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漫话-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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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宣公十年，即公元前五九九年。这是《诗经》中最晚的一首诗，在春秋中叶。其余的诗不可考，可能都是东周以后的诗。陈国在今河南淮阳、拓城和安徽毫县一带地方。《陈风》多半是关于恋爱婚姻的诗，这和陈地人民崇信巫鬼的风俗有密切关系。《汉书·地理志》说：“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击鼓子宛丘之上，婆婴于枌树之下，有太姬歌舞遗风。”《宛丘》和《东门之枌》两首诗正可说明陈地的诗风。
十、《桧风》：桧国在西周末年被郑桓公所灭，事见《史记》。所以全部《桧风》都是西周的作品。桧国在今河南密县一带地方。只存诗四首，看不出它的特点。《隰有苌楚》一诗，表现了浓厚的厌世悲观的色彩。十一、《曹风》：《侯人》是写曹共公的事。《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有关曹共公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的记载，僖负羁是春秋晋文公同时人，约当公元前六四〇年左右。余篇不详。曹国在今山东西南部菏泽、定陶、曹县一带地方。也只存四首诗。曹是一个较小的国家，位于齐、晋之间，统治者如曹共公等，生活非常腐化，人民感到悲观失望，这是很自然的事；《蜉蝣》一诗正是它的代表作。十二、《豳风》：《破斧》篇说：“周公东征”，《东山》说：“我徂东山》滔滔不归。”“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它是周公东征士卒在归途中所作的诗。西周亡后，豳地为秦所有。所以《豳风》全部都是西周的作品，是《国风》中最早的诗。豳，亦作邠，在今陕西栒邑、邠县一带地方。
豳地原来是周的祖先公刘所开发的，周是重视农业的民族，所以豳诗多带有务农的地方色彩，除《七月》外，《东山》等诗，也可以看出它的影子。《汉书·地理志》说：“昔后稷封邰，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稿，务本业，故豳诗言农业衣食之本甚备。”这几句话，说出了豳诗的特点。以上是十五国风产生的时间和地区，因为民歌部分是人民的口头歌唱，经过人们的传诵到采集、写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所以对《国风》的创作年代，只能指出它的大致时间。再则古代诸侯常有迁徙、吞并的事，这里只能指出各国大致的区域轮廓。《诗经》虽然经过太师、乐工们的加工删改，但如仔细分析，仍旧可以看出各国不同的特点与风格。《大雅》的大部分诗作于西周前期，其中最早的是《文王》，《吕氏春秋》曾引这首诗，以为是周公旦所作（约在公元前一一〇〇年左右）。最晚的诗，可能是《瞻卬》和《召昊》，是幽王时候的作品。《小雅》各篇产生的时间最长，从西周到东周都有，以厉、宣、幽西周末年的诗为最多。它
最晚的诗，如《节南山》提到“尹氏”，《正月》提到“褒拟”，约当平王初年，即公元前七七〇年左右。《大雅》和《小雅》多半是周王朝大夫上层人物的作品，产生在西、东周的首都镐京（西安）和洛邑（洛阳）。《小雅》中的少数民歌，是用首都声调谱曲的，它的产生地可能在周都的郊区。如《大东》、《采薇》等诗，表现了当地人民的思想感情《周颂》是《诗经》中最早的诗。据后人考证，作于武王、成王、康王、昭王时代大约一百多年间（公元前一一〇〇至九五〇年），都是西周初期的作品，其中以“大武舞歌”的《武》、《賁》、《桓》等为最早。《商颂》即宋颂，是宋人正考父依据商之名颂改写的，用它歌颂宋襄公，是春秋时代的作品。《鲁颂》里的《閟宫》有“奚斯所作”一句，奚斯是鲁僖公时人（公元前六五〇年左右）①————————————————————————① 薛若《韩诗章句》：“奚斯，鲁公子也。言其新庙奕奕然盛，是诗公子奚斯所作也。”段玉裁“奚斯所作解“也证明《閟宫》确为奚斯所作。
《駉》，《毛序》认为“史克作是颂”，史克是鲁襄公时人（公元前五七O年左右）。可见《鲁颂》也是春秋时代的作品《周颂》的产生地在镐京。《鲁颂》产生在春秋鲁国的首都山东曲阜。《商颂》是宋诗，产生在春秋宋国首都河南商邱。
四 采诗说、删诗说和《诗经》的形成从漫漫几百年间流传下来的，在茫茫儿千里中产生出来的，又出自各种各样的男女老少之口的诗歌，是怎样搜集、编订成为一本完整的《诗经》的呢？关于它的来历，首先要明确两个问题：即“王官采诗说”和“孔子删诗说”。一、王官采诗说。《诗经》中的一部分诗是民歌，据古书说，这是周王朝派出专门的官员到各地去采集的。官员的名称，各书不同，如“行人”、“遒人”、“轩车使者。”、“。。 人使者”等；但他们“采诗”的职务是相同的。古书对采诗的制度怎么说呢？（一）《左传·鲁襄公十四年》引《夏书》云：‘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
