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_2-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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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向往新的活动舞台
华成义塾因办学经费缺乏，遇到了很大困难。
义塾的学生还不到100名，但是，从当时独立军的情况来看，就连保障这些学生的给养也是不容易的。
主管义塾的正义府，无力提供足够的经费。正义府设有行政、军事和民事三个机构。这个相当于一个国家机构的大框架，靠从老百姓那里募捐的军费来维持，所以它不可能慷慨地提供义塾的经费。
华成义塾当局为了解决经费的困难，组织学生定期进行学校经费募捐工作。学生们以20名为一组，先回各自的中队去拿武器，然后走遍正义府管辖的地区，募集捐款。每期两个月，到期就同另一个组换班。
这样募集的捐款，没过几个月就用光了，所以又上吉林去向正义府伸手要钱。
有一次，崔东旿塾长为解决准备过冬的经费，派一名塾监到正义府总部去了。可是这位塾监空手回来，大骂三中队长是个大坏蛋，说他把准备给华成义塾的钱，全部挪用在自己的婚礼上。他挥霍无度，一连几天大摆酒席，请全村人来吃，这还没吃完，又请邻村的人来吃。
我听了，气愤不已。
正义府金库里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老百姓为了光复祖国，省吃俭用，一点一滴地积攒下来，作为军费捐献的。我国人民，向来就是打几双草鞋去卖几分钱，也一定交军费的安分的老百姓。
看来，三中队长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里。他身为中队长，竟敢作出如此卑鄙的行为，可见他利令智昏到了何等程度。
负有手持武器与敌人展开血战使命的一个指挥官，竟如此肆无忌惮地进行贪污，这是一个说明独立军上层集团正在蜕化变质的证据。
“乙巳条约”后，有个义兵长听到崔益铉指挥的淳昌义兵败北的消息，集结几百名义兵，在全罗道一带开展了积极的活动。但当这个义兵长听到自己的部下有掳掠百姓财物的行为时，便大失所望，长叹不已，最后解散了部队，进山遁世隐居去了。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知道，这个义兵长把侵害百姓的行为当作多么大的耻辱和罪恶。
三中队长的恶行，可以看作是侵害人民的罪行。
我在临江的时候，曾见过有几个独立军队员渡江到朝鲜去，抢来了农民的一头牛，受到人们谴责的事情。那几个队员所属部队的指挥官来到我家，受到了我父亲的严厉批评。
当时，独立军为募集军费，到他们管辖的朝鲜人居住区去的时候，那个居住区的负责人就给每一家摊派任务，指定哪一家出多少钱、哪一家交多少粮，居民就照此交钱出粮，以作军费。对贫苦农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负担。
然而，独立军闭眼不看这种情况，想尽办法收取更多的钱。他们各自划定自己的管辖区，还拼命地扩大管辖范围。有的独立军部队，甚至拦路抢劫友邻武装团成员募捐来的资金。
大小武装部队都竞争地搜刮人民的钱财。他们把老百姓看作是纯粹的纳税人，看作是供他们花钱、吃饭、住宿的侍从。
他们的这种行径，与过去封建社会的官僚是毫无两样的。
朝鲜的封建统治者头戴玉冠，高坐宫阙，专门炮制榨取人民血汗的新税法，残酷地剥削老百姓。
封建政府建设景福宫花费了大量资金，他们为了填补这笔钱，甚至制定出了门税（通行税）。如果他们用这样搜刮来的资金去盖一所大学或办一座工厂，后世人也许会谢他们一声。
华成义塾的进步青年们看到中队长如此腐化堕落，一个个慨然长叹说，独立军也快要完蛋了。然而，他们也只是加以非难和慨叹罢了。如果是现在这样光明的世道，军民就会大造舆论，把他告到法院去，或者交给群众审判，狠狠整治他的。但是，那时候没有什么法律，军纪又松弛，没有办法整治他。
正义府虽有主管民事的机构，但它有名无实，只把交不出军费的百姓抓去打屁股，对中队长这种人的违法行为却装聋作哑，只当不知道。他们的法律，留了一个专供上层人物通行的狗洞。
我决心借这一事件，给独立军和所有独立运动者狠狠地敲一下警钟。可是，这个警钟怎样敲才好呢？
崔昌杰主张马上选出学生代表去找独立军部队，从一中队到六中队，向每个中队提出抗议。
有些同学提议，要写文章登在正义府发行的《大东民报》这样的报刊上，揭露独立军的官僚行为。能这样，当然好。但问题是，与三中队长不相上下的正义府总部，以及其他中队长和报刊编辑人员，会不会允许登这种内容的文章。
我提议说，不要用没有把握的方法去拖延时间，而要写一份声讨书发到独立军各中队去声讨他们。同学们都支持这个意见，并让我写声讨书。
这份声讨书，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后，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第一次批判。
因为是头一次写声讨书，总觉得没有全部反映出想要说的话，但同学们都说写得好，便送给金时雨，要他转给正义府的通信员。此后，声讨书经通信员的手很快就送到各中队去了。
