，硝烟里熏万遍，苦水里泡千回，早已凝成了一个血肉整体。东北人，东北话，东北大米东北菜，东北人参东北虎，怎么叫怎么顺口。面对外乡，黑吉辽的省际概念反倒退居其次了。
莽莽燕山，巍巍都城，茫茫人海，声声京腔，偶有乡音入耳，不由得通体舒泰，亲切无比。趋前问家事，客子目灼灼。问足球，问小品，问物价，问年成，问森林火灾，问下岗工友……按说这些从报刊电视上都能获知若干，那也要问，亲耳听乡亲们说一遍更贴切，更踏实。秋风吹不尽，总是白山情。
出了国，放了洋，客子的目光更其灼灼。
第一队第8节 想家（2）
这回连东北都嫌小了，不报号则已，一报号咱就是堂堂中国人。
论文写的是中国，想家想的也是中国，城市想，农村也想，高山想，大河也想，中国不分你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