谏。”杜顶注：“遒人，行令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按《夏书》指逸书《胤征》篇，可证道人的官积，在左丘明以前就有。（二）《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说文》“。，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读与‘记’同”。宋翔风《孟子赵注补正》：“《孟子》：‘王者之迹熄’， ‘迹’当作‘。’。言王国无遒人之官，而诗遂亡矣。后人多闻‘迹’，寡闻‘。’，故改。为迹。”按许填和宋翔凤解释孟子所说的“迹熄”二字，是正确的；采诗遒人官职废止以后，诗歌就没有了，接着就产生《春秋》这一部书。可见孟子也说到遒人的官职。（三）刘歆《与扬雄书》：“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 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 人”就是“遒人”，它和“使者”，“行人。”同实而异名。（四）《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乐，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牅户而知天下。”《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五）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男女有所怨恨，想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本页以下阙）
二、孔子删诗说。孔子删诗说，在汉代以前的书上没有记载。到了汉代，有人认为王官到民间采的诗非常多，现存的《诗经》，不是太师保存的旧本，是经过孔子删订过的。这种说法，始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后来班固继承了司马迁之说，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宋欧阳修更发展了《史记》、《汉书》的说法，归纳出孔子删诗的删章、删句、删宇的三个原则①，顾炎武则进一步为孔子不删“淫诗”作辩护②。可见一般学者，是如何崇奉《史记》、《汉书》孔子删诗之说了。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是汉代的孔安国，他认为古代诗歌决不会有三千多篇，孔子决不会删去十分之九。③孔颖达、朱熹也不赞成删诗说，《正义》说：“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①参见《诗本义》②参见《日知录·说四诗》③参见吕祖谦《吕氏家塾读书记》引
篇多矣。按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朱矗说：“人言夫子删诗，看来只采得许多诗，夫子不曾删诗，只是刊定而己。”“当时史官收诗时，已各有编次，但经孔子时，已经散佚，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见得删与不删。” ①到了清代，学者纷纷起来剖析，证明孔子井没有删诗，只有订正乐调的功绩；可以朱彝尊、赵翼、崔述为代表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孔子在《论语》中常说：“诗三百”，可见三百篇早就是定数，不是孔子删后定的。（二）如果古代真有三千多篇诗，被孔子删去十分之九，那么在先秦古书中一定会提到许多逸诗，但实际上逸诗只有二三十分之一，可见孔子不曾删诗。（三）《史记》上所说孔子删诗只“取可施于礼义”的。现在《诗经》中还保存着的“淫诗”，孔子为什么不删削？逸诗见于《仪礼》的，如《肆夏》、《新宫》，都被王朝所采用，认为“可施于礼义”的，孔子为什么要删削这些合礼的诗？————————————————————————————①朱彝尊《经义考》引。
（四）吴季札到鲁国参观周乐，鲁叔孙穆子让乐工为他唱诗，乐工演奏歌舞的十五国名与风、雅、颂的次序，和今本《诗经》相同，那时候孔子才八岁，不可能删诗。（五）古代外交家常常在宴会上“赋诗言志”，有时让乐工歌唱诗句，借以表达他们的意图、态度，所以他们必定有一个基本相同的本子。如果诗真有三千多篇，当时的士大夫和乐工记不了这么多的诗。（六）孔子自己没有说过删诗的话，只说‘诵诗三百”。删诗之说，是司马迁说的。学者不信孔子自己说的话，却信别人的话。的确，我们研究《诗经》的人，应该信孔子自已说的话。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①孔子对《诗经》曾作核定乐谱的工作，他在“正乐”方面是有功绩的。据赵翼《廿二史劄记·有后人窜入条》的考证，说明《史记》是有后人窜改的地方。关于孔子删诗这一段记载，可能也是后人窜改过的。总之，学者参加怀疑删诗说的论争，理由充足，已经取得胜利，没有什么人再会相信它了。…①《论语·子罕》