声讨书一发出去，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用军费办婚礼的当事人自不用说，连不容任何人触犯其自尊心、非难其正义府的吴东振，也从声讨书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第二年初，我在吉林上学时，吴东振跟我提起那篇声讨书的事。他说，当时他在六中队，同那些聚在那里的中队长和小队长一起看了那篇声讨书。
他说：
“我看了声讨书之后，严厉地追究了三中队长的问题。本想撤他中队长的职。就是这号人，给我们独立军丢尽了脸。”吴东振虚心承认独立军上层人物正在蜕化变质，他为无法扭转这个局面而感到痛心和焦虑。
吴东振亲眼目睹和亲身感觉到独立军正在堕落变质，却束手无策，只好袖手旁观的时候，他是怎样抑制了自己火爆性格的呢？
我听了吴东振的话，认识到独立军的腐败不仅是我们年轻一代为之苦恼的事，而且也是有良心的民族主义者都感到苦恼的事。
然而，用一张声讨书来防止独立军在政治、道德上的堕落，是根本不可能的。
独立军在走着越来越不能自拔的自我毁灭道路。代表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主义军队－－独立军，不可能有别的命运。
在粗暴地对待群众，加重人民群众经济负担方面，华成义塾的学生也和独立军相差无几。他们去参加募捐工作，就走遍管辖区各地，竞相搜刮人民的财产和粮食。
对那些不大愿意捐献的人家，他们百般刁难，骂他们缺乏爱国心，无视独立军，硬逼他们交出东西。如果实在没有可交的，就是猪或鸡之类东西，也非交出不可。
在学校里，他们还挑剔伙食，说什么尽给小米饭吃啦，副食又如何如何啦，大发牢骚。有一天，某个学生在宿舍食堂吃晚饭，看到小米饭和白菜干熬的汤，就发牢骚说，为什么伙食这么差，最后竟和食堂舍监黄世一吵起嘴来了。黄世一舍监工作做得非常认真。但是，学生们只要伙食质量稍差一点，就骂舍监不会办事。
解放后，我在义州见到当时做郡人委副委员长工作的黄世一，一起回忆过华成义塾时期的事情。那时他笑着说，他吸取华成义塾时期的教训，下乡去时从不挑剔伙食。
我在华成义塾时想到，那些嫌小米饭不好吃的人，毕业后参加独立军仍会挑剔伙食的，这种人最后必然会变成为富不仁、官迷心窍的卑鄙龌龊的人。
问题是这种人两年后就要成为军官，去指挥独立军的中队和小队。他们连吃小米饭都挑三拣四，还会有不怕饿死的决心吗？对这样的军队，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呢？
在我心中对以独立军运动力中心的整个民族主义运动所感到的失望和对华成义塾的教育所感到的幻灭日益加深。华成义塾不能满足我的期望，我也无法满足华成义塾的期望。华成义塾不能成为我所期望的那种学校，同样，我也不能成为华成义塾所希望的那种学生。我对华成义塾的不满和华成义塾对我的不满，成了正比例。
我越倾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思想，就越脱离华成义塾的教育；与华成义塾的教育脱离得越远，就越陷入无法解脱的苦闷境地。我想到，离开华成义塾，是不是意味着我背弃保送我到这里来的那些人的信任，违背把我的将来委托给他们的我父亲的心愿？吴东振跑几百里路来参加我父亲的葬礼，安慰我，还给我路费送我上义塾。当我到了义塾时，金时雨、崔东旿、康济河先生还给我斟酒表示欢迎。我想到他们，心里确实感到内疚。
要想对这些人恪守信义，我就应当忍住自己的不满，热心接受华成义塾的教育。只要我忍气吞声，学完两年后分配到中队去，和和气气地过上独立军的生活，就能在这些人面前保住我的体面。再说，也没有因为过独立军的生活而不能研究新思想潮流，不能扩大“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基础的道理。
但是，为了体面而同自己认为保守的义塾教育虚与委蛇，对付着过日子，是不可想象的。我不愿意用这种方法同旧教育进行妥协。
那么怎么办？是回家去把叔父的药房接过来照料家务呢，还是到沈阳、哈尔滨或吉林这样的大城市去升学？
我经过这样错综复杂的苦思冥想，终于决定退出华成义塾，到吉林市去念中学。我之所以离开桦甸，选定吉林市为我命运的又一个停车站，是因为这个城市在满洲地区是一个汇集很多朝鲜反日独立运动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重要政治中心。正因为如此，朝鲜人称吉林市为“第二上海”。在中国关内，上海是朝鲜革命者的集结地。
我要冲出桦甸这个狭窄的天地，走向广阔的舞台，把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立迈出了第一步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更高的水平上积极开展起来。
这就是我在华成义塾辍学的主要原因。
我在华成义塾学了半年后辍学到吉林市去，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果断的决定。如果说还有第二次果断的决定的话，那就是南湖头会议后组建一个新师时，烧毁“民生团”档案的事情。
我现在也认为，那时我果断地退出华成义塾，到吉林市去深入到青年学生中去是做得对的。如果我没有及时离开华成义塾，而在那狭窄的圈子里泡下去的话，那么，后来推动朝鲜革命急剧高涨的所有进程，就必然会被相应地推迟很长时间。