孔子删诗说既不足信；那么到底是谁去整理、加工，成为现在这部《诗经》集子呢？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简单地谈谈诗经》中说：“《诗经》虽是搜集既成的作品而成的集子，但它却不是把既成的作品原样地保存下来。它无疑是经过搜集者们整理润色的。《风》、《雅》、《颂》的年代绵延了五六百年。《国风》所采的国家有十五国，主要虽是黄河流域，但也远及子长江流域。在这样长的年代里面，在这样宽的区域里面，而表现在诗里的变异性却很少。形式主要是四言，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音韵差不多一律。音韵的一律就在今天都很难办到，南北东西有各地的方言，音韵有时相差甚远。但在《诗经》里面却呈现着一个统一性。这正说明《诗经》是经过一道加工的。”郭先生的愈见非常正确。为什么呢？因为古书中记载的逸诗，多半是长短句，如《左传·昭公十二年》的《祈招》：“祈招之倍倍，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再看陈第的《毛诗古音考》及江有浩的《诗经韵读》二书，足够证明《诗经》的用韵完全是统一的，不带地域性的色彩。但是加工者是谁？先秦史传没有直接确实的记载，
无法证实。我们只能从诗歌的保存者和诗歌和乐舞的关系这两点去探索，认为对诗歌进行整理和加工的还是以太师和乐工们为最有可能。《国语·鲁语下》：“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正考父是春秋朱国的大夫，商之名颂，即《诗经》中的《商颂》（现在只存五篇），有人解释校为“校对”，就是正考父觉得保存在宋国的商颂，可能有错字或残缺，到太师处去校对一下，或者到太师处校正乐调。有人解释校为“效”，效是献的意思。这说明正考父自己作了十二篇《商颂》献给周太师。不管如何解释，都够证明周太师是当时诗歌的保存者。《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这是历史上著名的故事。他为什么统称风、雅、颂为“周乐”呢？因为每篇诗歌都有乐调，是由周太师配乐、保管的。《礼记·王制》的“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记载行人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乐”。可见太师确是掌管当时诗乐的王官。《周礼·春官》有“太师教六诗”，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的话，可见乐官不但是诗歌掌管者，而且还要承担教学诗乐的工作。从上看来，太师和乐工们可能就是诗
歌的整理和加工者，其中包括民间歌谣、文人创作以及庙堂乐章。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对此作过一番总结性的解释，他说：“春秋时，各国都养一班乐工，象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使巨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算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谏、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大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亡失；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他的解释，虽合《诗经》成书的历史情况，但不够全面。朱先生只说各国的太师和乐工是搜集和保存诗歌的专员，而忘记提周王朝的太师和乐工，他们是《诗经》和周乐的编订和保存的主要人物。高亨先生在《诗经选注》中说：“周王朝的领主为了充实
音乐，为了祭祀鬼神，为了夸耀功业或别种目的，作成诗歌，交给乐官。《周颂》里应该有些诗篇是出于这个来源。第二，王朝乐官为了给领主服务，尽到他的责任，留心搜集诗歌，《小雅》、《大雅》及《王风》里应该有些诗篇是出于这个来源。第三，诸侯各有乐官，掌管他本国的诗歌，诸侯为了尊重王朝，交换音乐，派人把乐歌献给王朝。《王风》外的十四国风及《鲁颂》、《商颂》里，应该有些诗篇出于这个来源。……通过上述的三个来源，诗歌集中在周王朝乐官的手里，并逐渐地增加起来，前后经过五百多年乐官们的编选，才算完成了这部书的编辑工作。”高先生根据古书关于乐官的记载，叙述《诗经》编订成书的过程，突出周王朝乐宫的主导作用，是符合当时历史情祝的。我以为《诗经》中的民歌，是王官到民间采来的。贵族文人的创作和祭祀燕飨乐歌，是公卿列士献的，保存于官府，都是由太师所掌管。到了春秋时代，诸侯间交际频繁，一般外交家为了锻炼自己的口才，加强他们外交的辞令，常常引用诗歌的章句，来表达本国或自己的态度和希望，使其语言含蓄婉转而又美丽，形成当时上
层人物学诗的风气，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周诗可能即在春秋士大夫训练口才的普遍要求下，乐官不断地加工配乐，逐渐地结成了一本教科书。《左传》和《国语》是春秋时代最可靠的史料，据后人统计，《左传》中引诗的句子，约有二百五十条，百分之九十五的诗都见于《诗经》，可见春秋时已有固定的教本了。
五 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上面说过，《诗经》原来的分类，是古代乐师适应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