我一说要退学，要到吉林市去，“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员都表示惊疑。我对他们说“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既然成立，就应当把这个组织扩大到各地，广泛宣传它的宗旨。蹲在华成义塾里，什么事也做不成。上这种学校不会有多大意义。我走了以后，你们也要找好机会，到独立军部队或其他有利的地方去，扩大“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组织，深入到群众中去。大家都是组织的一员，无论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要受组织的统一领导。我还和几个同学约好日后在吉林市会面。
就我退出华成义塾的问题，我已经和金时雨谈过。
“这件事我准备回家后也讨论讨论，我到华成义塾来学了一段时间，觉得不怎么如意，我虽然没有钱，可是很想到吉林市去上中学。您看，怎么办好？”
我这么坦率地一说，总管显出十分遗憾的样子，但他并不反对我从义塾退学。
“你有这种想法，我就和朋友们商量后给你介绍吧。人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牛车嘛。你既然不喜欢华成义塾这个牛车，就该坐你自己的牛车嘛。”在我到华成义塾来时，比谁都高兴、比谁都热情欢迎我的金时雨，居然这样大方地表示理解，我顿时感到心里轻松多了。他还说，你辍学要走，也要向崔东旿塾长打个招呼，别让他伤感了。回家看看母亲后上吉林市去的时候，一定要来见我。
说服金时雨，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然而，与崔东旿塾长的告别却伴随着痛苦的离别。一开始先生很生气，对我谈了半天心中的不悦。后来他愤慨地说，男子汉理应矢志不渝，而你却要中途退学，像话吗？你说你辍学是因为义塾的教育不合你的意，那么我问你，在这动乱的岁月里，哪里有投万人所好的学校？他吵了一通，索性背向着我，朝窗口转过身去了。
他朝窗外飘雪的天空呆呆地望了一阵，说道：
“成柱！如果这是像你这样有才华的人所不喜欢的学校，那我也要退出这个义塾了。”
先生的这句像炸弹爆炸一般的话，使我不知如何是好，只是默默无言地站着没动。我心想，对学校的教育如何如何，我当面讲了我的看法，这对塾长先生是不是太苛刻了？
片刻后，崔东旿先生镇静下来，走到我身边，把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肩上，说：
“只要是争取朝鲜独立的主义，不管它是民族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我不计较了。不管怎么样，你可一定要成功啊。”
先生走到操场，还用很长时间给我讲了许多对生活有教益的话。雪花不住地飘落在先生的头上和肩上。
从那以后，我每当想起塾长先生在大雪纷飞的那天给我送行的情景时，就深深地后悔那天的过失：没给先生掸落他肩上越积越厚的雪花。
30年后，我和崔东旿先生在平壤偶然相遇，十分激动。我是首相，先生是旅北促进和平统一协议会的干部，但我们这次重逢，毕竟还是导师和弟子之间的重逢。在桦甸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在这块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取得了胜利的大地上，开出了社会主义之花。
“说到底，那时候，成柱首相还是对的。”
先生微笑着叫出了我儿时的名字，这顿时使我回忆的双翼追溯着几十年前的岁月，飞到了华成义塾雪花飘落的操场。
这位在曲折波动的政治生活中度过了一生的年迈导师，用这既无任何说明又无任何注释的短短一句话，结束了30年前同我的对话。
对我中途退出华成义塾一事，我母亲也表示支持。母亲刚听到我退学时，变得极为严肃，但听到我辍学的理由，就放下了心。
“你总在为学费操心。一个人，要是因为没有钱而委靡不振，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学费，我无论如何一定供给你，你要一心扑上去实现你的大志。
你既然决心走新的道路，就应该迈开大步走。”母亲的话，对怀着新的抱负回到抚松来的我，给了很大的鼓舞。
我回到抚松，看到许多我小学时期的同学，他们因家境困难，没能上学，蹲在家里，不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走。我决心帮助他们觉醒起来，引导他们走革命的道路。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不久，我有决心让它的根向四面八方伸展，所以我总要做些什么工作，不作点什么工作就待不住。
我为了用先进思想教育少年儿童，引导他们走革命道路，组织抚松及其附近的爱国少年建立了新日少年同盟。那是1926年12月15日。新日少年同盟，名副其实，是为迎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的新日，迎来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光明的新日而奋斗的共产主义少年组织。
新日少年同盟的成立，是扩大“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活动范围的重要契机。少年同盟提出的口号是豪壮的。那时候，我们提出了为争取朝鲜的解放和独立而斗争的口号，提出了为实现这一口号，学习先进思想，向广大群众积极宣传和解释先�
